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〇五〇年，程頤在太學學習，太學教授胡瑗為學生們出了一道題：《顏子所好何學論》。
程頤答道：“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他言明，聖人之道是“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
不難看出，程頤所答的“正其心，養其性、性其情”的本真歸靜聖人之道，就來自周敦頤四年前的教誨。
他的答卷讓胡瑗拍案叫絕，為此甚至“即請相見，處以學職，知契獨深”。本為同班同學的呂希哲，當下就不再與程頤同學嘻嘻哈哈，勾肩搭背，而是“以師禮事之”。既而，四方之士從遊程頤者越來越多。
就在這年，年僅十八歲的程頤還做過一件令人吃驚的事。
他以布衣身份上書闕下，勸宋仁宗“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對，麵陳所學”。當然，一個無名小子的貿然上書，是不會被送到領袖案頭的，否則以宋仁宗之體人善任，起而用之程頤也未可知。當然，這使得他還有機會閑遊太學，繼續接受胡瑗先生的悉心教導。
公元一〇五七年，二十六歲的程顥赴京師應舉，與張載、蘇軾、蘇轍同科進士及第。進士及第後在京候詔待命之際，程顥、呂希哲、張載於開封相國寺裏舉辦起學術講座。
《宋史·道學列傳》中有記：“（張載）嚐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眾。一夕，二程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撤坐輟講。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
年長程顥十二歲的張載雖然來自千裏之外的陝西眉縣，祖籍卻是汴梁，與二程有著親戚關係，按輩分，張載為二程的表叔。
與二程互論《周易》之後，張載認為二程深明《易》道，於是自謙地說了一句“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然後撤椅罷講，以示自己對學問的虔敬。同時，在與二程論性談理之後，他用一句充滿自負的“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來點撥二程道學之要。
正是在張載的指點之下，二程於是盡棄此前廣泛旁涉的佛道“異學”，專注於儒道，才使得他們的學問自此粹然無雜，湛然淳如。
至此，二程先後從周敦頤、胡瑗、張載等三位同時代大儒那裏分別汲取道學的基本營養。
轉師多門，兼收並蓄，周納多包，這是二程最後將自己浩浩蕩蕩流淌為一路東進的學術大河的重要原因，這也是洛學最終被公認為理學正朔並廣為傳播的原因所在。
此之所謂，有容乃大。
三。
再繽紛的花園也不是駿馬馳騁的牧場。
作為一個學人，官場並不適合安放他不羈的思想與靈魂。但通過科舉考取功名，然後走上仕途，這幾乎成為所有讀書人的成長必經之路。也隻有在仕宦途中被拷打得遍體鱗傷之後，他們才會退回書齋，以無比追悔的心情回望人生中的仕宦生涯。
在這方麵，程頤顯然有著比他人更多的自我警醒。
當哥哥程顥前往鄠縣（今陝西戶縣）擔任主簿，走入官場時，他則以難得的淡定心情，於嘉祐四年廷試報罷，再不參加考試，果斷停止了自己的場屋事業。這其間，程太中有很多次機會獲得了“任子恩例”的指標，即通過朝廷恩蔭製為自己子女封官，但程頤絕意仕進，每次都將之推讓給族人，仍然以自由人的身份閑遊於太學。
到宋英宗治平年間及宋神宗熙寧年間，皇帝身旁近臣也不斷有人推薦程頤，程頤卻屢屢以“為學不足”拒絕入仕。
宰相呂夷簡就不止一次舉薦過程頤。
呂夷簡判太學時，讓眾博士集體到程頤門上，敦請他擔任太學正，程頤仍固辭不就。公元一〇六四年，呂夷簡出知蔡州前又向宋英宗上書：“伏見南省進士程頤，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群之姿。嘉祐四年，已與殿試，自後絕意進取，往來太學，諸生願得以為師。臣方領國子監，親往敦請，卒不能屈。臣嚐與之語，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長。使在朝廷，必為國器。伏望特以不次旌用。”
“鬆桂有嘉色，不與眾芳期；金石有正聲，詎將群響隨。”這是天性！
程顥呢，則在地方官任間遊走，一方麵靜思涵養，完善道德，增進學問；一方麵勤勤懇懇為民父母，夙夜在公。
熙寧年間，程顥走入朝廷。宋神宗素知程顥之名，一見之下愛慕頓生，自此頻頻召見谘訪。程顥“務以誠意感動人主，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為此神宗屢屢“俯身拱手”，心悅誠服地說“當為卿戒之！”每次程顥告辭時，宋神宗都會說：“卿可頻來求對，欲常相見耳。”
一天，兩人相談甚歡，忘卻了時間。聽到廷中宦官報午正，程顥這才告辭退出，就連太監都不無嫉妒地對程顥嘟囔：你難道不知道皇上沒有進食嗎？
