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群星璀璨、交相輝映的乾嘉學術天空中，有一個人最為耀眼。
他以中國十八世紀百科全書的形象，廣泛涉獵於經、史、子、集、算、校勘、金石、考據、音韻等等學術領域，學究天人，博綜群籍。
他治學之廣、建樹之高、創見之深，聞名遐邇，飲譽海內，被同時代眾多著名學者，如王昶、段玉裁、王引之、淩廷堪、阮元、江藩等公推為“一代儒宗”。
他“不專治一經而無經不通，不專攻一藝而無藝不精”。其學識精深，學術淵博，一生著述宏富，確立了其在學術界的至尊地位，如同孔子所說，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焉。
他就是錢大昕。
作為乾嘉學派中堅的段玉裁，對錢大昕推崇備至地誇讚道：“凡文字、音韻、訓詁之精微，地理之沿革，曆代官製之體例，氏族之流派，古人姓氏、裏居、官爵、事實、年齡之紛繁，古今石刻畫，篆隸可訂六書，故實可稗史傳者，以及古《九章算術》，自漢迄今中西曆法，無不了如指掌。”進而深為服膺地說：“夫自古儒林，能以一藝成名者罕，合眾藝而精之，殆未之有也。若先生於儒者應有之藝，無弗習，無弗精。”
王國維認為開創清代學術的巨匠有三人，國初之學創於顧炎武，乾嘉之學則創於戴震、錢大昕：“亭林之學，經世之學也，以經世為體，以經史為用。東原、竹汀之學，經史之學也，以經史為體，而其所得，往往裨於經世。蓋一為開國時之學，一為全盛時之學，其塗術不同，亦時勢使之然也。”
在治學上深受錢大昕影響的陳垣，深獲陳寅恪讚許，認為陳垣是接承錢大昕的第一人，他的論調是：“吾國學者，自錢曉征以來，未之有也。”而陳垣本人對錢大昕更為推崇備至：“《日知錄》在清代是第一流的，但還不是第一，第一應推錢大昕的《十駕齋養新錄》。”
麵對如此大師，我們自然不能繞他而過。打量他，其實就是在瞻仰乾嘉學術的珠穆朗瑪。
一。
錢大昕，字曉征、及之，號辛楣、竹汀，江蘇嘉定人。生於雍正六年，公元一七二八年，卒於嘉慶九年，公元一八〇四年。
他出生在一個累世寒士的塾師世家，父祖皆以教書為業。其祖父錢王炯，精通小學，著有《字學海珠》、《星命瑣言》。其父錢桂發，“好讀先正舉業文，恥流俗腐濫之習”，著有《方壺吟稿》。
錢大昕為學，就發蒙自祖父與父親。
剛滿周歲時，望孫成龍的祖父便教他識字；五歲時，親授他以經書；稍暇，即開始向錢大昕講論前代故事，如是者十年。十歲後，錢王炯被延請至他人之家設館授徒，錢大昕則牽著爺爺的衣襟一同前往受業。
初學八股文章，他便因在訓詁、音韻方麵的才能，已經頗能通其大意。據說，錢大昕三歲能誦堂上聯語，五歲接觸經書後，過目成誦，十歲就能寫出一手漂亮的八股文，十五歲時即開始研究並考論馬瑞臨的《文獻通考》，鄉裏稱之為神童。爺爺錢王炯為此喜出望外地說：“此子所造，必遠過於我，雖入許、鄭之室，無難也！”
其實，爺爺還是低估了孫子，因為小錢所抵達的學術高度，遠非老錢一句“必遠過於我”可以限量。
麵對少年聰慧、穎悟特達的錢大昕，欣喜莫名的爺爺，明顯感覺以自己的鴿子之能已經不配再充任這隻雛鷹的教練。此後三年，同樣在他人之家擔任私塾先生的父親錢桂發，則將兒子帶在自己身邊，晨夕督課，親自教授。
