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將人生的所有快樂都建立在了治學之上，因而外在的物質生活就退避三舍，世俗世界的名利享樂，就與他全然無關。
衣衫襤褸、麵黃肌瘦的他，卻時時洋溢出一個學人的單純幸福。他可以這樣充滿自得，也充滿快樂地說：“學問之事，正如醫家良劑……仆困於世久矣，坎坷潦倒之中，幾無生人之趣，然退而求其所好，則覺饑之可以為食，寒之可以為衣，其甚者，直眇而可以能視，跛而可以能履，已乎已乎！旦暮得此，所由以生，不啻魚之於水、虎豹之於幽也。”
聞之令人心酸！
四。
打量章學誠的人生，很容易讓人聯想起歐洲文藝複興時期的藝術巨匠米開朗琪羅。
米開朗琪羅一生都在卑微中不停地供他人驅使，也正是在這無休止的卑微勞作中，他先是以超凡的智慧和毅力，為羅馬教皇完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壁畫——西斯廷教堂天頂壁畫《創世紀》，後來又以卓越的才能為美第奇家族的聖羅倫佐陵墓創作了著名的《晝》、《夜》、《晨》、《暮》人體四雕像，最後為教皇繪製了不朽的《末日的審判》。
大師留給這個世界的最後一句話是：“煩惱、貧窮、勞碌始終困擾著我，我在窮困中掙紮，我在憂患中孤獨。”
這話用來說章學誠，也很貼切。
公元一七六五年，章學誠第三次參考順天府鄉試，再次落第後，他投拜翰林院編修朱筠為師。
朱筠，字竹君，後來他曾向乾隆上疏一份奏折，對《四庫全書》的編撰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
朱筠明確地告訴章學誠：“科舉非君所長，不能學亦不足學。”朱筠藏書甚豐，章學誠在老師這裏得以暢遊書海，縱覽群籍。也是在這裏，章學誠結識了紀昀、王鳴盛、錢大昕、王昶、戴震等一大批學界名流。
這中間，猶以名滿天下的戴震對他影響最為巨大。
作為乾嘉學派的皖派開山之人，戴震主倡“聖人之道在六經”，“凡學始乎離詞，中乎辨言，終乎聞道”。他的治學特點是，從音韻、小學入手，通過文字、音韻來判斷和了解儒家經典的奧義，以語言文字學為治經之途，以此冀求對聖賢之道的最終領悟。
戴震與章學誠相見之下，對這個小自己十四歲的晚輩後生頓生賞識之意。所以向來謙恭自牧的戴震，這次沒有客氣，而是語重心長地教導章學誠：“予弗能究先天後天、河洛精蘊，即不敢讀‘元亨利貞’；弗能知星躔歲差、天象地表，即不敢讀‘欽若敬授’；弗能辨聲音律呂、古今韻法，即不敢讀‘關關雎鳩’；弗能考三統正朔、周官典禮，即不敢讀‘春王正月’。”
很明顯，戴震的這段求學之道的論述，仍是他一向秉持的“所以明道者，其詞也；所以成詞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詞，由詞以通其道，必有漸”治學思路。按照這種思路，要研究《春秋》等史學，開讀“春王正月”，那麼就要先由訓詁入手，隻有先掌握了考證三統正朔、周官典禮的本領，才能去讀《春秋》，否則就可能學不由徑。
而此時的章學誠，早已有了自己的獨到治學之見，盡管還相當不成熟。
早在四五年前，他在寫給同窗好友甄鬆年的信中，就提出改革史書義例的設想，建議在史書中“於《儒林》、《文苑》之外，更當立《史官傳》”。信中，他還表達了一係列在編修方誌上的看法。比如，他認為方誌“體裁宜得史法”，詩文不能納入《藝文誌》等等。
而且，此前一年，他參與了《天門縣誌》的編纂工作，並將自己在修誌中的所想所思總結為《修誌十議》。這些深有獨見的論述，說明章學誠在通讀古今史書，並在具體編篡方誌的工作中，通過仔細分析，精深思考，已經在史學領域初步形成了他自己的理論雛形。
現在，麵對在乾隆朝學界享有崇高聲望的大師戴震的告誡，年輕的章學誠不能不陷入痛苦的沉思之中。
他深知自己學力尚淺，而且沒有用功於考證名物、窮究典籍、訓詁詞章，正像他自己所說：“我輩於四書一經，正乃未嚐開卷，可為慚惕，可為寒心！”
那麼，是固執己見，堅持不為訓詁桎梏，走自己的獨斷之學路子，還是聽從戴震前輩的諄諄教導，擯棄前非，改弦易轍，走流行的考據之路？
然而，生活的困頓與艱難，不得不讓他暫時放下腦海中的發問，為饑腸轆轆的肚皮去謀生。公元一七六七年，章學誠因“二三當事，猥以執筆見推”，進入太學誌局，參與《國子監誌》的編修工作。
在眾口嘵嘵、幹擾頗多的誌局裏，他深感自己不能按照史家應有的持公執正之義秉筆直書，而是處處受人牽製，時時為同僚所嫉，嚴重違背了自己所尊奉的為史原則，觸犯了他作為一個曆史編纂者的心靈底線。
忍無可忍下，三年後他憤而辭職。
唐朝的劉知幾拂袖離開史館後，向宰相蕭至忠修書一封，疾言史館之弊，決定退而撰著《史通》。
