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2 王陽明:點也雖狂得我情(1 / 3)

在中國思想史上,他是一座壁立萬仞的巨峰。

在他之前,是自宋以降的程朱理學獨步江湖,學統天下。而一經他別有新悟的發明與首倡之後,理學從原先的獨尊地位迅速式微,代之而起的是心學在明朝的全麵崛起。上承孟子,中繼陸九淵,他最終創立的姚江學派,成為明代中後期影響深遠的新儒家學派。一個人能用一己之力,締造出一種全新的學術局麵,推翻此前牢固占據國家意識形態王霸位置的舊學,這樣的人無疑具有劃時代意義。

在中國儒學史上,他是一位曠古絕今的奇儒。

身為沒有絲毫戎馬經曆的一介文弱書生,他卻馳騁疆場,運籌帷幄,指揮若定,所向披靡,天才般地一再向世人展示其高超絕倫的軍事天賦和用兵才能。

一邊是安靜雅潔的書齋,一邊是刀光劍影的戰場,他從容出入,巧妙融合,用自己的雙重身影,真實呈現了孔孟一直期盼的儒者“內聖外王”的最高人格。在儒家向來追求的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麵,他齊頭並進,用“真三不朽”的奇崛高度,將之完美統一於自身。

也正因此,集偉大思想家、教育家、哲學家、軍事家、書法家於一身的他,被人稱為有明一代首屈一指之人。他以心學集大成者的身份,與儒學創始人孔子、儒學集大成者孟子、理學集大成者朱熹,被學界並稱為孔孟朱王。明末清初,號稱三大思想家的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他們的經世致用思想即源於他。

不僅如此,王陽明的學術思想在日本、朝鮮半島、東南亞乃至全球,至今都有著重要而深遠的影響。

明末,陽明學傳到日本,直接成為在明治維新運動中民眾用傳統思想抵製全盤西化的基礎。日本近江聖人中江藤樹、日本資本主義之父澀澤栄一、倒幕魁首西鄉隆盛等均為王陽明的信徒,軍事家東鄉平八郎深為王陽明學說折服,隨身佩一方印章,上刻“一生俯首拜陽明”。

年輕的蔣中正留學日本時,看到很多日本人都在閱讀王陽明的《傳習錄》,大為震驚,於是也開始研讀《傳習錄》,從此終生崇拜王陽明,並把台灣草山改名為陽明山。

陶行知原名陶文濬,他因深深服膺王陽明的“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之說,四十三歲時改本名為陶行知,終生以此自勉。

一個人的肉體倒下了,但遍地林立的卻是他的思想。這個人,肯定非同尋常。

一。

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經曆。

而這個經曆還可以上溯得很久,正所謂三代之家方可培養出一貴族。

王守仁,幼名雲,字伯安,因曾築室會稽山陽明洞,自號陽明子、陽明山人,又曾創建陽明書院於越城,故世稱陽明先生。明憲宗成化八年,公元一四七二年,生於餘姚;明嘉靖八年,公元一五二九年,卒於南安。

據《順生錄·年譜》記載,其祖先本琅琊王氏,到王羲之時徙居山陰(紹興),其後又自達溪遷至餘姚,遂為餘姚人。

王陽明生在一個以隱居為傳統的世家。

其六祖王綱,在元末避世亂,甘居林壑,他未卜先知地預感到尚未發達的朋友劉伯溫會騰達,提前婉拒說:“老夫性在丘壑,異時得誌,幸勿以世緣見累,則善矣。”

五祖王彥達也終生隱居,躬耕養母,讀書自娛,他死時,隻傳給他兒子王與準幾箱祖上傳下的書籍,鄭重囑咐:“但勿廢先業而已,不以仕進望爾也。”

王與準就是王陽明的高祖,號遁石翁,一生既不參加科考,也拒絕薦舉,一心“閉門力學,盡讀所遺書”。

到了王陽明曾祖父王世傑這裏,仍堅決繼承並貫徹前輩的隱世作風,他以“祖秘湖漁隱彥達,父遁石翁與準,皆以德學為世隱儒”為標榜,適逢鄉試,科場為防作弊規定考生入闈前須散發脫衣接受檢查,王世傑覺得人格受到侮辱,未進考場而返。