其時，舉國盛行著一種學風，習舉業者以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為圭臬，擯棄習詩，認為作詩不僅妨礙製義，而且有害於“道”。原因是二程早就提出過“作文害道”，認為文辭之藝“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缺”，認定文學為無用贅言，搞詩詞文學者甚至形同於戲子俳優，“古之學者惟務養性情，其他則不學。今為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朱熹延續此論調，不但認為“杜詩最多誤字”，甚至還認為像韓愈這樣的大儒所寫的文辭，也是“裂道與文以為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他認為“文”是學之一事，而且無關緊要，所以強調“道”，而鄙薄“文”。
但錢桂發不以為然，他因個人愛好，很喜歡教兒子錢大昕作詩。
難能可貴的是，為開闊兒子閱讀視野，增加其閱讀量，窮困的鄉村教師錢桂發同誌，不惜屢屢舉債為兒子大量購書，供其暢遊書海，廣讀博覽。
多年之後，當錢大昕以一首文采飛揚的賦讓乾隆龍心大悅，並因此召試通籍，錢桂發有理由為自己早年在教育兒子問題上的“先見之明”而眉飛色舞，得意洋洋。
那是多年之後的事情了，此時的錢桂發，看著在學業上突飛猛進的兒子，也與其父錢王炯一樣，感受到了自己的池小難蓄龍，這是一個老師的尷尬，卻是一個父親的驚喜。
於是，十五歲的錢大昕被送到縣城讀書，跟隨嘉定知名學者曹桂發學習。
同年夏天，在應嘉定縣童子試中，錢大昕脫穎而出，中為秀才。當錢大昕的試卷被時任江蘇學政的內閣學士劉藻看過之後，這位曾被雍正帝特錄入博學鴻詞科，且聖眷隆沃地特禦賜姓名的大學者，對眼前這個十五歲的娃娃報以激賞：“吾視學一載，所得惟王生鳴盛、錢生大昕兩人耳。”
先來說說王鳴盛。王鳴盛長錢大昕六歲，字鳳喈，號禮堂，與錢大昕同窗，也為江蘇嘉定人。乾隆十九年以一甲二名進士，被授編修，擢侍講學士，撰有史學巨著《十七史商榷》，後來也成為乾嘉學派的重要代表人物。
站在今天的學術此岸，回望有清一代的學術之河，惠棟、戴震之後，以學術貢獻和影響而論，在整個乾嘉學術陣營裏，以王鳴盛與錢大昕二人在史學考據方麵最為突出。
而稱讚錢大昕、王鳴盛的劉藻，此時雙腳站定，麵對的卻是遙不可知的未來彼岸。而且，其視線所觸摸的，還隻是兩個正處在豆蔻年華的少年，太不易了。
端的一副好眼力！
比劉藻眼光更為老辣，也更為精準的，是王鳴盛的父親，王爾達先生。
作為同窗好友，在王鳴盛的熱情相邀下，寄讀的錢大昕在課餘自然會常常走入王宅。王家在嘉定縣城屬於望族，家境殷實，富甲一方。當王爾達看到錢大昕的文章時，不但沒有輕視這個來自鄉下的窮小子，反而對錢大昕極為欣賞，他衝破世俗藩籬，擯棄門第觀念，慨然決定將愛女許配給錢大昕。
除了王鳴盛及其父王爾達，王家人對這位出身寒酸、其貌不揚的女婿，集體所持的態度則是不屑，甚至是鄙夷。因錢大昕體瘦骨削，王家人不無譏嘲地稱他為“碧鸛雀”。
“碧鸛雀”是唐人裴寬的綽號。裴寬任潤卅參軍時，有人送鹿肉給他，知道裴寬不收，悄悄放下肉就走。裴寬無處退禮，便把鹿肉埋在後花園裏。刺史韋詵知道此事後，非常歎服，聘裴寬為按察判官，並將自己的女兒許以為妻。《新唐書·裴寬傳》載：“詵引為按察判官，許妻以女。歸語妻曰：‘常求佳壻，今得矣。’明日，幃其族使觀之。寬時衣碧，瘠而長，既入，族人皆笑，呼為碧鸛雀。詵曰：‘愛其女，必以為賢公侯妻也，何可以貌求人？’卒妻寬。”
