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極為自負地下判：“不聞餘言，但聞鼾聲，夜之漫漫，鶡旦不鳴。”不聽我的警醒之語，這個王朝就會走到日暮途窮的境地。而且，他驚世駭俗地預言：“山中之民，將有大音聲起，天地為之鍾鼓，神人為之波濤。”
在西方的堅船利炮造訪中國之前，他已經敏銳地預見到了整個中國即將發生大的變動。
公元一八一三年，他再次參加順天府鄉試，又名落孫山。悒悒南歸的路上，他寫了一首《金縷曲·癸酉秋出都述懷有賦》：“願得黃金三百萬，交盡美人名士。更結盡、燕邯俠子。”
鬱悶之餘，又寫下《明良論》四篇，大膽直陳政弊，為嘉慶皇帝開具改革藥方。
他指出，今日之士大夫已經喪失廉恥，唯知趨福避禍，阿諛逢迎：“竊窺今政要之官，知車馬、服飾、言辭捷給而已，外此，非所知也。”他認為出現這種局麵的最根本原因，就在於君主的專製，“去人之恥，以嵩高其身”，以確立其絕對獨裁地位，實行的是“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的霸術，君主“一人為剛，萬夫為柔，以大便其有力強武，而胤孫乃不可長、乃誹、乃怨、乃責問其臣，乃辱。積百年之力，以震蕩摧鋤天下之廉恥”。在這種製度下，“官愈久則氣愈偷，望愈崇則諂愈固，地愈近則媚益工”，為此他提出：“士皆知有恥，則國家永無恥矣。士不知恥，為國之大恥。”
指責大清朝的所有為官者屍位素餐，蠅營狗苟，這已屬嚴重不計後果，輕肆狂言，犯上作亂，而龔自珍卻更將矛頭直接指向嘉慶皇帝，尖銳地批評他“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天啊，要知道，這不是孟子罵梁惠王的開明戰國時代，而是屢屢大興文字獄、災連禍結的大清朝！
隻能說，龔自珍之勇之猛，無以複加。
可以看出，他的這番言論與清初顧炎武所言“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一脈相承。所不同的是，顧氏麵向士人階層號召“行己有恥”，而龔自珍則是向君主開炮，讓其“刪棄文法，捐除科條，裁損吏議”，讓士人重新拾回廉恥。
當外祖父段玉裁看到年輕外孫的《明良論》後，驚喜難遏，欣然批點：“四論皆古方也，而中今病，豈必別製一新方哉？”他極為欣慰地說：“猶見此才而死，吾不憾矣！”
可惜的是，亟須用此藥方療治大清頑疾的嘉慶帝沒有看到《明良論》。或者還可以說，萬幸的是他沒看到。否則，很難預料龔自珍還有未來，他的生命應該到此便戛然而止了。
公元一八一六年，龔自珍再次落第。一次次自負地跨入考場，又一回回沮喪地離開，然後，再一次次將一腔的孤憤傲岸、一身的勃鬱不平，悉數化為對時局與政體的犀利批駁指判，這在龔自珍已經成為一種習慣。
落第的二十五歲的他，又寫下了《乙丙之際箸議》，更加尖銳地揭示了眼前這個衰世人才匱乏的破敗景象，並深究其中原因。他狂放而無所顧忌地說：“當彼其世也，而才士與才民出，則百不才督之、縛之，以至於戮之。”“才者自度將見戮，則早夜號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悖悍者則早夜號以求亂。”他大膽預言，人才被摧殘、被碾壓、被淩辱的結果，是起而抗之，奮而求亂。那麼，結果隻有一種：“然而起視其世，亂亦竟不遠矣。”
在文字獄剛剛稍微平息的嘉慶朝，他張口閉口談亡說亂，口口聲聲在杜鵑啼血，言喪天下，應該說這實在不是一般的狂，已經遠非李贄、金聖歎們可以比擬。
這不能不讓關心並愛護他的人，為之憂心忡忡。
龔自珍自己在詩中就寫道：“常州莊四能憐我，勸我狂刪乙丙書。”原因，當然不僅僅是自己胸懷奇才易招人嫉妒，“一山突起丘陵妒”，或者豪宕不羈，信口開河傷及他人，“即此難免群公嗔”。隻怕十分嚴重的後果是，像這樣出口無遮的熱腔罵世，冷板敲人，很容易觸犯政治忌諱，為自己羅害織罪。
其實，需要狂刪的又何止是《乙丙之際箸議》那些文章，勸他的又豈止是朋友常州莊四？