王陽明的祖父王天敘,號竹軒,“性愛竹,所居軒外環植之,日嘯詠其間”。他豪放達邁,適性自樂,人稱其“環堵蕭然,雅歌豪吟,胸次灑落”,被比作陶靖節、林和靖。每每打開其父留下的書篋便感喟:“此吾先世所殖也。我後人不殖,則將落矣。”

王陽明的父親王華,字聽輝,別號實庵,晚稱海日翁,嚐讀書龍泉山中,又稱龍山公。成化十七年,王陽明十歲時,王華以狀元身份賜進士及第。

看著這個一脈相承的江左望族王氏家譜,你不能不感慨,時代在發展,世界在變換,但一代代王姓子孫始終保持著耿介獨立、孤傲倔強的儒者之風,他們自立於渾濁的政治旋渦之外,嘯風吟月,磊落襟抱,守護並捍衛著自己高蹈的人格。

由此不難想象,接下來出場的新一代王家人,又將會奏響一首怎樣瑰麗而奇妙的全新版《傳奇》!

二。

先來說說紹興,包括它的自然山水和人文山水。

不知從何時起,在一燈如豆的書齋中夜讀時,對一些欽敬的人,不自覺地就留意起了他的籍貫和他步履蕩起的曆史煙塵。於是,便有了一個驚奇的發現,那麼多的碩儒俊彥,那麼多的慷慨悲歌之士,那麼多的高居中國文化雲端的卓犖大才,竟然大都出生或遊曆在蕺山鏡水之間,他們甚至貼著一個共同的地理標簽——紹興。

隨手寫寫,就可以列出一份讓每個熟知中國文化史的人咂舌驚訝的長長名單:範蠡、文種、王羲之、謝安、張岱、徐渭、陸遊、王陽明、王充、劉宗周、黃宗羲、魯迅、蔡元培、秋瑾、徐錫麟、馬寅初、胡愈之、朱自清、錢三強……他們或為一代宗師,言為士則;或為群倫表率,行為世範;或氣衝霄漢,英名播九州;或執學術牛耳,為某專業領域嚆矢。小小的紹興,堪堪名士薈萃,俊彩星馳,群星璀璨,錦彩霞披。

袁中郎讚此地“士比鯽魚多”,毛澤東說它為“鑒湖越台名士鄉”,說得人膺服至極。麵對這樣的人文淵藪,你如何能不肅然起敬?

其實,單是出一個陸遊,或一個魯迅,或一個徐渭,或者誰都不出,隻用千年之胎孕育出一個王陽明,這座城市便完全可以有資格傲視天下了。

但紹興不是,它要讓你佩服得五體投地才行,它用它的自然山水和獨有的人文環境寧靜地涵養著這塊土地上的每個英才。

這裏的確好,無論人文山水,還是自然山水。王羲之說:“山陰道上行,如在鏡中遊。”會稽、四明、天台三座名山綿亙南部山地,岩壑迎人,杖黎扶我,到此已無塵世想;浦陽、曹娥、剡溪穿流其間,河湖港汊水網縱橫交錯,俯視澄明,遊鱗可取,令人悠然有濠濮閑趣,山水相間,構成了獨特的鍾靈毓秀的山川之美。

所有的山水都影響人,山水的情懷哺育人的情懷,自然的形勝或氣佳與人文精神的營造共融互通。窮山惡水出蠻橫刁鑽之徒,麗水秀山潤博雅溫婉之士。

紹興的地域精神和文化品格的形成,可以直接指向春秋時的越國。勾踐所倡導的“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影響深遠,那彎彎曲曲的血脈竟一直延承下來,漸至成了紹興文化穩固跳動的脈搏。

這便是升騰在這片土地上獨有的隱忍和複仇精神。

漢代袁康、吳平作《越絕書》,漢末趙曄又繼作《吳越春秋》,這兩部書被後人稱作複仇之書。生於斯終於斯的詩人陸遊更是以越人自勵,寫下了“僵臥孤村不自哀,尚思為國戍輪台。夜闌臥聽風吹雨,鐵馬冰河入夢來”等深潛憂憤、氣勢勃鬱的慷慨激昂詩篇。

