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氣難伸，悲怨積胸，理想幻滅，那就退居於溫柔之鄉，在消磨意氣中麻痹神經，療治心靈的創傷吧。是逃避，還是消沉？是激憤，還是抗爭？
他是在用自汙的方式，來清洗別人潑來的汙垢！
效果呢？後人的猜測中又加了更為荒唐的一條，說他因與妓女靈蕭有染不得不離京，後來被毒殺也是靈蕭所為。
一切都不必說了。就將這難解的謎底留給麵麵相覷的他人，我抖抖衣衫，去矣。
此後，他又北上接取家屬，在南北往返途中，連同上述幾首詩，龔自珍或記事，或抒情，借題發揮，抨擊時弊，呼喚變革，憧憬未來，共寫成三百一十五首雄奇與淒清並存的七絕，總命名為《己亥雜詩》。
這哪裏是拖著一雙疲憊而滯重的雙腿黯然回鄉，分明是劍氣與簫聲交織下的一次驕傲凱旋！一路跋山涉水，一路淺吟高歌，吟哦不斷，歌詩不絕。
“浩蕩離愁白日斜，吟鞭東指即天涯。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
“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
無論是在他的詩裏，還是在他的文中，始終飄蕩著對現實衰世揮之不去的痛心疾首，充滿了對一掃九州沉悶風雷的期盼。
龔自珍以無比深邃的目光，看到了清王朝日趨沒落的凋敝晚象。他指出：“自乾隆末年以來，官吏士民、狼艱狽蹶，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之人，十將五六。”人心慣於泰侈，風俗習於遊蕩，這種社會風氣給經濟發展帶來了極大危害，而根本原因卻是官僚階層的人浮於事與驕奢淫逸。
他以“醫國手”自居，開出丹藥，療治頑疾，大聲發出“一祖之法無不敝，千夫之議無不靡，與其贈來者以勁改革，孰若自改革”的時代最強音。
在政治上，他要求改良君主專製，擯除用人製度上循以資序的論資排輩弊端；在經濟上，他主張消除“貧富不相齊”，積極解決嚴重的流民問題；在國防上，他強調海防的重要性，堅決要求禁絕鴉片，重視邊疆開發，頗富政治遠見地建議朝廷在新疆建省。
這些至可寶貴且極具曆史遠見的意見和建議，因他人微言輕，被置若罔聞，絲毫無助於阻攔或減慢正在滑向深淵的大清這架沉重而疲憊的馬車。
龔自珍悲傷而冷靜地下判：“不祥之氣，鬱於天地之間，鬱之久乃必發為兵燧，為疫癘，生民噍類，靡有孑遺……即至喪天下。”他已隱隱聽到了風暴將至的驚心之聲。“亂亦竟不遠矣！”他以曆史預言家的姿態堅定地說。
如他所言，曆史真的應驗了！
公元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爆發；公元一八五一年，太平天國宣告成立。清王朝走到了內憂外困的懸崖邊緣。
六。
世界上最讓人感覺痛苦的是，一個理智的人，卻偏偏生活在一個不理智的時代。
與龔自珍相比，魏源無疑更為痛苦。
因為在鴉片戰爭爆發的次年，龔自珍去世，而魏源卻還要睜著他睿智的眼睛，無奈而屈辱地繼續注視著眼前所發生的一切。
這一巨大的曆史事件，將魏源的學術思想生涯截然分為兩段。
在公元一八四〇年前，他主張經世致用，以關注現實政治為鵠的，強調經術與治術的貫通與融合，積極倡導變法改製。
他認為，士能通經的標誌，不隻是對儒經能倒背如流，詳知其義，而是“能以《周易》決疑，以《洪範》占變，以《春秋》斷事，以《禮》、《樂》服製興教化，以《周官》致太平，以《禹貢》行河，以三百五篇當諫書，以出使專對，謂之以經術為治術”（《默觚上》）。否則，就是誤天下的庸儒。
基於這一認識，他積極投身於經世實踐之中，大聲疾呼：“天下無數百年不弊之法，無窮極不變之法，無不除弊而能興利之法，無不易簡而能變通之法。”
道光五年，公元一八二五年，魏源受江蘇布政使賀長齡之聘，輯《皇朝經世文編》一百二十卷。之後，又入江蘇巡撫陶澍幕府，協助其辦漕運、水利、鹽務諸事。在具體運作中，他對鹽務、治河、漕運等既有運作方式大膽改革，去其弊端，收效顯著，獲得了巨大成功。
