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是，五十四歲的程頤開始當起公務員，成為大宋皇帝宋哲宗的老師。
與程顥平和親易的性格特點形成強烈對比，程頤在行事待人上持躬謹嚴，絕無苟且，有時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
平日裏，他“衣雖布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致養其父，細事必親”。
教學中，他將“至誠”作為宗旨，而且不僅表現在自己的一言一行之間，還貫徹在他與生徒的交往款接之中。
有一次，在與弟子遊定夫、楊時談論學問時，可能因為太累，先生於不知不覺中悄然在座上睡去，恭立一旁的弟子既不敢叫醒，又不敢離去，隻是呆鵝一樣傻站在那裏。程頤醒來發現後，也隻說了一句：“日暮矣！姑就舍。”二人退出後，門外雪深尺餘。這便是著名的“程門立雪”典故。
為此，程顥就對程頤說：“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才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話說得很委婉，但其中有指責其苛嚴的意思。
待己與待人都十分苛嚴的程伊川，現在要為大宋九歲娃娃宋哲宗進講，會是什麼結果呢？
程頤至誠至敬，不容懈怠，每次進講前，他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希望以自己的誠心感動皇帝虛心聽講。講論之中，又常常圍繞經典中的義旨，將之延伸到皇帝生活中的細節，進行反複推明。
當聽到宋哲宗在宮中洗漱時生怕傷及螞蟻性命，他及時予以褒獎：“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一日講罷未退，哲宗童心忽起，折根柳枝隨手玩耍，他則毫不客氣地進行批評：“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
管得太多、太細、太嚴，在九歲的宋哲宗眼中，這個一絲不苟的糟老頭子一定討厭死了。
而在宰相呂公著及文彥博等人眼中，則是嫵媚景象。有一次入侍經筵，他們聽了程頤的講課之後，退而相與歎曰：“真侍講也！”
而不通江湖之險、人心之惡的程頤，也欣然以天下自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這就為自己埋下了招致嫉妒，乃至誣陷羅罪的種子。
此時，翰林學士蘇軾以其不世出的文采名聞天下，文士多有向歸。作家們大都行為狂放，不樂拘檢，因而，蘇軾門人常常取笑程頤的迂闊，程氏弟子則譏蘇軾學不中理，沒有規矩。於是，程、蘇門下生徒遂惡語相向，在朝中逐漸形成了相互攻訐且勢不兩立的洛學、蜀學兩派。
一根導火索恰在此時被點燃了。
有一次，宋哲宗患病，不坐朝數日，大臣們卻不聞不問。程顥於是指責臣宰們失職，這自然就得罪了眾人。蘇軾門生、諫議孔文仲首先發難，上奏程頤“汙下憸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遍謁貴臣，曆造台諫，騰口閑亂，以償恩仇，致巿井目為為五鬼之魁”，要求將之流放千裏，以示典刑。
已經不耐其煩的哲宗，趁機將程頤攆走到西京洛陽任國子監。他請求辭官，不獲準。公元一〇九〇年，程太中病亡，程頤這才以丁父憂的名義辭職。
公元一〇九四年，反對變法的太皇太後高氏死去，宋哲宗親政。正處於青春反叛期的趙煦幾乎是帶著一腔仇怨來對待奶奶執政時所讚賞的一切。於是，變法派章淳、呂惠卿、李清臣等回朝執政，追奪司馬光、呂公著等諡職，呂大防、劉摯、蘇轍等流放嶺南，並為王安石翻案。
年輕的趙煦同誌以為，凡是被保守派反對的則一定是改革派，那麼被蘇黨所排擠的程頤就應該被啟用。於是決定任命程頤為秘閣西監，程頤當然仍辭卻不就。
自然，新黨也絕不會將程頤視為同類。公元一〇九七年，程頤被定為反對新黨的“奸黨”，削籍，“送涪州編管”，被貶到涪州（今綿陽）交地方官管製。
公元一一〇〇年宋哲宗死，宋徽宗即位。皇太後向氏攝政。與先前的太皇太後高氏一樣，她也是堅定的反對改革派。於是，宋哲宗時遭受打擊的保守人士又得以啟用，改革派遭到貶謫。程頤被赦，恢複宣德郎一職，返歸洛陽。同年十月，又被任命為職掌西京國子監。
然而受命僅一個月，程頤即托疾辭歸。學生尹焞不解老師這是何意。程頤告訴他：“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俸焉，然後唯吾所欲爾。”
多年遊曆官場，他太清楚其間的汙濁與囂雜，也終於知道其間的波譎雲詭與反複不定。本身就無仕進之心的他，此時早已厭倦了官場。但新皇帝的麵子還是要給的，一個月赴任後即告別政治，從此在書院裏與自己的書籍和學生消磨餘生。
公元一一〇三年，宋徽宗親政，改年號為崇寧，意思是崇法熙寧。像演戲一樣，改革派再次壓倒保守派，曆史上著名的奸相蔡京入朝被啟用。