滿清滅明,亡國既成事實,但這裏一大批文質彬彬的羸弱書生,勇毅地挺立出來,用他們“菊殘猶有傲霜枝”的錚錚鐵骨,來捍衛早已無存的前朝。王思任大呼“夫越乃報仇雪恥之鄉,非藏汙納垢之地也”,大書“不降”二字絕食而死;祁彪佳寫下“含笑入九泉,浩氣留天地”的絕筆,在水池中端坐而死;劉宗周留下“慷慨與從容,何難又何易”的絕筆詩從容而死。

活,難見人的風貌;死,卻極見人的氣度。慷慨激越的義烈血脈,一直流注在這山這水中。

紹興人將自己的地域精神總結為兩句話:慷慨以複仇,隱忍以成事。其實,謙虛的他們還遺漏了重要的一麵,應該再補充一句:積學以養成。

從兩幅懸掛已久的對聯上,你可以明白無誤地嗅到這種氣息。

其一是山陰縣學堂聯:茲山即劉子講學壇,望諸君立雪坐風,追蹤往哲;此地是越王采蕺處,願吾儕臥薪嚐膽,勵誌前修。

其二是魯迅受業的“三味書屋”學堂聯:至樂無聲唯孝悌,太羹有味是詩書。

如果走進一方水土,撲鼻而來的是濃鬱的書卷氣,盈耳灌注的是朗朗的誦書聲,那你就不能不對這片土地產生由衷的欽敬。

對文化先天的親近感,延宕了數千年的紹興從來就沒有割舍過。很像猶太人對文化的天然膜拜,紹興民間自古就有耕讀傳家的傳統觀念,視讀書應試為正途,尊師重教,相沿成習。個人和社會團體多樂於捐資辦學,集資助學,其書院和學塾以由私人或族人舉辦為多數,義塾、私塾遍布,連深山僻壤也不例外。

大雅傳頌,積物育人,使得這裏沒理由不成長為思想空前活躍、學術空氣濃鬱的文化重鎮。所以,中國最大的票號可以出現在太穀,中國最豪華的住宅可以出現在歙縣,最瀟灑的一夜擲千金壯舉可以出現在揚州,但最偉大的思想家、最偉大的書法家、最偉大的畫家、最偉大的教育家和一流的學者,卻出現在這裏。

王陽明,隻能誕生在這裏。

三。

公元一四七二年,王陽明降臨。他用一聲嘹亮的啼哭,奏響了這首充滿玄機與神奇的《傳奇》的第一個音符。從此,圍繞王陽明的一生,一係列的怪異現象接踵而至,充滿了不可思議。

據《明史·王守仁列傳》載,王陽明胎臥母腹長達十四個月。尚未麵世,即已嚴重挑釁現代醫學的妊娠極限。

在他出生前夕,奶奶夢到神人從雲中送子,因而為他起名王雲,結果,名字為“雲”的他到五歲還不會說話,有神僧從此路過,說“好個孩兒,可惜道破”。爺爺王竹軒為此猛然醒悟,改王雲為王守仁,於是他猛然間能說會道,甚至突然就背誦起爺爺往日曾讀過的書。竹軒公驚訝問之,他回答:“聞祖讀時已默記矣。”不知道兒時同樣遲遲不會說話的愛因斯坦,是否也是他爺爺後來給改的名兒。

王華高中狀元次年,公元一四八二年,十一歲的王陽明與爺爺被迎至京城寓居。爺孫倆途經鎮江金山寺時,王竹軒與身旁的朋友酒酣之際,他雅歌豪吟的習性陡然被喚醒。麵對金山寺,他要賦詩了。胡須拈好,架勢擺定,但非常不巧的是,他詩興雖有,但詩情卻無,遲遲賦不上來。這和李白因崔顥有詩在上頭,而“眼前有景道不得”不同,王竹軒老同誌的這種難堪與尷尬,隻有那些明明十分內急,但匆忙跑到廁所後就是沒有尿意的家夥們明白。

正在爺爺尷尬之間,冷不丁地,王陽明卻從一旁秀口吟哦道:“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紗高台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眾人為之大驚,讓他再賦《蔽月山房》詩。王陽明隨口應曰:“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闊。”