王安石準備變法之初，朝中言官持反對意見，對王安石攻之甚力，為此王安石常常被搞得怒不可遏。有一次，程顥被召至中堂議事時，王安石正在聲嚴色厲地訓斥人，程顥不疾不徐地說：“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聽到這話後，王安石立刻為之愧屈。
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多有不合人情處，為此程顥上書宋神宗，在《論王霸劄子》中他指出：“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
之後，程顥又上《論十事劄子》，認為“三代之法有必可施行之驗”，這已經是在直接反駁王安石的“祖宗不足法”了，正如後來朱熹所評論的：“新法之行，諸公實共謀之，雖明道先生不以為不是，蓋那時也是合變時節。但後來人情洶洶，明道始勸之，以不可做逆人情底事。及王氏排眾議行之甚力，而諸公始退散。”（《朱子語類》）。
公元一〇七〇年，宋神宗熙寧三年，程顥上書論新法之害。他義正詞嚴地對神宗說：“智者若禹之行水，行所無事。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就使徼幸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
自此，王安石與程顥決裂。但即便如此，王安石仍敬重程顥的人品與學問，並不深加追究，隻是將他降職為提點京西刑獄。但程顥固辭，最後改為鎮寧軍節度判官。
朋友遭黜、賢人遠潛之後，朝中雞鶩滿堂，這不能不讓人失望加絕望。公元一〇七二年，四十一歲的程顥以回家侍奉年老的父母為名，請求歸家。最終，他以監西京洛河竹木務的閑差，罷歸洛陽，自此開始了他的退隱講學生活。
王安石能放過程顥，但邀功示寵的小人卻不能。很快，李定、何正臣等一批政治投機鑽營者，跳出來彈劾程顥，說他學術迂闊，趨向僻異，更為惡劣的是在新法推行之初，他首先提出反對意見，引來喧嘩一片。朝廷於是再次罷免程顥官職。
程顥從此成了一位全職教師。也就是在這時，一大批日後成為北宋碩學奧儒的青年俊彥，如謝良佐、呂大臨、韓維、李端伯、遊酢、楊時、林誌寧等人紛紛從四麵八方趕來，前來追隨二程從學。
沒有被罷官之後的沮喪，沒有仕途失意之後的頹唐，相反，程顥“和粹之氣，盎於麵背，門人交友從之數十年，未嚐見其忿厲之容”，雖然遇到倉促之事，他也不動聲色，始終從容恬淡，靜虛守誠。
胸中充養有道，所抱所執的是大道與正義，是知性和真理。真理在握，心中就會始終光明一片。故而，外在的政治遭際、生活境遇的變故便渺小不堪，其有所失也會泰然，有所得也會淡然。
韓維在《明道先生墓誌銘》中記有：“先生之罷扶溝，貧無以家，至潁川而寓止焉。大夫（指程父）以清德退居，弟頤樂道不仕。先生與正叔，朝夕就養無違誌。閨門之內，雍肅如禮。家無儋石之儲，而愉愉也。予方守潁川，遂得從先生遊。”
《龜山語錄》也載：“明道在穎昌，先生（指楊時）尋醫，調官京師，因往穎昌從學。明道甚喜，每言曰：‘楊君最會得容易。’及歸，送之出門，謂坐客曰：‘吾道南矣。’先是，建安林誌寧，出入潞公門下求教。潞公雲：‘某此中無相益。有二程先生者，可往從之。’因使人送明道處。誌寧乃語定夫及先生，先生謂不可不一見也，於是同行。”
得天下英才蓄而教之，這是孟子的人生至樂。高徒滿座，窮言性理，此時的程顥、程頤心中一定再現了一幅其樂融融的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圖，還有馬融雅樂高陳的絳帳授徒圖。否則，他不會用馬融送何休離開師門時那句充滿自負的話“吾道東矣”來送給弟子楊龜山。
公元一〇八六年，宋神宗死，宋哲宗繼位，反對變法的太皇太後高氏臨朝聽政。以司馬光回朝任相為標誌，“熙寧變法”以失敗而告終。
作為“熙寧變法”這一政治事件的句點，新黨領袖王安石於此年謝世。
作為王安石政治上的仇敵、生活中的摯友，舊黨領袖司馬光也在這年死去。
而在此前一年，公元一〇八五年，程顥已逝。
“南去北來休便休，白蘋吹盡楚江秋。道人不是悲秋客，一任晚山相對愁。”這是程顥罷歸後的詩作，此時可以題寫在挽幛上送給作者本人。
四。
大程的謝幕，意味著一直避世就隱的小程該登台露麵了。
早在公元一〇六四年，呂夷簡就向宋英宗上書舉薦程頤，時隔二十二年後的公元一〇八六年，呂公著與司馬光再次聯名舉薦程頤：“臣等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逾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
呂公著是呂夷簡的兒子，為了一個有才華的人不隱沒於市井，父子兩代一廂情願地接力式地堅持向朝廷舉薦，這在中外曆史上很鮮見。
但程頤執意要做他的“處士”。
被授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程頤推辭；後又授宣德郎、秘書省校書郎，程頤再次婉拒；繼而，太皇太後又任命程頤為崇政殿說書，這次任命書上，太皇太後高氏額外加了備注：不準推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