在今天的所有史書裏，對那段曆史，幾乎全是眾口一詞，如下表述。
光緒二十一年，公元一八九五年，在以中國完敗為結果的甲午戰爭結束次年，康有為、梁啟超赴京參加會試。此時，李鴻章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割讓遼台，賠款兩億兩白銀的消息傳來，康有為以學生領袖姿態，召集十八省參試舉人共一千三百餘人，集體抵製這一喪權辱國的條約簽訂。康有為親自起草了長達一萬八千餘言的請願書，集體上書建議光緒皇帝，“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這就是曆史上有名的“公車上書”。
這次會試，康有為喜中進士，被任命為工部主事。同年五月，他又向光緒上書《為安危大計，乞及時變法，富國養民，教士治兵，求人才而慎左右，通下情而圖自強，以雪國恥而保疆國呈》，提出雪國恥、求自強的方略。光緒讀到後，“覽而喜之”，於是決定起而變法。
同年六月，他第四次上書清帝，名為《為變通善後，講求體要，乞速行乾斷，以圖自強呈》，提出變法綱領。由之，康有為成為維新運動的領袖。
公元一八九七年十二月，聞聽德國人占領膠州灣後，康有為赴京，第五次上書《外釁危迫，分割洊至，急宜及時發憤，革舊圖新，以少存國祥呈》，提出“圖保自存”三策，並明確“君主立憲”的政體思想。
在與李鴻章、翁同龢、榮祿等大臣約談後，康有為又連續作《上清帝第六書》、《上清帝第七書》，向光緒帝提出變法綱領，同時呈送《日本變政考》和《俄大彼得變政記》，介紹國外變法經驗。這之後，康有為在京倡興“粵學會”，福建、四川、直隸、陝西、湖南、浙江、江西、雲南、貴州各省相繼成立此組織，變法呼聲響徹全國。
維新誌士、帝黨集團和洋務派官員結成同盟，形成了一股頗具聲勢的改革勢力。
站在時代洪流中，思想先驅康有為“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萬眾矚目。其一言一行，都左右著這個風起雲湧的大時代。
公元一八九八年，列強瓜分中國已到瘋狂地步，繼德國強占膠州灣，沙俄又索要旅順、大連，法國也索要廣州灣，英國更是索要九龍。已感覺走投無路的光緒帝，終於下定決心實行變法。他表示，不做亡國之君，不變法寧願退位。
六月十一日，光緒帝下詔“明定國是”，宣布在全國變法。六月十六日，康有為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見到光緒帝。康有為被任命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行走，同時獲得他自稱的“專折奏事”權力。通過這條綠色上書通道，他成了光緒帝的政治顧問，並實際操控了整個維新運動。
從遙遠的南海邊一步步走來的康有為，終於意氣風發地進入了新時代，走到中國曆史舞台的中央。
“戊戌變法”隨之全麵展開。
光緒根據康有為等維新派建議，在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領域，進行了大刀闊斧的係列改革：廢除八股，改革考試製度；設立新式學堂，提倡西學；獎勵發明，鼓勵辦報，準許人民向皇帝上書；改革財政，編製預算；興修鐵路，開礦產，辦郵局，撤驛站，獎勵工商業，新法練兵，改訂規章製度，裁撤冗官，精簡機構。
此時大清呈一派革故鼎新的欣欣向榮之意。但是，以康有為為首的維新黨，言論過於激進，行為過於急躁。比如，康有為甚至說出“殺幾個一品大員，法即變矣”這種犯大忌的話。這使得本來可以成為變法派盟友的溫和派紛紛被得罪，變法失敗已經是必然的結局。
最後，被觸怒的西太後遂密謀廢黜光緒帝。深感不安的光緒帝，在九月十三日交給楊銳密詔，要康有為和“四卿”設法營救自己。九月十八日，又托林旭帶出密詔，要康有為以籌辦官報名義，迅速離開北京，前往上海。九月二十一日，慈禧發動政變，囚光緒於瀛台，隨後殺害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曆時僅一百零三天的“戊戌變法”，以徹底失敗而告終。