嘉慶二十二年，他曾拿著自己所著的文章，前去請教吳中耆宿王芑孫先生。王芑孫便直言不諱地告訴他：“詩中傷時之語、罵坐之言，涉目皆是。”還特意提到龔自珍與之為友，且因狂而遭殃死去的兩位狂士，“海內高談之士如仲瞿、子居，皆顛沛以死，仆素卑近，未至如仲瞿、子居之驚世駭俗……足下不可不鑒戒，而又縱其心以駕於仲瞿、子居之上乎？”
詩人張維屏在給龔自珍的信中，也推心置腹地提醒：“屏始聞人言，足下狂不可近。”
好友魏源也再三勸誡他：“不然，結習非一日可改，酒狂非醒後所及悔也。”
這些告誡與叮囑顯然起作用了，龔自珍果真要洗盡狂名、斂性息口了。寫於公元一八一九年的《雜詩，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師作，得十有四首》組詩中，他清晰吐露了這一心跡：“東塗西抹過半生，中年何故避聲名？才流百輩無餐飯，忽動慈悲不與爭。”“欲為平易近人詩，下筆情深不自持。洗盡狂名消盡想，本無一字是吾師。”
果然，龔自珍一反常態，不再熱衷於在詩中泄憤，在政論中顯聲，突然選擇斂手縮足，靜氣噤口，遠避聲名。
當一隻獵豹突然匍匐於草叢之中，以雕塑的姿態一動不動時，請注意，它不是在度假，而一定是發現了進攻的目標，這是蓄勢待發、迅疾衝刺前的征兆。
安靜，常常是爆發的前綴。
四。
公元一八一九年，嘉慶二十四年，於中國近代思想史而言，是個不容忽略的重要年份。
因為掀開中國近代思想史帷幕的兩位巨子，將在這年會晤，然後將彼此溫熱的手緊緊握住。
此前一年，經過四次鄉試，龔自珍終於中舉。是年二月，他在北京參加恩科會試，依然不中。
誰能說沒有搶到“泰坦尼克號”的首航船票，一定是壞事呢？因會試不售，二十八歲的龔自珍走入著名今文學家劉逢祿的門下，接受“公羊學”教育。此時，小龔自珍兩歲的魏源，就端坐在劉逢祿的課堂裏。兩個遠見卓識、懷抱非凡的人，就這樣相識了。
從此，龔自珍與魏源，既為同窗，又為摯友，兼為同道，將各自的身影靠攏在一起，共同將偉岸的身影打在十九世紀大變革來臨前的中國浩大思想幕布之上。
魏源，字默深，又字墨生、漢士，號良圖，晚號“菩薩戒弟子”，湖南邵陽人。生於乾隆五十九年，公元一七九四年，卒於鹹豐七年，公元一八五七年。
少年時期，他即好學深思，身負異才，“寡嬉笑，常獨坐”，雖嚴寒酷暑，手不釋卷，對史學及王陽明心學產生了濃厚興趣。九歲赴縣城應童子試，考官指著畫有太極圖的茶杯，用“杯中含太極”要求他對下聯，魏源對曰：“腹內孕乾坤。”考官為之驚異。
十七歲時，他已是“名聞益廣，學徒接踵”（《邵陽魏府君事略》）的一位教師了，在其家鄉一帶頗有文名，得到湖南學政李宗瀚、湯金釗的高度賞識。二十二歲時，魏源隨父入京後，即跟隨劉逢祿問“公羊學”，自此深有所得，學問大進。
在科舉路上，魏源比龔自珍更為狼狽，更為舉步維艱。自道光二年中式舉人後，他多次參加會試，也是屢試屢敗，後來直到道光二十四年，五十一歲的魏源才得中進士。
道光九年，公元一八二六年，龔自珍與魏源再次應禮部會試。此次，老師劉逢祿雖然擔任房考，並積極推薦，但二人仍雙雙落第。劉逢祿作詩《兩生行》一首，向兩位弟子表達欣賞與惋惜之情，從此“龔魏”成為他們的共稱，在京城聲名鵲起。
每次落第之後，龔自珍照例要用詩來抒發胸中塊壘，發發將年華盡付場屋的牢騷，表表再也不這樣做了的決心。這次也不例外，他借韓愈落第後所寫的“可憐無益費精神，有似黃金擲虛牝”，又寫下“蹉跎複蹉跎，黃金滿虛牝”。
與龔自珍不同，魏源雖然也落落寡歡，但他卻以沉默的姿態來接受落榜的打擊。在性情上，魏源更像他的字“默深”，默好深湛之思，不喜躁競揚厲。
由龔自珍與魏源，很容易讓人聯想到清初學界的一對好友，顧炎武與歸莊。顧炎武“獨兀傲倜儻，以節行自厲”，而且“孤僻負氣，譏訶古今”，甚至還非言孔子，“以是吳人訾之”。為此，歸莊向他直言其身上“學益博，僻益甚”的毛病，並表達真誠的憂慮：“願兄抑賢知之過，以就中庸也。”
龔自珍狂縱高蹈，口不擇言，罵世傲人。魏源為此也向他提出忠告：“吾與足下相愛，不啻骨肉，長恨足下有不擇言之病。夫促膝之談，與廣廷異，良友之諍與酬酢異。若不擇而施，則於明哲保身之義恐有悖，不但德性之疵而已，此須痛自懲創，不然結習非一日可改也。”