兩詩雖然淺白如話,但立意甚高,架構很大,充滿了哲學思辨色彩,而且它們出自一個僅十一歲的孩子之口,的確讓人不敢置信。

跟隨塾師讀書後,王陽明又處處露出異於其他孩子之處,《年譜》中用這樣四個字來形容:“豪邁不羈”。

《王龍溪先生全集》卷二《滁州會語》中具體介紹了他如何“英毅淩邁,超俠不羈”:“十二歲在京師就塾師,不肯專心誦讀,每潛出與群兒戲,製大小旗居中調度,左旋右旋,略如戰陣之勢。龍山公出見之,怒曰:‘吾家世以讀書顯,安用是為?’先生曰:‘讀書有何用處?’龍山公曰:‘讀書則為大官,如汝父中狀元,皆讀書之力也。’先生曰:‘父中狀元,子孫世代還是狀元否?’龍山公曰:‘止吾一世耳。汝若中狀元,還是去勤讀。’先生笑曰:‘隻一代,雖狀元不為稀罕。’父益怒撲責之。”

從正常的意義上來理解,一個剛剛接受小學教育的十二歲孩子,卻不肯讀書,不服老師管教,時常用叛逆的行為和語言來標新立異,這的確不大好。但問題是,如果是一頭奔馳在草原的獵豹,你怎麼能要求年幼的它必須與一隻貓咪一樣度過溫順而乖巧的童年?

父親王華不知道自己將是一頭獵豹的爹,他隻知道自己是位中規中矩的讀書人,而且是個很成功的讀書人,所以他常常擔憂兒子的前途。

爺爺竹軒公卻是個梅妻鶴子、築籬南山的灑脫之人,而且隔代看孫,自有其瀟灑曠逸的視角,所以他微笑待之,心知而不言。

從這裏可以看到,父祖兩代人在王陽明的教育策略上存在著分歧。

王陽明問塾師:“何為第一等事?”塾師答:“唯讀書登第耳。”他卻反駁說:“登第恐未為第一等事,或讀書學聖賢耳!”王華聽到後,笑著反問:“汝欲做聖賢耶?”

在王狀元看來,隻有踏踏實實讀書,然後金榜題名,光耀門楣,這才是切實可行之路,像孔孟程朱那樣的聖賢,豈是你這種不知天高地厚的黃口小兒可以企及的?

貌似合理的成人邏輯,因其更多是受世俗社會價值導向的蒙蔽,其實往往荒誕不經。發乎孩子之口的天真之語,因其來自真如直覺而更接近真理。

“何為第一等事?”這是個關注並探討人生終極價值的發問。大哉斯問!

一個十二歲的孩子,慨然將自己的人生定位為“讀書學聖賢耳”,這是何等宏大的抱負與理想!韓愈、張載、程顥、司馬光、朱熹他們,也是分別在各自的兒時舉著這個人生理想,最終實現了自己的成聖之路。

正因有這一問,才會有二十五年之後的明武宗正德三年,他謫官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若有悟,體驗探求,再更寒暑,證諸《五經》、《四子》,然後沛然若決江河而放諸海也,歎聖人之道坦如大路。

龍場悟道,鳳凰涅槃,即從此時的這一問開始起步。

四。

認識有多深,行走就有多遠。

多年之後,王陽明這樣諄諄教導他的學生:“儒者患不知兵。仲尼有文章,必有武備。區區章句之儒,平日叨竊富貴,以詞章粉飾太平,臨事遇變,束手無策,此通儒之所羞也。”

這種思想或認識就發軔於他的少年時期,盡管此時一切如遊戲,而且相當不自覺。比如十二歲在京師讀私塾,“每潛出與群兒戲,製大小旗居中調度,左旋右旋,略如戰陣之勢”。

尼采是抱著一匹老馬的頭痛哭之後,從此“瘋”掉,轉身進入了他的哲學王國的。

王陽明是舉著“讀書學聖賢耳”的旗幟狂起來,從此走上他漫長、痛苦、糾結的悟證之路的。

十五歲這年,他的狂放人生宣告正式開始。

此時,刻板的塾師,更為刻板的經義,乃至身為翰林院修撰的父親,都已讓他煩不可言。極度鬱悶中的他,索性從家裏逃出,“出遊居庸三關,即慨然有經略四方之誌:詢諸夷種落,悉聞備禦策;逐胡兒騎射,胡人不敢犯。經月始返。”