一度叱吒風雲的康有為倉皇出逃，自此流落海外。
八。
時光之河在緩緩地流。
它可以洗刷記憶，模糊細節，卻也可以將漂在水麵的浮漚與泡沫衝走，將曆史的真實沉積在河床之上。
當“戊戌六君子”血濺北京菜市口之時，康有為正在於殘陽滴血中逃往香港的路上。自此，他隻身亡命海外，高舉保皇旗幟，在愛國華僑與留學生中開展了“尊皇斥後”、“興師勤王”的活動。繼公元一八九九年在加拿大成立保皇會之後，數年之間，這一組織迅速發展壯大，會員達數十萬人，遍及全球一百七十餘處。
此時，其他置身變法曆史現場的人已經紛紛倒下，這使得康有為獲得了對曆史的唯一解釋權。在世界各地慷慨激昂地散發宏論的康有為，所到之處，鮮花頻撲，掌聲如雷，萬民景仰。他的聲音也在無形中漸漸被放大，他成了那場偉大變革中可歌可泣、當之無愧的精神領袖。
現在通行的曆史書對“戊戌變法”的描述，以及對參與其間人物的認定，基本上就全來自康有為所寫的《我史》（也即《康南海自編年譜》），及署名為梁啟超的《戊戌政變記》。這兩個文本，第一次對維新運動進行了整體描述，而且確立了以康有為為領袖、以康氏政治活動為主線的曆史敘述框架。
然而，康有為的自編《年譜》，卻被越來越多的人看出矛盾重重，破綻百出。
康有為自道：“此書為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前作，故敘事亦止於是歲，門人羅孝高不知從何得之，蓋戊戌抄沒，落入人間，而孝高得之也。更甦年七十識。”據此所知，《我史》寫於公元一八九五年，其中關於公元一八九六至公元一八九八年的內容，應該為公元一九二七年他流亡日本時續補。
問題來了。
乙未年時康剛中進士，一個三十七歲剛剛踏上仕途的年輕人，就開始編寫自己的年譜，對自己進行回顧性總結，這不合常理。更何況這年他政治活動頻繁，哪裏有閑暇做這個活計呢？
更讓人眼鏡大跌的是，《我史》中關於乙未年以前的記敘內容，卻大量出現此年之後才發生的事情。
如在“光緒九年癸未”一條，他記此年在南海創不纏足會情形後，繼續寫道：“戊戌七月，吾並奏請禁纏足矣……二十年皆不敢必其行者，而今竟行之。”公元一八九八年的戊戌之事，怎麼能在公元一八九三年就寫出？
還比如“光緒十四年戊子”一條，他記錄代屠仁守草折建議修築清江浦鐵路事。公元一八九七年才發生請築津鎮鐵路事，怎會在戊子年就有記錄？
在《我史》中，康有為說《大同書》寫於公元一八八四年，“吾年二十七，感國難、哀民生”而作，而據上海博物館後來發現的《大同書》原稿，此書撰於公元一九〇一年至公元一九〇二年；康有為自稱其《禮運注》撰於“光緒十年甲申冬至日”，而康氏是在遇到廖平後才開始研習今文經學，是在公元一八九〇年之後，且《禮運注》中明顯借用了嚴複所譯的《天演論》中的思想，而《天演論》則發表於公元一八九七年。
這種顛倒歲月、自相矛盾、邏輯衝突之處，在康有為的《我史》中比比皆是。據此，人們不能不對康有為的自言其史、自說自話疑竇叢生。
針對發生在公元一八九五年的“公車上書”，人們也紛紛質疑。
勘驗今日所留的史料，最先起而攻擊《馬關條約》的，不是參加會試的舉子上書，而是清廷政治高層發動、京官組織的上書活動。台灣巡撫唐景崧、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等官員都積極參與其中。其中，封疆大吏電奏反對簽約者超過半數，翰林院、總理衙門、國子監、內閣、六部官員皆有大規模聯名上書。在他們的感染和帶動下，赴京參加完會試，等待發榜的各地舉人才紛紛上書。
而且按清製，舉人上書皇帝，隻能由都察院代呈。從四月三十日起，都察院每天都代奏大批舉人上書。康有為在《我史》中稱，都察院拒收他的上書那天是五月二日，而據檔案所錄，當日，都察院代奏了七省舉人的八批上書。斷斷續續的上書活動一直持續到五月八日，總簽名者達一千五百人。
如此，康有為在《公車上書記》中所言，“五月二日，由康、梁二人帶領，十八省舉人與數千市民集‘都察院’門前請代奏”，上書被都察院拒絕，便是一段徹頭徹尾的謊言。真正的事實是，康有為在當天聞聽自己中進士後，出於自保，他根本就沒有遞交上書。