正像歸莊的勸告動搖不了顧炎武磊落使氣一樣，魏源的告誡，也難以撼動龔自珍的疏放狂縱，這就是所謂的積習難改，但卻讓人從中看到了他們之間的惺惺相惜，友情深厚。
相同的胸懷奇才，共同的現實判斷，一致的思想認識，使得龔自珍與魏源自公元一八一九年認識開始，彼此便緊緊擁抱在了一起。從此，兩座屹立在十九世紀中國的文化山峰，雙峰並峙，遙相呼應。他們懷著強烈的憂患意識，起而尋求變革圖強之路，對關係國計民生的重大問題，分別提出了非凡而準確的曆史預見。
他們用男聲二重唱，唱響了中國近代思想史上嘹亮的先聲。
五。
公元一八二九年，三十八歲的龔自珍在內閣中書位上考中進士，此後，他輾轉於宗人府主事、禮部主事祠祭司行走、主客司主事等名頭貌似很大，其實官位卑微、形同閑差的職位，始終屬於久困閑曹，沉悶於下僚。
觸目生厭的黑暗官場，搖搖欲墜的腐朽政體，都讓他日益厭煩。到公元一八三九年，他終於忍無可忍，辭官南歸，拂袖而走。
他寫下了一首詩以名心誌：“浩蕩離愁白日斜，吟鞭東指即天涯。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全詩沉鬱雄渾，指說繁複，洋溢著一種生命大沉潛之後的大起新之意。
夕陽西下，在這離開京城、告別自己政治生涯的時分，詩人滿懷悵惘、孤獨的愁緒，回顧自己仕途的蹭蹬失意，用一句“吟鞭東指即天涯”來表達對世道時局的絕望與不再回頭的決心。他將自己比喻為落紅，一旦委地，即永不重返故枝，隻能“零落成泥碾作塵”。但詩人並沒有因此自甘消沉，而是筆鋒一轉，展示了一個瑰麗的精神境界——“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
落花的生命已經終止，但落地為泥後，卻要護佑、滋養出新的花蕊，使昂揚的生命個體在轉化中得以恒繼，再現生命的全新價值。龔自珍此次南下，是要到杭州主掌雲陽書院，聚徒講學。詩中所表達的，正是他離棄仕途，滿懷希望迎接新生活，從此致力於教書育人生活的心緒。
然而，就是這首詩，卻讓無聊的好事者，無中生有地理解為是龔自珍向一個女人抒發繾綣情思的情詩。
此前，龔自珍還有一首在京城流傳甚廣的詩作：“空山徒倚倦遊身，夢見城西閬苑春；一騎傳箋朱邸晚，臨風遞與縞衣人。”詩後還有一句小注：“憶宣武門內太平湖之丁香花。”太平湖畔距貝勒王府不遠處，恰有一片丁香樹林，龔自珍常流連其間，所以有了這首詩。
但詩中的“夢見城西閬苑春”、“朱邸”、“縞衣人”，卻讓好事者無中生有地聯係到王府中寡居的一位女人，龔自珍的文友、大名鼎鼎的清代女詞人顧太清。
關於龔自珍辭官歸家的原因，以及兩年後他以四十九歲的英年在江蘇雲陽書院突然暴死，世間一直沸沸揚揚著一件緋聞。傳言說他與清王室貝勒奕繪的遺妾顧太清有染，正是因此，龔自珍才不得不離開北京。更有甚者說，龔自珍的死便是奕繪之子派人下毒而致，史稱“丁香花疑案”。晚清小說《孽海花》中，作者即以龔自珍兒子的口吻說，他被宗人府同事用毒酒毒死。
其實，他離官出走的原因很明了，而且自認是龔自珍“同縣後學”的吳昌綬在他所編訂的《定盦先生年譜》中更是清晰地寫道：“先生官京師，冷署閑曹，俸入本薄，性既豪邁，嗜好奇客，境遂大困，又才高動觸時忌；至是嗣齋先生年逾七旬，從父文恭公適任禮部堂上官，例當引避，乃乞養歸。”
詭異的“丁香花疑案”，完全屬於子虛烏有。隻是，顧太清後來因此被逐出愛新覺羅家門，一代冰清玉潔的女詞人在艱難困苦中抑鬱而死，讓人無限傷感。
人言洶洶，眾口鑠金，這些都是龔自珍無力阻擋也無法阻止的。那就讓流言蜚語滿城飄揚吧，我走了！
臨走時，龔自珍又極狂放地賦詩一首，向京城諸友告別：“天花拂袂著難銷，始愧聲聞力未超。青史他年煩點染，定公四紀遇靈簫。”尾句充滿戲謔與玩世不恭，實則充滿了一腔憤怒：弟兄們，他年如若你們編寫青史時，請一定要記下龔自珍四十八歲那年，在青樓遇上了妓女靈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