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描繪了通過靜坐，求得“吾心之約”後的心靈極為灑脫空曠的審美至境：“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打並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夫以無所著之心行於天下，亦焉往而不得哉！”
曾點活計，鳶飛魚躍，通過靜中涵養而直達天理，這既是陳獻章的學術特征，也是他的學術理想。
《明儒學案》這樣總結陳白沙的學術特點與曆史地位：“先生之學，以虛為基本，以靜為門戶，以四方上下、往古來今穿紐湊合為匡郭，以日用、常行、分殊為功用，以勿忘、勿助之間為體認之則，以未嚐致力而應用不遺為實得。遠之則為曾點，近之則為堯夫，此可無疑者也。故有明儒者，不失其矩矱者亦多有之，而作聖之功，至先生而始明，至文成而始大。向使先生與文成不作，則濂、洛之精蘊，同之者固推見其至隱，異之者亦疏通其流別，未能如今日也。”
陳白沙的心學，表麵上看非常接近佛門禪宗之義。他提出的“以無所著之心行於天下”超功利審美境界，就與禪宗所倡的“蕩相遣執”十分相似。與陳獻章同時代的高僧梵琦，就特別強調心本體的重要性，認為心中本具一切，隻要護持，覺悟此心，即可得道成佛，“無理外之事，無事外之理，無心外之物，無物外之心”。
因此，他的學說引來學界不小的詬病，許多人認為其學近禪。黃宗羲為之分辯：“或者謂其近禪，蓋亦有二，聖學久湮，共趨事為之末，有動察而無靜存，一及人生而靜以上，便鄰於外氏，此庸人之論，不足辨也。”
其實，陳白沙自己這樣說過：“禪家語，初看亦甚可喜，然實是籠統，與吾儒似同而異，毫厘間便分霄壤，此古人所以貴擇之精也。如此辭所見大體處，了了如此，聞者安能不為之動？但起腳一差，立到前麵，無歸宿，無準的，便日用間種種各別，不可不勘破也。”
也許，真理是相通的，隻是它表達在了不同的學說之中。一個欲發佛家之真如，一個想致儒家之良知，同途卻異歸。
牧人與狼都喜歡羊白白胖胖，但誰能說他們想的是一回事呢？
六。
成化二年，公元一四六六年，三十八歲的陳獻章離開家鄉學館，再次來到京師，複遊太學。
原因是翰林侍讀學士錢溥的一封信。錢溥在信中說，明憲宗剛剛上台，正要複禮施教，整頓朝綱，為此勸他進京考取功名，為國家效力。
然而，皇帝朱見深並非一個英主。《明史》稱他：“帝怠於政，大臣希得見。萬安同在閣，結中戚貴畹，上下壅隔。”受其寵愛的萬貴妃，以父兄為錦衣衛指揮使，偵伺百官，統領詔獄，控製朝官，並通過閣臣萬安，與內閣時通聲氣，把持朝政。這樣惡劣的政治環境，當然是陳獻章後來一再辭職的最主要理由。
其時，國子監祭酒為邢讓。而邢讓是陳獻章的同年，在公元一四四八年，他們曾一同走進考場，隻不過，陳白沙考中的是乙榜，邢讓卻考中甲榜，進士及第。
十八年的光陰揮灑之後，邢讓成了國子監祭酒，國立大學校長，陳白沙卻還是個遊學於國子監的旁聽生。麵對山村老師陳獻章，邢讓沒有將眉毛挑到腦袋頂上，而是有意要察看一下陳獻章的學問，再做推薦之念。於是，他即興讓陳獻章提筆來和南宋大儒楊時的《此日不再得》詩。
“此日不再得，頹波注扶桑。躚躚黃小群，毛發忽已蒼。願言績學子，共惜此日光。術業貴及時，勉之在青陽。行己慎所之，戒哉畏迷方……”楊時的這首詩很長，也很出名，曾作為治學格言教育了一代代由宋及明的讀書人。
陳獻章當然對之耳熟能詳，他不假思索，援筆而成一首《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韻》。
“能饑謀藝稷，冒寒思植桑。少年負奇氣，萬丈磨青蒼。夢寐見古人，慨然悲流光。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說敬不離口，示我入德方。義利分兩途，析之極毫芒。聖學信匪難，要在用心臧。善端日培養，庶免物欲戕！道德乃膏腴，文辭固秕糠。俯仰天地間，此身何昂藏。顧茲一身小，所係乃綱常。樞紐在方寸，操舍決存亡。胡為謾役役，斫喪良可傷。願言各努力，人海終回狂。”
全詩體格雄健，音律開朗，寄寓哲理，議論義理，寫得奇瑰跌宕，情理交融，更因其中深邃的治學之思，宏大的體道之想，深深折服了邢讓。邢讓為之連聲驚歎：“龜山不如也！”並“揚言於朝，以為真儒複出。由是名震京師”。
因邢讓的這一稱讚，朝中為官的一大批知名學者如羅一峰、章楓山、莊定山、賀醫閭皆恨相見陳白沙太晚。給事中賀醫閭甚至在聽到邢讓“揚言於朝”的當天就“抗疏解官”，辭官不做，改為恭恭敬敬跟隨陳獻章做學生。
隨後，在邢讓的推薦下，陳獻章進入吏部當起一個抄抄寫寫的司吏。但因性格耿直，為人端方，得罪了禮部侍郎尹昊，備受其陷害與暗算之後，四十二歲的陳獻章決定返回家鄉。