史學家薑鳴在其《天公不語對枯棋》中就此指責康有為說：“在他身上，既有關心國家命運，希望變法圖強的強烈願望和奮不顧身地投入現實運動的實踐精神，又有急功近利、虛榮自負、狹隘偏激的性格缺陷，這就是曆史給予中國的不成熟的改良維新運動的領袖形象。”
逃到海外保皇勤王的康有為，一直以身負光緒帝大任自炫。他向華僑與留學生堅稱，當慈禧對光緒處理禮部六堂官的做法提出嚴厲批評後，光緒帝感到形勢不妙，於是在次日召見軍機章京楊銳時，發出密詔。詔文是。
朕唯時局艱難，非變法不足以救中國，非去守舊衰謬之大臣而用通達英勇之士，不能變法。而皇太後不以為然，朕屢次幾諫，太後更怒，今朕位且不保，汝康有為、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可妥速密籌，設法相救。朕十分焦慮，不勝企盼之至。特諭。
令康有為想不到的是，楊銳死後，其子楊慶昶趁扶柩出京的機會，將光緒密詔秘密帶出京城。宣統元年，他將密詔交給攝政王載灃。密詔原文於是公之天下。
近來仰窺皇太後聖意，不願將法盡變，並不欲將此輩荒謬昏庸之大臣罷黜，而用通達英勇之人令其議政，以為恐失人心。雖經朕屢次降旨整飭，而並且隨時有幾諫之事，但聖意堅定，終恐無濟於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諭，皇太後已以為過重，故不得不徐圖之，此近來之實在為難之情形也。朕豈不知中國積弱不振，至於阽危，皆由此輩所誤；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將舊法盡變，而盡黜此輩昏庸之人，則朕之權力實有未足。果使如此，則朕位且不保，何況其他？今朕問汝：可有何良策，俾舊法可以全變，將老謬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而登進通達英勇之人，令其議政，使中國轉危為安，化弱為強，而又不致有拂聖意？爾其與林旭、劉光第、譚嗣同及諸同誌妥速籌商，密繕封奏，由軍機大臣代遞，侯朕熟思，再行辦理。朕實不勝十分焦急翹盼之至，特諭。
康有為偽造密詔的馬腳於是露出。
對比兩份詔書不難發現，在康有為偽造的密詔裏，他不僅將自己的名字加了進去，而且赫然列於“軍機四卿”之首，以示自己在變法中處於核心位置。同時，在這份偽造的密詔裏，光緒帝的口吻，已然是與慈禧決裂，危機之中要眾人“設法相救”。而真正的密詔，雖然表現出了光緒的憂心和不安，但他隻是向“四卿”谘詢“良策”，而且加上了“不致有拂聖意”，是以不惹慈禧不高興為前提。
密詔經康有為篡改，意思大變。慈禧，也從此完全站在了“戊戌變法”的對立麵。
而真正的事實是，這年九月十七日，光緒下了一道讓康有為離京的聖旨：“工部主事康有為前命其督辦官報局，此時聞尚未出京，實堪詫異。朕深念時艱，思得通達時務之人，與商治法，康有為素日將求，是以召見一次，令其督辦官報，試以報館為開民智之本，職任不為不重，現籌有的款，著康有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遷延觀望。”
按康有為本人說法，光緒帝因感到形勢緊迫，出於保護康有為之心，才發出此諭。但對比日期後就不難發現，康又在撒謊。此時的康有為因全然不顧，急切冒進，已惹得慈禧對變法陣營十分惱怒，光緒遂攆康出京，目的是出於討好並妥協於慈禧太後。
在整個維新活動中，康有為的實際地位，也遠不是他自己濃墨重彩所描繪且因此被寫進今天曆史課本中的那樣高大，那麼重要。整個變法前後，他隻被光緒帝召見一次，官職也僅僅是總理衙門章京行走，其在光緒心中之位置與變法中之作用，由此可見。而且，領導變法的“軍機四卿”中，隻有林旭、譚嗣同與他比較接近。
康有為自己宣稱的“戊戌變法”理論基礎《新學偽經考》、《孔子改製考》，實際上除了康門弟子和極少數人之外，在當時幾乎受到了所有人士的集體反對。變法進入到第三十七天，在許多官員的建議下，光緒便下令將康有為書中關於“孔子改製稱王”之處全部刪去，同時下令印發另一改革思想家馮桂芬的《校邠廬抗議》和張之洞的《勸學篇》。