蔡京上台後，對原先的改革與保守派實行雙向打擊政策。先將司馬光、文彥博、蘇軾、蘇轍等保守派一百二十人定為元祐奸黨，又將元符末年主張恢複變法的官僚定出邪類近二百人，與前者合為一籍，共三百零九人，勒石記醜。
程頤名列元佑奸黨，被“追毀出身以來文字，其所著書令監司覺察”。而且被勒令關閉學院，盡逐學徒。程頤被迫遷居洛陽龍門之南，臨行前，他無奈地對跟隨他的四方學者說：“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
公元一一〇七年，遭受著巨大政治迫害的七十五歲老人程頤，在孤苦伶仃中悄然死去。
秋高風怒，曠野淒絕，其景其情讓人辛酸。
公元十八年儒學大師揚雄別世，寒風中為大師送葬的，還有一個叫侯芭的學生。而程頤此時身邊卻寂無一人，劉絢、李籲、謝良佐、遊酢、張繹、蘇昞、呂大鈞、呂大臨等“皆班班可書”的弟子們，沒有一人能到場送行。
五。
程頤生前曾對弟子張繹這樣說過：“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
這其實是在向後人言明：我所傳之學、求之道、行之事，皆與程顥同。
他在所寫的《明道先生行狀》一文中說程顥：“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
這段話不僅是小程稱頌大程的話，也應該是二程共同的為學之旨。此中包含的一個深意是，既然善治要由真儒來恢複，政統要由道統來確立，那麼道統之尊要勝過政統的王權之尊。顯然，他也將這段話送給了自己。
這就是後世將二程學術融而為一，共稱為“洛學”的肇始原因。
《二程遺書》中除個別地方外，所有語錄前基本上均不交代是明道還是伊川所言，可見已將其認定為一個學術整體。
二程從“明庶物”開始，致知至於知止，探求自然界的原理，發現“一物須有一理”，進而了悟“天下隻有一個理”，“天理”為最高形態的存在，是萬物的本源與本質，所有的物理都統領於“天理”之下，也即“理一分殊”。如此，他們就為宇宙間萬物找出了一個絕對的獨立實體，同時也是一個精神本體。
這個精神本體因其具有“實”與“本”的本質屬性，因而絕不同於佛、道的空無與抽象，而可以用世間一切物理之象進行闡釋。那麼，天理就成為社會倫理道德之上的標準。“天理之不存，則與禽獸有何異矣。”他們為此提出的“存天理，去人欲”，就是控製人形而下的本能欲望，提升人自身的道德回護水準，使人在“天理”朗照之下，不斷修正自己的觀念與行為，從而尋求美德與善良。
故而，他們提出識仁、主誠、主敬、定性的為學四要：“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物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
正是在二程的共同努力下，宋代理學才具有了完備而成熟的哲學思想體係，使得“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眾，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於一，而周、孔、孟氏之傳，煥然複明”。
二程為學雖為一體，其道雖同，但造德之法則各自有異。
黃百家指出：“顧二程子雖同受學濂溪，而大程德性寬宏，規模闊廣，以光風霽月為懷；二程氣質剛方，文理密察，以峭壁孤峰為體。”
朱熹也說過：“明道宏大，伊川親切。大程夫子當識其明快中和處，小程夫子當識其初年之嚴毅，晚年又濟以寬平處。”
性格及行事的差異隻是外在表現，學理上的各守其創才是二程之間的真正不同之處。
比如對“理”的認識。程顥認為，“理者天也”，“所謂天理者，自然底道理，無毫發杜撰”。天人無二，“隻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在他這裏，天理並不離開具體的事物而獨自存在。因而，明道先生的學術思想以後發展延宕為宋明理學的心學一脈。
而程頤認為，“若論道則萬理皆具，更不說感與未感”，“理則天下隻是一個理，故推之四海而皆準”。在他眼中，“天理”更偏向於指客觀事物之所以然，更接近於希臘哲學中的概念或形式。所以，伊川先生的學術思想以後發展成宋明理學分蘖出的理學一枝。
心學一脈將誕生出以陸象山與王陽明為代表的陸王學派，理學一枝將繁衍出以朱熹為代表的程朱學派。
兩位兄弟合其大成，獨樹一尊，又分別影響中國思想文化進程之儒學兩大學派，世所罕見！
又何止於此呢？
完全契合了《詩經·周南·桃夭》中這首詩所描述的意象：“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於歸，宜其室家。”程顥、程頤死後，經其弟子倡舉，林木繁密，落花遍野，洛學向四麵八方挺進，大興於天下。“洛學之入秦也，以三呂；其入楚也，以上蔡司教荊南；其入蜀也，以謝湜、馬涓；其入浙也，以永嘉周、劉、許、鮑數君；而其入吳也，以王信伯。”
桃李天下，果實累累。二程兄弟在文化夜空中相對而坐時，會時時相視捋須一笑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