江門沙白如玉，那才是自己安身立命的所在。
大明朝廷中少了一位下級公務員。
嶺南卻迎回一位曠世的學術宗師。
七。
“江雲欲變三秋色，江雨初交十日秋。涼夜一蓑搖艇去，滿身明月大江流。”這是陳獻章一首抒發自己胸臆的詩作，名為《偶得示諸生》。
取名“偶得”，實是久佇於胸；舉之向學生展示，也是自己對自己的傾訴。
那便是他為人為學中始終抱持的一個理念——以淡遠的襟懷，澄明的心境，以靜應變，萬化自然，如此才不失自然的真趣，才能永葆自己的高貴人格。
與他同時代的學者羅一峰充滿敬意地說：“白沙觀天人之微，究聖賢之蘊，充道以富，崇德以貴，天下之物，可愛可求，漠然無動於其中。”
而黃宗羲卻從中看到了另一種悲壯或崇高：“信斯言也，故出其門者，多清苦自立，不以富貴為意，其高風之所激，遠矣！”
他的衣缽傳人湛若水便是證明。
湛若水，字元明，弘治七年從陳獻章遊，從此不樂仕進。母親命之出，乃入南京國子監。參加會試時，考官撫其卷歎曰：“非白沙之徒不能為此！”遂以甲榜第二名進士及第，後來，他成為南京國子監祭酒，曆南京吏、禮、兵三部尚書。嘉靖初年，入朝上經筵講學疏，向昏聵的嘉靖帝直言不諱地進諫：“陛下初政，漸不克終。左右近侍爭以聲色異教蠱惑上心。大臣林俊、孫交等不得守法，多自引去，可為寒心。亟請親賢遠奸，窮理講學，以隆太平之業。”
湛若水在繼承陳獻章“天地我立，萬化我出”的心本論基礎上，提出了“萬事萬物莫非心”的觀點，認為“隨處體認天理，自初學以上皆然，不分先後。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即隨處體認之功，連靜坐亦在內矣”，同時他警告學者：“舍書冊、棄人事而習靜，即是禪學。”黃宗羲認為湛若水的“隨處體認天理”與王陽明的“致良知”，是王、湛之學各樹門戶的標誌，而且也是對陳獻章心學的修正與發展。
其實，湛若水的這個學術觀念仍然來自陳獻章。陳白沙曾在予湛若水的信中寫道：“日用間隨處體認天理，著此一鞭，何患不到古人佳處也。”
湛若水生平所至，必建書院以祀陳獻章，足見他對其師的高山仰止之情。
公元一四八三年，明成化十九年，廣東布政使彭韶、總督朱英集體向明憲宗舉薦陳白沙：“國以仁賢為寶，臣自度才德不及獻章萬萬，臣冒高位，而令獻章老丘壑，恐坐失社稷之寶。”於是，陳獻章又被召至京城，令就試吏部。昔日曾與陳獻章心存芥蒂的權臣尹昊，此時為吏部尚書，為此，陳獻章辭疾不赴，最後用那篇情文並茂的《乞終養疏》感動了憲宗，被授翰林院檢討而歸。
回鄉途中，走到南安時，南安知府張弼對陳獻章先拜官而後辭，頗不以為然，認為這和他的老師吳與弼完全不同，有沽名釣譽之嫌。陳白沙回答道：“吳先生以布衣為石亨所薦，故不受職而求觀秘書，冀在開悟主上耳。時宰不悟，先令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先生意，遂決去。獻章聽選國子生，何敢偽辭釣虛譽？”
一個聽從自己內心召喚，率意而為的人，因其言行不合乎世俗邏輯，故最易為世俗所不容。進而，歪曲與誣蔑，造謠與誹謗，便接踵而至了。
陳獻章也逃脫不了這種命運。
但他有自己的應對之策，那就是以平常之心待之。
蕭伯納鐫刻在茶壺上的自警之語是：“他們罵了，讓他們罵去。”陳白沙所持的信條是：“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自動自靜，自闔自辟，自舒自卷；甲不問乙供，乙不待甲賜；牛自為牛，馬自為馬。”
舉世加譽，讚揚聲連，於我何幹？
萬夫所指，批評接踵，關我甚事？
在《論學書示學者帖》中，他告誡門人弟子：“諸君或聞外人執異論非毀之言，請勿相聞。若事不得已言之，亦須隱其姓名可也。人稟氣習尚不同，好惡亦隨而異。是其是，非其非，使其見得是處，決不至以是為非而毀他人。此得失恒在毀人者之身，而不在所毀之人，言之何益！”
誨人不倦、力創新旨、唯務履實的陳獻章，一生清貧，都禦史鄧廷纘曾令番禺縣每月給他送米一石，他卻堅辭不受，說自己“有田二頃，耕之足矣”。
耕讀自足，致力講學，粗衣敝履，飯糲蔬豆，卻始終甘之如飴。將生活簡約化，將人生簡單化，將靈魂豐厚化，就這樣他終老此生。
公元一五〇〇年，弘治十三年，他以七十三歲之齡卒於家中。
“飛雲之高幾千仞，未若立木於空中與此山平，置足其巔，若履平地，四顧脫然，尤為奇絕。此其人內忘其心，外忘其形，其氣浩然，物莫能幹，神遊八極，未足言也。”他曾經要求學生朝著這個方向修煉，漸至臻境。
觀陳白沙一生行跡，他確實已經抵達了這一勝境，令人仰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