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烏雲壓頂，狂風怒作，飛沙走石，屋瓦紛起，劇變的天象會提醒人們，緊閉門窗，趕快躲避，因為一場暴風雨即將來臨。
如若陽光和煦，雲淡天高，日麗風清，慵懶地躺在金色沙灘之上，享受著愜意假日的人們因沒有天氣的征兆，將永不會知道，一場可怕的海嘯正從不遠處向這裏急遽撲來，災難驟至。
當曆史步入十八世紀，身置“康乾盛世”的中國人，視國力孱弱、科技落後、兵備鬆懈、吏治腐敗等等於不顧，隻是一味地自我陶醉在天朝大國、民豐物阜的精神幻境之中。而此時，列強的鐵甲兵艦已經起航，他們齜開獠牙，正向自大而臃腫的東方撲來。
在這充斥著麻痹與懈怠、醉生和夢死的沙灘上，有兩個人卻無比清醒。他們站在人群的高處，以超越時代的政治敏感，提前捕捉到了潛在的凶訊，並起而驚呼，大聲向國民呐喊：颶風就要來臨，大廈岌岌可危！
在列強將至、國運日衰的風起雲湧的曆史大變動前夕，他們敏銳地覺察到了中國社會存在的種種危機，倡言革新求變，強調經世致用，主張個性解放。因之，黑暗而沉悶的中國思想天空透出了第一絲光亮，近代中國思想史的序幕陡然被拉開。
梁啟超在《論中國學術變遷之大勢》中說：“數新思想之萌蘖，其因緣不得不遠溯龔、魏。”
龔，即龔自珍；魏，則魏源。
一。
康乾盛世，至今仍然是影視劇導演們的魂牽夢縈所在。很少直接閱讀史書的大眾，則嚼著這類垃圾食品來汲取他們貧瘠的曆史營養。於是，“康乾”便在大眾的腦海中真正“盛世”了起來。
其實，“康乾盛世”隻是清王朝自詡的一個政績。從曆史學定義，這個時期起於康熙二十年的平三藩之亂，止於嘉慶元年的川、陝、楚白蓮教起義爆發，前後持續時間長達一百一十五年。在此期間，大清的確呈現出社會穩定祥和、經濟快速發展、疆界風平浪靜等等貌似繁榮的外在景象。
但，這個所謂的“盛世”，隻是關起門來的孤芳自賞，屬於一種病態自認，與此前曆史上的“文景”、“開皇”、“貞觀”、“開元”等盛世相比有著本質上的不同。
將眼光對準此時的世界，就會發現，大清所謂的這個“盛世”，其實是多麼落後與腐朽！
這時，以凱伊·約翰發明飛梭、詹姆斯·瓦特發明蒸汽機為標誌，肇始於英國的工業革命已經席卷整個歐洲。由之，在生產技術、思維觀念、價值取向、社會關係乃至世界格局等諸多方麵，對世界產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影響。
幾乎與之同時，以霧月政變為終結標誌的法國大革命落下帷幕，君主封建製土崩瓦解，西方舊有的觀念逐漸被全新的天賦人權、三權分立等民主思想所取代，思想啟蒙運動以風卷殘雲之勢日益深入人心。
馬克思曾在《資產階級和反革命》中說：“這兩次革命不僅反映了他們本身所發生地區，即英法兩國的要求，而且在更大程度上反映了當時整個世界的要求。”這位大胡子思想者，同時又在《鴉片貿易史》中，對無視世界大局、一味閉關鎖國的滿清政府表達了深切的無奈歎息：“一個人口幾乎占人類三分之一的幅員遼闊的帝國，不顧時勢，仍然安於現狀，人為地隔絕於世，並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
實行文化鉗製政策，製造文字獄，閉關鎖國，以天朝為中心，睥睨四夷，妄自尊大的清王朝，無可奈何地衰落了。不管是政治製度、科技水平、生產技術，還是思想觀念、價值尺度，都已經被西方世界遠遠甩在了後麵。
曆史上長久以來的華夷之辯，使得國人根深蒂固地認為，中國居天下之中心，處於萬方來朝的至尊地位，其餘則是夷狄，屬於被天朝教化恩典的對象。
因無知而自大，因自大而更加無知。這種畸變的世界觀和地理觀，形成了堅硬而牢固的華尊夷卑思想。請看幾個發生在當時的令人瞠目結舌的事例。
公元一五八四年，當利瑪竇第一次在廣東肇慶向國人展示世界地圖時，國人對這個地圖不將中國放在中央，而是推到東方一角，表達了憤怒與抗議。為了迎合中國人，利瑪竇抹去了福島的第一條子午線，在地圖兩邊各留下一道邊，使中國正好出現在中央。