後兩本書，才是“戊戌變法”的理論根據。十九世紀後葉中國維新思潮的種子，不是由康有為，而是由馮桂芬播下的。
更讓人難以理解的是，逃到海外、口口聲聲說握有光緒帝衣帶詔、一心要保皇勤王的康有為，難道不清楚他在海外公布密詔內容，將皇帝與太後之間的矛盾公開，會給被慈禧囚禁的光緒帶來什麼後果？但康有為公然捏造了一份密詔，就這樣做了。可見光緒帝的安危，他是無視的。其言之鑿鑿的保皇，隻是為達到自己陰暗政治目的而舉的一個幌子而已。
正是在康有為編造的係列謊言中，不僅光緒、譚嗣同等事實上的維新主角隱身為配角，而且慈禧也永遠背上了反對變法、頑固守舊的惡名，曆史被徹底改寫。公元一九一〇年，當光緒交給楊銳的密詔公布之後，資政院議員陳寶琛上《請宣布楊慶昶所繳景廟手詔並昭雪戊戌冤獄折》，指出：“幸而楊銳奉有先帝手詔，於孝欽顯皇後顧念人心、慎重變法之至意，與先帝承誌不違、委曲求全之苦心，皆已昭然若揭。”
陳寶琛想據此為曆史還原一個真實的慈禧與光緒，然而，被康有為有意攪渾的濁水中，已經永遠辨不清他們的各自模樣了。
九。
吳昌碩曾受請為康有為刻過一方印章。鈐文是：“維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遊遍四洲，經三十一國，行六十萬裏。”
他的出走之路很長。但一路上極為舒坦，也極為風光。與孔子淒惶蹭蹬的遊曆列國之路不同，康有為曆時十六年的出走生涯也太滋潤了，與其說是亡命天涯，不如說是遊玩世界更為準確。
他慷慨激昂，揮斥方遒，所到之處，都獲得了對災難中的祖國深切關心的海外華人的熱烈歡迎。康有為不僅贏得了廣泛輿論支持，更獲得了巨大的財源支援。
更可笑的是，這位號召支持中國變法、宣揚男女平等的政治家，一路在世界各地購置豪華花園別墅，一路迎娶著不同的妙齡少女。
辛亥革命後，康有為於公元一九一三年回國，他又搖身一變為他先前批判的對象，熱衷於尊孔複辟，反對共和。
公元一九一七年，張勳率領著他的辮子軍出現在北京，將已經遜位的溥儀再次擁上皇位，一個已然死去的王朝借屍還魂。一幫蒼蠅逐臭的遺老遺少雲集京城，作為張勳的軍師的康有為，是其中最活躍的一個。
袁世凱被迫下台後，康有為無視曆史發展車輪，公然發表《為國家籌安定策者》,倡言複辟，為清室搖幡招魂。
昔日的弟子梁啟超為此怒不可遏，發表通電斥責其師：“大言不慚之書生，於政局甘苦，毫無所知。”
公元一九二七年三月八日，康有為七十大壽。已經與之徹底決裂、反目為仇的昔日弟子梁啟超，可能感覺到了老師的來日無多，撰寫了純係安慰性質的《南海先生七十壽言》，並奉上壽聯。
述先聖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齊，入此歲來年七十矣；奉觴豆於國叟，致歡忻於春酒，親授業者蓋三千焉。
一生以聖人自認的康有為，對此自然會撚須微笑。更讓他萬分高興的是，被趕出紫禁城的溥儀題贈“嶽峙淵清”匾額給他，並贈送玉如意一柄。感激涕零的康有為寫下《謝恩折》，並且石印千份，分贈到場賀客。
到死，他都不忘前朝皇恩浩蕩；至死，他仍活在自吹自詡之中。
宴會上，康有為還收到一副特別的賀壽聯，作者是章太炎。聯文為：“國之將亡必有；老而不死是為。”章太炎取《左傳》中“國之將亡，必有妖孽”，《論語》裏“老而不死，是為賊”兩句，各刪一兩字，暗罵康有為是妖孽老賊。
一語成讖。短短二十幾天後，康有為在青島暴斃，七竅出血而死。
這個集狂妄自大、明哲保身於一體，共磊落使氣、陰謀經營於一身，為曆史製造迷霧，同時又把自己置於曆史迷霧中的一代風雲人物謝幕了。
回望他的背影，他是積極倡導變法的先行者，還是頑固守舊的封建餘孽？是清末今文經學的宗師，還是篡逆儒道，斷送今文經學的狂徒？
“縱橫宙合霧千重”，這是康有為的詩，用來寫照他的一生，頗為合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