錢大昕被王家人集體恥笑的重要原因是，王鳴盛在乾隆十二年，公元一七四七年鄉試中舉，而且被選拔進聲名卓著的紫陽書院學習，錢大昕卻接連兩次在鄉試中敗北，始終沒有跨過舉人這道門檻，這難免讓王家人疑心王爾達的眼光。
王爾達笑而不答，他知道這隻年輕的碧鸛雀將來能飛多高，走多遠。
三年不鳴，一鳴驚人；三年不飛，一飛衝天。這是王嶽丈胸有定算的期待。
猶太人中為什麼出了那麼多一流的科學家，原因是在他們的價值觀中，知識比金錢寶貴，學問比權杖尊榮，他們寧願搭上所有的家財將女兒嫁給一個學者，也不願讓女兒嫁入金碧輝煌的王宮。
麵對一株參天白楊的幼苗，王爾達深深懂得，此時你給它一掊水的滋潤，它就會在後天給你一個鬱鬱蔥蔥的驚喜。
二。
不是為了繼承家傳之業，而是純係出於養家之需，當然還有一個已婚男人的自立和自尊，錢大昕開始在一個顧姓人家設館授徒。其子錢東壁、錢東塾後來記道：“館紀王廟顧氏，其家藏書頗富，府君一一遍觀，遂斐然有述作意，讀書所得，著為劄記。府君殫心經學，自此始。”
顧家藏書甚多，這也許是令錢大昕來這裏擔任塾師的最大吸引力。白天的課堂上，講《爾雅》，說《論語》，為的是實現生活上的自養自足。夜晚一燈如豆下，覽經研史，批閱經典，搜求珍本孤冊，為的是豐厚、充實自己的知識架構。
正是在顧家晨夕披覽，博涉眾籍，他通讀了《資治通鑒》、《廿一史》等大量史籍，極大地開闊了自己的閱讀視野，並且確立了誌向，“始有尚論千古之誌”。此時，他已經能夠據《晉書》對蘇軾所作的《賈梁道詩》來考其錯誤，而且還根據李延壽的《南北史鈔》，撰著出《南北史雋》。
“兩岸綠陰微雨後，半簾花韻試茶初。”正如他所寫的這句詩中表達的意境，雖然“小荷才露尖尖角”，但年輕的鄉村教師錢大昕，經過早期幼承家學，後由曹師調教，又資以顧氏藏書博覽暢讀，已悄悄展示出他的學術能量與為學方向。
但奠定其一生為學根基，成為他求學治學路上至為關鍵一步的，則是二十二歲時的他步入紫陽書院。
蘇州紫陽書院，是一所聞名遐邇的書院，創建於康熙時期。本以講求心性之學為歸旨，雍正三年重修後，與此時的全國其他書院一樣，學風轉為稽古考文之學。惠棟就曾主講於該書院，以考據之學教授生徒，使得這裏成為乾嘉漢學的學術中心與人才培養基地，極負盛名。
紫陽書院的門檻很高。不僅其曆屆山長直接由朝廷審批，皆為學界泰鬥、一代名流，而且對肄業諸生的篩選也極端嚴格。柳詒徵在《江蘇書院誌初稿》寫道：“生徒由駐省道員專司，稽察，各州縣秉公選擇，布政司會同道再加考驗，果係才堪早就者，方準留院肄業。”可見其擇生把關之嚴。
中舉後的王鳴盛，此時就在紫陽書院學習。錢大昕得以進入，實有賴於他的推介，更有賴於山長王竣的大力薦舉。
王竣，字次山，號艮齋，為學長於史，“尤精地理之學，談九州山川形勢，曲折向背，雖足跡所未到，但卻了若指掌”。曾官至江西道監察禦史，罷官歸家之後，決意官場，先後執教於安定書院、雲龍書院和紫陽書院。在紫陽書院任山長期間，他“以古學提唱後進，所賞識後多知名”。
與錢大昕同學的王昶，記錄了錢大昕破格進入紫陽書院的過程：“乾隆十三年夏，昶肄業於蘇州紫陽書院。時嘉定宗兄鳳喈先中乙科，在院同學，因知其妹婿錢君曉征幼慧，善讀書，歲十五補博士弟子，有神童之目。及院長常熟王次山侍禦詢嘉定人才，鳳喈則以君對。侍禦轉告巡撫雅公蔚文，檄召至院，試以《周禮》、《文獻通考》兩論，君下筆千餘言，悉中典要。於是院長驚異，而院中諸名宿莫不斂手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