到了公元一七九三年，乾隆五十八年，英國特使馬戛爾尼奉英王喬治三世之命，以補賀乾隆八十壽辰為名，前來要求與中國通商。此時，清廷之中甚至幾乎無人知道，“英夷”究竟在何方。
代表十八世紀中國學術和認知最高水平的《四庫全書總目》，仍將“英吉利”、“意大利亞”、“佛朗機”等西方國家視為“藩屬”，納入在大清帝國的朝貢係統之內。所以，當馬戛爾尼沒有向乾隆帝行三跪九叩大禮後，他的通商要求被斷然拒絕。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乾隆回複英王的“敕諭”：“谘爾國王，遠在重洋，傾心向化，特遣使恭齎表章……具見爾國王恭順之誠，深為嘉許。”針對其所提通商要求，他極端傲慢地回答道：“豈能因爾國王一人之請，以致更張天朝百餘年法度？”
困擾大清的，還不光是無知與狂妄。
到乾隆末年，尤其是到嘉、道之際，清王朝統治下的中國，吏治嚴重敗壞，權貴窮奢極欲，官僚階層寡廉鮮恥，盤剝搜刮，使得民不聊生，流民轉徙，怨聲載道。在官與民之間已經形成了嚴峻的對峙局麵，社會矛盾日益突出。被稱為“道光四子”之一的張際亮就說，此時的清朝官吏“鷹羶遍野，豺狼噬人”，他悲憤地發出天問：“此等凶慘之狀，不知天日何在，雷霆何在，鬼神又何在！”
盡管此時列強的軍艦還沒有劈波斬浪而來，向這個暮靄沉沉的帝國發射出第一枚令人魂飛魄散的炸彈，但種種社會危機已經如繩索一樣緊緊扼住了它的咽喉，而它高豎的衣領，卻仍體麵地遮蓋著被勒緊的頸項。
龔自珍與魏源，就生活在這個暮靄沉沉、氣息奄奄的黃昏時分。
二。
龔自珍，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字璱人，號定盦，後更名易簡、鞏祚，字伯定，號定庵，晚年號羽琌山民。生於公元一七九二年，乾隆五十七年，卒於公元一八四一年，道光二十一年。
杭州，鍾靈毓秀，人文薈萃，俊彥頻出，例產霸才。
龔自珍又恰出生在一個詩書簪纓之家。其過繼祖父龔敬身，官至禮部司事，雲南兵備道，著有《桂陰山房遺稿》。祖父龔禔身，為內閣中書軍機處行走，著有《吟朦山房詩》。父親龔麗正是嘉慶進士，官至江南蘇鬆太兵備道，署江蘇按察使，著有《國語補注》、《禮圖考》、《兩漢書質疑》、《楚辭名物考》等書。其外祖父則是大名鼎鼎的著名文字學家段玉裁，母親段馴亦有著極高的文學修養，著有《綠華吟榭詩草》。
對於自己出生的這個詩翰兼擅、學問與功名並舉的詩宦之門，龔自珍曾不無自豪地說，“廉鍔非關上帝才，百年淬厲電光開。”他自負也自謙地認為，自己的才華不是天生，乃龔氏家族幾代人經百年遞相磨礪，最終孕育而出。
這樣的說法當然不無道理，卻也不能據此忽略了他幼年早慧的天縱之聰，以及少抱遠誌的曠達雄心。
有著如此優渥的學習成長環境，加之他自己穎悟早慧，勤奮向學，龔自珍在很早就開始廣泛涉獵經史詩文，而且博學多能。錢穆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說龔自珍取學“博雜多方，而皆有所承”。
十二歲時，姥爺段玉裁教授他以許慎的《說文解字》，由此，打開了他通向古文經學及考據的門徑。十三歲時，龔自珍即作自己第一部文集《知覺辨》；十五歲時，開始為自己的詩集編年；十九歲倚聲填詞，到二十一歲即有詞集《懷人館詞》問世。
段玉裁為外孫的詞集作序時，曾喜不自禁地稱之：“所業詩文甚夥，間有治經史之作，風發雲逝，有不可一世之概”，“造意造言，幾如韓、李之於文章”，認為“自珍以弱冠能之，則其才之絕異，與其性情之沈逸，居可知矣！”
但，如此博學多能的龔自珍，在清王朝機械、刻板的八股取士考場上卻顯得左支右絀，十分狼狽。他一生先後四次參加鄉試，六次參加會試，直到三十八歲那年才考中進士。
與悲吟“獨向隴頭悲燕雀，憑誰為解子雲嘲”的蒲鬆齡相比，龔自珍還是幸運的。蒲鬆齡十九歲應童子試，連取縣、府、道三個“第一”，從此就屢試不第，直至七十一歲才成為歲貢生。熬場半生，蕭條無成，自歎命運不濟的蒲留仙，隻好坐在豆棚瓜架下，厭作人間之語，愛聽秋墳鬼唱，撰著出一部千古名著《聊齋誌異》。