章學誠也留下一封長信。翌年，他在寫給友人的信中氣憤難遏、言辭激烈地寫道：“學誠用是喟然謝去，非無所見而然也。昔李翱嚐慨唐三百年人文之盛，幾至三代兩漢，而史才曾無一人堪與範蔚宗、陳承祚抗行者，以為歎息。夫古人家法，沈約以前，存者什五，子顯以下，存者什三。唐史官分曹監領，一變馬班以來專門之業，人才不敵陳、範，固其勢也。每慨劉子元不以世出之史才，曆景雲、開元之間，三朝為史，當時深知，如徐堅、吳兢輩，不為無人，而監修蕭至忠、宗楚客等，皆癡肥臃腫，坐嘯畫喏，彈壓於前，與之錐鑿方圓，抵齬不入，良可傷也。子元一官落拓，十年不遷，退撰《史通》。是以出都以來，頗事著述，斟酌藝林，作為《文史通義》，書雖未成，大旨已見。”
從中，可以看到他離開誌局的原委，而且還可以看到，他已經決定效仿劉知幾，退而私撰《文史通義》。事實上，從三十五歲的此時到六十四歲去世，章學誠將整整後半生的時間全部交付給了他的皇皇巨著《文史通義》。
五。
“多少臉孔，茫然隨波逐流，他們在追尋什麼？為了生活，人們四處奔波，卻在命運中交錯……”奔波於生計的路上，似乎總有這首《把根留住》的歌曲，來為章學誠的人生做背景音樂。
然而，身影盡管風塵仆仆，但一點也不頹唐潦倒；臉孔雖然塵土撲麵，但一點也不茫然。
公元一七七三年，和州知州劉長城邀請他主持編修《和州誌》，聞聽後，他欣然前往。
早在章學誠為國子監學生時，他就在《答甄秀才論修誌第一書》中，對同學這樣講過他的人生誌向：“丈夫不為史臣，亦當從名公巨卿，執筆充書記，而因得論列當世，以文章見用於時，如纂修誌乘，亦其中一事也。”
他喜愛纂修誌乘這項事業，哪怕隻是為遠在安徽的一個小縣編修縣誌，他也樂於效命。孔子在《論語·述而》中不是這樣說過嗎？“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前往和州，正是“從吾所好”。
也正是這次和州之行，讓章學誠確立了他的為學方向。
“萬有引力定律”其實已經在腦海中誕生，牛頓所需要的，隻是躺在那棵尋常的樹下，讓尋常的蘋果砸中不尋常的腦門。而學識、學力已經完全具備的章學誠，他所需要的也是類似的一次撞擊過程。
編修《和州誌》的過程，便成了他對自己的一次全麵學術總結。
修誌中，他不但在搜檢群書、博覽眾籍的過程中，“檢點前後，識力頗進”，形成了“辨章百家，通於大道”、“條別諸家體裁，論次群書得失，萃合一篇之中”的為史思想，而且有了全新的修誌認識。
於史學義例、方誌編修、校讎之法等諸方麵，他均收獲頗豐。他首次提出：“史臣載筆，侈言文苑，而於《春秋》家學、派別源流，未嚐稍容心焉，不知將自命其史為何如也。”認為修史應該“尤當考定篇章，複審文字，某紀某書，編之誰氏，某表某傳，撰自何人。乃使讀者察其臧慝、定其是非，庶幾涇渭雖淆，淄澠可辨，末流之弊，猶恃堤防”。
此外的收獲，就是他一邊編修《和州誌》，一邊“思斂精神，為校讎之學，上探班劉，溯源官禮，下該《雕龍》、《史通》，甄別名實，品藻流別，為《文史通義》一書”。可見，《文史通義》的寫定，也完全有賴於此次的修誌活動。
更大的收獲是，自從八年前聆聽戴震的教誨後，一直頗感茫然、無所適從的他，經過此次修誌實踐，心中的迷惘消退，自信頓生，為學之法已在章學誠胸中漸漸清晰。
很湊巧，戴震此時又出現在了他麵前。
二人再次就方誌學義等問題進行了學術探討。戴震主張用考據學之法來修誌，認為編修方誌應該以考核地理沿革為要務。而章實齋則認為，方誌乃《周官》小史，是外史之遺，其目的就是專門為編修國史提供史料。
事實上，最古之史書，就是方誌。孟子所說的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皆為地方誌。章學誠認為方誌應為一方之史，而不僅僅是一地理書，所以為方誌之人，必須“考古固宜詳慎，不得已而勢不兩全，無寧重文獻而輕沿革耳”。由此他認定，戴震雖淹貫經史，名滿天下，實則不解史學，屬於“無其識而強作解事”。
後來，在《跋甲乙剩稿》中回憶這次和州之行，章學誠充滿自得地寫道：“甲午、乙未，赴江南修誌，返浙而複入都門，學識方長，而文筆亦縱橫能達。”
他已不再著意於乾嘉學派的考據之學，而是將眼光越過同時代學者的頭頂，投向遠方。
那裏，孤鷹翱翔，雲淡天高。
六。
背負著生活的種種壓力，也懷揣著自己的情有獨鍾，公元一七七七年，章學誠又握著永清知縣周震榮送來的邀請函，腳步輕盈地前往永清，編修《永清縣誌》。
也正是在這年，他在鄉試中中舉，次年，於會試考中進士。
場屋中的接連取勝，並沒有讓章學誠增添多少成就感，為此拈須自得，欣喜若狂。相反，考中進士之後的他，竟然自認迂闊，執意拒絕入仕。
在這個已經四十一歲的中年男人心中，參加科考，獲得功名，也許隻是對自己或他人的一種交代，屬於一種身份認定。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事業不在爾虞我詐、蠅營狗苟的官場裏，而是在書籍盈桌、孤燈獨照的書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