尤其是道光十二年，由他建議的在淮北全麵推行的“改綱行票”票鹽改革，革除了多年積弊，簡化了販鹽手續。後來，兩江總督陸建瀛將魏源倡行的票鹽法推廣到淮南，結果，“楚西各岸鹽價驟賤，農民歡聲雷動，是年，兩淮實收銀五百萬兩”。
麵對漕運之困，他積極倡導海運。魏源指出：“惟海運可再造東南之民力，惟海運可培國家之元氣。”而且還在《籌漕篇》、《海運全案序》等著作中詳細製定了海運章程。
每年黃河泛濫引發的禍患，同鴉片走私造成的白銀外流，以及舊有漕運、鹽政製度一樣，均為嚴重危害國計民生的大患，而黃河之害最大。針對於此，魏源進行嚴謹的科學研究和分析，寫成《籌河篇》，痛切指陳清代二百年間治河策略的失當，在總結曆史以來治河經驗之上，他無比清晰地指出：“自來決北岸者，其挽複之難，皆事倍功半，是河勢利北不利南，明如星日。河之北決，必衝張秋，貫運河，歸大清河入海。”主張“乘冬水歸壑之月，築堤束河，導之東北，計張秋以西”，如此“數百載間大工費必可省矣”。否則，“人力縱不改，河亦必自改之”。
這一閃耀著那個時代最高治黃科技光芒的寶貴建策，並沒有被采納。
令人驚詫的一幕在十三年後的鹹豐五年出現了，黃河竟然真如魏源所預料，而且決口之後的黃河流向與他所說紋絲不差。《清史稿·河渠誌》記錄了這次黃河決口改向的狀況：“決蘭陽銅瓦廂，奪溜由長垣、東明至張秋，穿運注大清河入海。”
由此還讓人想起嘉慶二十五年，公元一八二〇年，龔自珍嘔心瀝血寫就的《西域置行省議》。
在這篇文章中，二十九歲的他以超前的敏銳識見，認為延續了百年多的朝廷對新疆的“鎮守”辦法埋伏著禍端，不利於中央對新疆的管理，不利於新疆的穩定。他提出應在新疆建立行省，其行政、軍事製度與其他行省劃歸一律，任命總督、巡撫、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員，廢除以前委派的將軍、參讚大臣。實行郡縣製，取消過去保留的“伯克”製度。而且指出具體辦法：“應請大募京師遊食非土著之民，及直隸、山東、河南之民，陝西、甘肅之民，令西徙。”這樣既解決了內地土地不足、流民無以為生等社會不穩定問題，同時又能取得開發新疆、加強邊防的實效。
當局對之也是置若罔聞。龔自珍在《己亥雜詩》中專門為此賦詩下斷：“文章合有老波瀾，莫作鄱陽夾漈看。五十年中言定驗，蒼茫六合此微官。”而且特別補注：“庚辰歲，為西域置行省議、東南罷番舶議兩篇，有謀合刊之者。”
公元一八七六年，左宗棠率兵討伐沙俄和英國侵略新疆的傀儡政權阿古柏。收複南疆後，他建議中央在新疆建立行省，設置郡縣，獲得光緒讚許，公元一八八四年正式建立新疆省。
從公元一八二九年到公元一八七六年，相差四十七年，確實“五十年中言定驗”！李鴻章為此感慨地說：“古今雄偉非常之端，往往創於書生憂患之所得。龔氏自珍議西域置行省於道光朝，而卒大設施於今日。”（《黑龍江述略序》）。
魏源、龔自珍預見之確，讓人知道什麼是高瞻遠矚，什麼叫真知灼見！
七。
麵對一個昏聵不堪、氣息奄奄的腐朽政體，再準確的預見，再尖銳的警報，都是對牛彈琴。屬於它的，隻有沒落，挨打，死去。
在列強的堅船利炮麵前不堪一擊的清王朝，表麵上是內虛與孱弱，可深層次上所暴露的政治與經濟、文化等種種弊端更讓魏源愕然，並猛然驚醒。
殘酷而屈辱的現實，使他的思想也為之產生深刻變化，即從原先的“通經致用”，轉移到了“師夷長技”。
麵對國是日非、每況愈下的時局，整個官僚士人階層陷入徒然焦慮、束手無策之中。而魏源卻以時代思想領航者的姿態站出，超越整個時代，第一個發出了如此清醒與劌切的認知與判斷。
他認為，敵方之所以如此猖獗，戰爭之所以如此慘敗，原因皆在“養癰於數十年之前，潰癰於設巡船之後”，戰敗後的清政府卻將禁煙抗英的林則徐革職戍邊，“歸咎割癰之人，而養癰、潰癰者不問”，導致官僚“今益以養癰為得計”。為此他提出：“以實事程實功，以實功程實事，艾三年而蓄之，網臨淵而結之，毋馮河，毋畫餅。”
