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豆向春種，黃檗向春生。薄霧隱三星，有心不分明。”這是乾嘉學派極盛期時的代表人物錢大昕所作的一首《讀曲歌》。
讀曲歌，是六朝時期延宕而下的一種吳地清商曲辭，不輔管弦，清口低唱，意在排遣幽怨，訴說哀傷。齊武帝到鍾山憑吊香消玉殞的何美人，從臣朱碩仙在墓前幽幽唱起的，就是“讀曲歌”。
作為惠棟、戴震之後的學術巨擘，錢大昕以其卓越的學術成就，將乾嘉漢學推至頂峰，備受時人推崇與景仰。錢大昕的此首《讀曲歌》，明顯是寫向惠棟的，婉轉之中深有抱怨。
這就讓人奇怪了！
惠棟，學者稱其為紅豆先生。而承緒紅豆先生吳學，將之發揚光大，並蔚然風靡天下的學術巨匠錢大昕，怎麼不是像王維那樣，春風滿麵地吟唱“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願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而是用隱晦而傷感的曲調，對一向欣賞的惠棟吳學，感覺“薄霧隱三星”，甚至神情哀婉地訴說“有心不分明”呢？
一。
先回到那個時代的學術背景之中。
十九世紀之交，以錢大昕、王鳴盛、段玉裁、王念孫為代表的學者群星璀璨，熠熠生輝。
他們埋首故紙，潛心書齋，孜孜不倦地考研古籍，校正經史、糾訂舛誤，辨別名物，厘定讀音，拾遺補闕。在輯佚、校勘的基礎上，乾嘉學者對中國古代文獻進行了全麵整理。他們涉獵的範圍也十分廣泛，除儒家十三經外，還遍及先秦諸子及漢代以後至宋朝的各種古籍。正是通過他們的努力，讓遮罩著重重迷霧的數千年來的中華文化典籍得以廓清，第一次以空前真切的麵目展現在世人麵前。
然而，乾嘉學術全麵走向鼎盛，也帶來了不容小覷的負麵影響。在“考訓古物，實事求是”的勁風鼓蕩之下，讀書人幾乎全部究心於典籍支離瑣屑的考訓，在故紙堆中俯仰上下，窮其一生，乃至重新出現了西漢末年的章句之儒那等可笑行為——為注釋一條經典，不惜用煌煌幾十萬言。
如此為學，嚴重背離了清學開山之人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所倡導的經世致用的目的，學術淪落為“為學術而學術”。
更為嚴重的是，惠棟治學主信漢人經說，“以肄經為宗，不讀漢以後書”，這就造成了經學獨盛、史學冷落的學術嚴重偏向局麵。陳寅恪在論及此時這一學術怪相時說：“往昔經學盛時，為其學者，可不讀唐以後書，以求速效。聲譽既易致，而利祿亦隨之。於是一世才智之士，能為考據之學者，群舍史學而趨於經學之一途。其謹願者，既止於解釋文句，而不能討論問題。其誇誕者，又流於奇詭悠謬而不可究詰。雖有研治史學之人，大抵於宦成以後休退之時，始以餘力肆及，殆視為文儒老病銷愁送日之具。當時史學地位之卑下若此，由今思之，誠可哀矣。此清代經學發展過快，所以轉致史學之不振也。”
而這，正是錢大昕的憂心困惑之所在。
作為乾嘉曆史考據學家的代表性人物，他卻絕非是隻知繁瑣考據而思想蒼白的學者，他說：“夫儒者之學，在乎明體以致用。”這其實已經表白了他對時學的不滿，而在呼應“清初三大家”了。
正像開創了物理學全新領域的牛頓，晚年時突然令人驚詫地開始致力於對神學的研究，他否定哲學的指導作用，卻虔誠地相信上帝，埋頭撰寫以神學為題材的著作。當遇到難以解釋的天體運動時，他提出了“神的第一推動力”概念。
一個自然科學大師何以忽然醉心於上帝？原因很簡單，就在於牛頓臨終前所說的那句話裏：“我不知道在別人看來，我是個什麼樣的人，但在我自己看來，我不過就像是一個在沙灘上玩耍的孩子，為不時發現比尋常更為光滑的一塊卵石，或比尋常更為美麗的一片貝殼，而沾沾自喜，對於展現在我麵前的浩瀚的真理的海洋，我卻全然沒有發現。”
當一個人在某個學術領域探究愈深，鑽研愈密，攀爬越高，領略越多，他的困惑與迷惘也就越多，他會愈發敬畏學術海洋的永無窮盡與深不可測，進而對自己所取得的成績深感渺小，甚至認為不值一提。
在牛頓，就表現為尊崇神學，將渺不可知的自然奧秘認定為是神的主宰力量所致。
在錢大昕，就會表現為對所尊敬的惠棟的考據之學產生質疑，乃至“薄霧隱三星，有心不分明”。
這就是他寫這首哀怨的《讀曲歌》的原因。
二。
惠棟之後，雖然經錢大昕、王鳴盛、趙翼等人卓有成效的學術努力，史學開始與經學並重，得以並駕齊驅，但史學理論的確立，“六經皆史”思想的鑄成，以及對時人趨之若鶩的考據學的全麵反思，將經學納入史學研究範疇……諸如此類的學術廓清工作，卻要等另一位學者到來，由他完成。
他，就是章學誠。
在考據學幾乎壟斷了整個學術界，人人以繼承許、鄭自許而埋首經學考據之時，章學誠獨辟蹊徑，高樹一幟，以一種高屋建瓴的學術視野，建立起了通達的曆史哲學。在這個領域，他是世界曆史哲學第一人。
更為重要的是，自章學誠之後，清學由考據學實現了向今文經學的轉身，並直接影響了龔自珍、魏源等一大批晚清思想家。