而龔自珍卻在長達二十多年的屢考不中生涯裏，養就了一腔鬱憤孤傲的書生狂性，他自我形象地總結為：“怨去吹簫，狂來說劍，兩樣銷魂味。”
簫與劍，一柔一剛，一哀怨悱惻以發柔情，一昂揚奮發以揚雄心，將劍膽與簫心兩種審美人格俱負一己之身，從中已可窺見龔自珍的人生取向。
三。
《清史稿·文苑三傳》裏，有這麼一行字：“鞏祚才氣橫越，其舉動不依恒格，時近俶詭。”
來看看他是如何放誕自任、狂傲不羈的。
與朋友在一起看戲時，朋友曆數龔家學術淵源，講到其父龔麗正時，龔自珍點點頭說：“稍通氣。”提到做翰林的叔父龔守正時，他點評：“一竅不通。”——對待才華卓著的自家長輩，如此。
公元一八二九年，參加廷試中，他最早交卷出場，朋友祝賀他：“君定大魁。”他卻嗤之以鼻地說：“看伊家國運何如！”——對待凜然不可冒犯的當今帝王，如此。
中進士後參加殿試時，麵對《安邊綏遠》這個題目，他忘記了這是在極重要的考場，而是手隨心想，放肆陳言，直陳朝政得失。他下筆之大膽無忌嚇壞了考官，最終以“楷法不中程”，即書法不好為名，被列為末等，未進翰林。因此事，憤憤回到家中的龔自珍，讓家中妻妾、女仆、丫鬟全部練習“館閣體”書法，然後他對人講：“當今翰林不足掛齒，我家婦人無一不可入翰林。”——對待朝廷翰林，如此。
寓居京城仁錢館魁星閣時，其閣上層供魁星，中間供孔子，下層住客人。他興之所至，手寫一聯於柱：“告東魯聖人，有鰥在下；聞西方佛說，非法出精。”將“非法出精”四字安置在佛說之後，確乎是在褻瀆聖靈了。——對待世人尊奉的佛祖，如此。
《長恨歌》中有描寫楊貴妃“回頭一笑百媚生”一句，他說這句詩是形容勾欄娼妓之詞，據此貶斥白居易為“千古惡詩之祖”。——對待千古名作和不朽詩人，如此。
對他，已經不是簡單的一句負氣伉爽、不肯少阿流俗可以概括得了。端的是狂放傲縱，不可形容！
龔自珍曾作一句詩進行自我寫照：“門寒地遠性儻蕩，出門無階媚天子。”
分析這種性格成因，應該追溯到他的少年時期。少年時的龔自珍天分過人，靈根慧性，對音樂有極深的領悟力。張祖廉在《定庵先生年譜外紀》中說他：“童時居湖上，有小樓在六橋幽窈之際，嚐於春夜梳雙丫髻，衣淡黃衫，倚闌吹笛，歌東坡《洞仙歌》詞，觀者豔之。”
旖旎音樂與豪壯詩文雙重熏陶下的他，呈現出對比鮮明的兩種人格，那就是，俠骨與柔腸並存，雄奇與哀豔並蓄。
一方麵性格豪雄，大氣開合，不管不顧，我行我素；一方麵又纖細柔婉，多愁善感，不能自已，如他自道：“我生受之天，哀樂恒過人。”
張祖廉曾用文字為龔自珍畫過像：“先生廣額巉頤，戟髯炬目，興酣，喜自擊其腕。善高吟，淵淵若出金石……與同誌縱談天下事，風發泉湧，有不堪一世之意。”可見，少年時的他，雖然性情焯厲，但也隻是慨歎時勢，縱論天下，還並不是特別地狂誕放任。
他真正“不依恒格，時近俶詭”地狂起來，是步入青年時期才有的事。再準確一些說，是在科場上接連遭遇滑鐵盧，屢屢蹭蹬失意之後，才漸漸滋生而出的。
公元一八一〇年，十九歲的龔自珍參加順天府鄉試，隻中副榜，而且是第二十八名，這讓恃才傲物、目空一切、本以為取功名如探囊的他情何以堪！而目睹的現實世界，卻是一派國勢日衰、國是日非的潦倒之狀，這更加激發了他振衰救敝的雄心和誌向。
書生意氣，家國情懷，凝成了揮灑在衣袂間的劍氣與簫聲，化為了內心世界的壯懷與哀怨。
很像十八歲的程頤，曾以青年布衣身份上書闕下，勸宋仁宗“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二十歲的龔自珍也表現出了強烈的用世之思，而他的眼光無疑超越了整個時代。
在《上大學士書》中，他眼光獨到地前瞻性地指出：“自古及今，法無不改，勢無不積，事例無不變遷，風氣無不移易。”警告統治者，不改革就會自取滅亡。
他用日有早、午、昏三時，來隱喻一個王朝的三世：日之早時，“照耀人之新沐浴，滄滄涼涼”，“吸引清氣，宜君宜王”；日之午時，“炎炎其光，五色文明，吸飲和氣，宜君宜王”；及至昏時，“日之將夕，悲風驟至，人思燈燭，慘慘目光，吸飲暮氣，與夢為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