對於列強，他清醒地認知到他們唯利是圖、“兵賈相資”的本質，即軍事侵略建立在強行貿易的目的之上。麵對強悍的敵人，任何聖賢經義、微言大義都不是鐵船鋼炮的對手，在已難望其項背的西方科技文化麵前，中國必須扯下自我蒙蔽的天朝王國眼罩，士大夫必須扔掉對異域文化的深閉固拒心理，對對方認真研究，詳加了解，做到“知己知彼，可款可戰”。
更為難能可貴的是，他倡導要向對手學習，“塞其害，師其長，彼且為我富強；舍其長，甘其害，我烏製彼勝敗？”
鴉片戰爭後的次年，他懷著強烈的愛國主義情感，以天下為己任，進入兩江總督裕謙的幕府，直接參與抗英戰爭。但當他看到政府和戰不定，昏庸誤國，遂憤而辭歸，立誌著述。
公元一八四二年，他完成《聖武記》，深挖清朝由盛變衰之由，探究強國興兵之路，駁斥將西方先進科技認為是“奇技淫巧”的謬論，提出“盡轉外國之長技為中國之長技，富國強兵，不在一舉乎？”該書隨作隨刊，朝野轟動。
公元一八四四年，魏源以五十一歲的老邁之身中式進士。在任東台、興化知縣期間，他將三年前被削職進京候勘的林則徐與他在揚州相晤時交與自己的《四洲誌》譯文片牘打開，參以曆代史誌及明朝以來的《島誌》，又“搜覽東西南北四洋海國諸記述”，撰寫出警世啟眾的皇皇巨著《海國圖誌》。
他在該書序言中一語道明：“是書何以作？曰：為以夷攻夷而作，為以夷款夷而作，為師夷長技以製夷而作。”
在這部巨作之中，有縱論應敵之策，有漢唐以來海國沿革各圖，有對南洋、印度、非洲、歐洲、美洲各國情況的分述，有《西洋各國教門表》、《中國西洋紀年表》、《中國西曆異同表》，有《國地總論》、《籌海總論》、《夷情備采》。大到西方民主製度、練兵之法，小到造船工藝、火器技術，皆有所采，悉數道來，琳琅滿目，洋洋大觀。
讓人驚奇的是，在閉關鎖國的晚清，魏源是怎麼以十九世紀中國最為博學、最為睿智、最富遠見又最為通達的一雙手，為在鐵房子中禁錮了數千年的國人推開了這扇窮極世界的明窗，從此，將中國人的視野擴大到世界，並開啟中學與西學融合、乾嘉漢學向經世務實轉變的全新學風的？
正如齊思和在《魏源與晚清學風》中所論：“夫晚清學術界之風氣，倡經世以謀富強，講掌故以明國是，崇今文以談變法，究輿地以籌邊防。凡此數學，魏氏或倡導之，或光大之。彙眾流於江河，為群望之所歸。豈非一代之大儒，新學之蠶叢哉！”
遺憾的是，《海國圖誌》在清政府那裏如投珠於泥塘，漣漪也無。疲憊垮塌而鬆弛老邁的清政府裏，“仍複恬嬉，大有雨過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轉喉觸諱，絕口不提”。
就是這樣一位碧血丹心、見識與學問遠遠超越整個時代的巨子，卻在鹹豐三年完成《元史新編》後，因為太平天國定都天京，被人參劾遲誤驛報而被革職。
望望眼前已經不可收拾的殘局，六十三歲的魏源於公元一八五六年的秋天長歎一聲，甩甩衣袖，離開京師，走入杭州的東園僧舍，從此將已經徹底厭煩世事的耳朵與眼睛，埋入木魚聲中，直至死去。
但在他身後，《海國圖誌》產生了巨大影響，不僅成為中國近代洋務運動和維新運動先鋒們的理論至寶，更漂洋過海，被日本明治維新派奉為開智法典，“不龜手之藥”。
同樣是這部書，麵對它的態度竟是如此不同。
在大清，禦史朱琦替魏源向清廷轉呈《海國圖誌》，卻沒有被呈上，因為魏源太不起眼了。朱琦感慨而道：“天聰倘易達，無俟予小臣。”
在日本，僅僅是在公元一八五四年到公元一八五六年三年內，日本出版的《海國圖誌》譯本就有二十一種之多，可見其受歡迎與重視程度，這在世界出版史上也相當罕見。
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說：“《海國圖誌》之論，實支配百年來之人心，直至今日猶未脫離淨盡，則其在中國曆史上關係不得謂細也。”
龔自珍、魏源，兩個為垂死晚清政權開方治病的大師，一對為末世懵懂國人開啟思想淨空的摯友，就這樣共同躺倒在杭州，永遠廝守在了一起。
風雷已經作響，閃電已經裂空，要變天了！
他們會睜著永不瞑目的雙眼，向這個走向末路的王朝，投去充滿無奈與遺憾的蒼涼一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