這就是錢穆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序言中所說的：“章氏六經皆史之論，本主通今致用，施之政事。其前有李恕穀，後有包慎伯、周保緒、魏默深，與實齋皆以遊幕而主經世。其大膽為朝廷改製者，則始於包氏之說儲。時文網尚密，故書未刊布。經生竊其說治經，乃有公羊改製之論。龔定庵言之最可喜，而定庵為文，固時襲實齋之緒餘者。”
章學誠的“六經皆史”理論，所倡導的正是通經致用，施之政事。這與公羊今文學派所言之意相通，因此，他的思想對晚清學界的影響實屬深宏。
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一書中這樣評價章學誠的學術地位：“在（乾嘉學術）全盛期與蛻分期之間，有一重要人物，曰會稽章學誠。學誠不屑於考證之學，與正統派異。其言‘六經皆史’，且極尊劉歆《七略》，與今文家異。然其所著《文史通義》，實為乾嘉後思想解放之源泉。”
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梁任公又說：“千年以來研治史家義法能心知其意者，唐劉子玄、宋鄭漁仲與清之章實齋三人而已。”在《中國曆史研究法補篇》中，他再次無比服膺地論道：“章學誠，可以說截止至現在，隻有他配說集史學之大成的人。”
三。
章學誠，字實齋，浙江紹興府會稽人，生於乾隆三年，公元一七三八年，卒於嘉慶六年，公元一八〇一年。
從王陽明、劉宗周到黃宗羲、萬氏兄弟、全祖望，一脈相承的浙東學派，向來以史學為看家本事，有清一代的史學界偉大人物，大多籍貫浙東。此時，再走出一位章學誠，並不讓人感到意外。
但與上述諸位浙籍學人不同的是，幼時的章學誠天資平庸，而且體弱多病。在這一點上，他和明代大儒陳獻章倒很相似，葉黃枝疏，小樹歪歪，整年在藥氣氤氳中，“日誦才百餘言，輒複病作中止，十四受室，尚未卒業四子書”（《章氏遺書》）。
與陳獻章的“自幼警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的過人記憶稟賦完全不同，章學誠天資魯頑，自幼便不善於記誦。雖然他過早就表現出討厭舉業，傾心於史學的為學傾向。
在《與族孫汝南論學書》信中，章學誠回憶道：“仆尚為群兒，嬉戲左右，當時聞經史大義，已私心獨喜，決疑質問，間有出成人擬議外者。”而且“自命史才，大言不遜”，甚至剛剛十幾歲，即著手取材《左傳》、《國語》，準備將之改編為一本紀傳體史書《東周書》，後來被“館師所覺，嗬責中廢”。但此時的他，文化根基還極為輕淺，文字運用能力也很差，甚至“於文字承用轉辭助語，猶未嚐一得當也”。
如此的他，屢屢止步於場屋，也就是可以預見的了。
公元一七六〇年，二十三歲的他參加順天府鄉試，未舉。次年再考，仍名落孫山。之後，他進入北京國子監學習，因不善記誦，成績常居末流，為此時常受到同學們的譏諷與嘲笑。
一個譏笑駱駝背上長有駝峰的驢子，不會知道正是那兩處貌似醜陋而愚蠢的駝峰給駱駝儲存著能量和水源，讓它可以耐力十足地行進於黃沙漫漫的瀚海之中。
章學誠讀書雖不善記誦，但卻有個十分鮮明的長處，即往往能在閱讀中“生出特見”，在尋常的字裏行間，生發出自己的異群之見。
而這，正是古往今來很多一流學問家最可寶貴的為學先天稟賦。
姚明長得人高馬大，當然適合打籃球；李寧生得短小精悍，此生固然無緣NBA，但卻正是體操場上最佳的運動員身量。根據自己特殊的資質，章學誠量體裁衣，創出了一條與當時學風完全不同的治學途徑——不走一意務博、貪奇嗜瑣的考據之路，而是發揮自己理論思維的長處，走有自我創見的學術之路。
他在《文史通義》中這樣說：“高明者多獨斷之學，沉潛者尚考察之功，天下之學術，不能不具此二途，譬猶日晝而月夜，暑夏而寒冬，以之推代而成歲功，則有相需之益，以之自封而立畛域，則有兩傷之弊。”
他認為，流行的考據之學，“學問之途，乃出一種貪多務博，而胸無倫次者，於一切撰述，不求宗旨，而務為無理之繁富”。記誦名數、搜剔遺逸、排纂門類、考訂異同，這些其實更像是一個學者的“功力”，而不是學問本身，“今人誤執古人功力以為學問，毋怪學問之紛紛矣”。
為此，章學誠決定獨樹一幟，起而振衰，“不思救挽，無為貴著述矣”。於是，他繞開熙熙攘攘、萬人奔競的學術潮流，獨自專心研治舉世不為的文史、校讎理論，“吾最為一時通人所棄置而弗道，而吾於心未嚐有憾”，喊出“君子學以持世，不宜以風氣為重輕”的口號，走上了一個人的浩浩蕩蕩之路。
他要走的，正是這樣一條獨斷之學之路。
當一個人在早年即將自己的終身托付給一條漫無涯際的艱難學術之路，那麼幾乎可以斷定，他這一生將告別富貴安逸，無緣鍾鳴鼎食，始終與困苦潦倒為伴，畢生與青燈寒窗為伍，步入清貧窘迫、籍籍無名的窮蹇人生。
事實上，章學誠真的用其一生的腳步證明了上述推斷：他四處奔波，寄人籬下，不置產業，終身未仕，一直充任卑微的幕僚，間或靠講學於書院，或為他人編書修誌，來維係自己清苦的治學不輟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