一日,他夢謁伏波將軍廟,遂賦詩曰:“卷甲歸來馬伏波,早年兵法鬢毛皤。雲埋銅柱雷轟折,六字題文尚不磨。”此時,朝政紊亂,天下離心,各地起義此起彼伏,王陽明屢次想向朝廷獻書,坦誠自己的經略之策。這讓王華既驚且懼,十分氣憤。

癡狂,是處於黑暗中的人在冀求光明的過程中難以自抑的一種焦躁與不安,除了光明,無可撫慰,哪怕如結婚這樣的繾綣美事。

公元一四八八年,十七歲的王陽明來到江西嶽丈家裏完婚。合巹之日,讓人們大跌眼鏡的是,新郎找不到了。美國大片《逃跑的新娘》在中國明朝提前上映,隻是新娘換成了新郎。

原來,當人們喜氣洋洋地在忙碌婚事時,作為男一號的他卻覺得閑得無聊,於是將熱鬧留給大家,自己信步走出,偶然就走進一個叫鐵柱宮的道觀。正好遇一道士趺坐一榻,當即麵談起來,聽到對方講養生之道,遂相與對坐忘歸。老丈人、江西布政司參議諸養和先生,派人打著燈籠四處尋找,最後找到他時,已是第二天黎明。

新婚燕爾,正是男歡女愛、卿卿我我的人生最浪漫時期,但王陽明忽然在這段日子裏鍾情起書法來,等到攜妻歸家時,書法技藝大進。多年後,王陽明對弟子們說:“吾始學書,對模古帖,止得字形。後舉筆不輕落紙,凝思靜慮,擬形於心,久之始通其法……隨時隨事隻在心上學,此心精明,字好亦在其中矣。”他將婚期當成了參悟心學的一個學期。

公元一四八九年,王陽明開始慕聖學。在送妻子諸氏回餘姚老家時,路過廣信,謁見大儒婁諒,相互語宋儒格物之學。婁諒對王陽明說:“聖人必可學而至。”二人遂深契之。

婁諒,與胡居仁、陳獻章俱為大儒吳與弼的學生,《明史·儒林列傳》說他“其學以收放心為居敬之門,以何思何慮、勿忘勿助為居敬要旨。然其時,胡居仁頗譏其近陸子,後羅欽順亦謂其似禪學雲”。可見其學主心,遠接陸九淵,近似陳獻章,然而有偏向禪宗的嫌疑。

王陽明遇到他,當然心有戚戚焉。婁諒的一句“聖人必可學而至”,不僅堅定了他為聖的信念,更點撥了他必須通過“學”而後可至的途徑。於是,他幡然醒悟,踏實就學,遍求朱熹的遺書發奮苦讀,“日則隨眾課業,夜則搜取諸經子史讀之,多至夜分”。人也似乎脫胎換骨,過去的王陽明待人接物笑傲放縱,善於戲謔,現在的他卻一改昨非,端坐省言。他自己說:“吾昔放逸,今知過矣。”

黃宗羲用“三變”來總結王陽明一生的學術曆程,這“三變”吻合了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的古今學人三境界。

他的第一變,就是泛濫詞章之學,遍讀朱熹之書。“循序格物,顧物理吾心,終判為二,無所得入。於是出入於佛老者久之,也無所得。及至居夷處困,動心忍性,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悟格物致知之旨,聖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原來“道”隻需自求諸心,而不需求諸物,他找到了苦苦尋覓的“道”。

一條充滿思忖、彷徨和否定之否定的艱難心靈之旅開始了。

他想到先儒所說,一草一木,皆涵至理。於是,他取來竹子認真去“格”,希望從中“格”出一番道理。結果令人沮喪,麵前的竹子還是竹子,沒有“格”出更多的哲理。王陽明沉思其理不得,於是病倒。

這是他第一次因心中所阻,思而有滯,倒在病榻之上。

這種病,就是困於其思、思而不解、身心憔悴的心病,和《西廂記》中的張君瑞因著那相思病染倒在床上很相似,但品味卻更高。

頹然自廢的王陽明很絕望,乃至想,聖賢有分,大概自己不是成聖為賢的那塊材料,於是他拋開了竹子,也拋開了成聖的想法,“乃隨世就辭章之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