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橫渠，張載終日危坐一室，左手執簡，右手翻編，俯仰其中，沉浸在獨自空靈的冥思妙契世界之中。
誌於道，精於思，未嚐須臾停息。每有所悟，雖中夜也必起床燃燭命筆疾書。為此他常常說：“吾學既得諸心，乃修其辭命。命辭無失，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
正是有此沛然於胸的道義之氣，他在課堂上始終告誡弟子，為學必須以聖人為終極目標，那些知人而不知天，隻求成為賢人而不求成為聖人的自障其目的做法，是秦漢以來學者的大弊，必須擯除。
所以，在教學中，他以《易》為宗，以《中庸》為的，以《禮》為體，以孔孟為極，從日常灑掃應對、孝悌和親處著眼，號召學生克己複禮，遵循周禮。如《橫渠學案》所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諭，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聞人之善，喜見顏色。答問學者，雖多不倦。有不能者，未嚐不開其端。可語者，必叮嚀以誨之，惟恐其成就之晚。”
因他，關中風俗一變而至於古。
張載在書院東西門牆上分別張貼《貶愚》、《訂頑》，以此作為學生的座右銘。這就是後來被程頤改名，被人廣泛稱頌且被視為理學經典著作的《東銘》、《西銘》。
二程均對《西銘》給予極高的評價，認為是儒學發展史上最重要的經典文獻之一。
明道先生程顥說：“孟子之後，隻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固多病，然大要盡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卻隻說道，遠未到《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
伊川先生程頤說：“《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
二程還將張載的《西銘》運用到自己的教書育人之中，朱熹就深有感觸地說：“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他為張載像題讚時寫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
一篇區區二百五十三個字的短文，何以成為中國理學史上極重要的經典文獻？以二程為代表的同時代大儒又為什麼對它推崇備至？這裏，將《訂頑》或曰《西銘》全文抄錄如下。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渾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於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唯肖者也。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誌。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不弛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汝於成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作為氣本論者的張載，首先在他的學術體係裏，將“乾父坤母”的本體框架定位人在宇宙中的根基；其次，以“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來說明人與萬物共同具有的天地之性，從而揭示人生的意義、價值和追求，就是將宇宙秩序貫徹到社會秩序和家庭秩序之中；然後，用“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說明人與宇宙萬物以及人與人之間所存在的割舍不斷的親緣關係，告訴人應該將自己視為他人的同胞,視萬物為自己的朋友，以此構建人與萬物彼此相愛和睦的共同體。
最後，在將家庭和諧視為社會和諧落腳點的基礎之上，張載呼籲：人要加強自身道德修養，完善自我德性生命，提升自己的人格。並指出隻有如此，人才能找到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從而達到理想的人生境界。最終使人的自身獲得與“乾父坤母”的宇宙境界和“民胞物與”的天地境界合而為一。
如此，沿著乾父坤母→民胞物與→仁民愛物→無怨無違的遞進層次，人的自我修養與完善也形成一個邏輯遞進鏈條：宇宙境界→天地境界→人性境界→道德境界。通過宣稱人與萬物、人與人之間皆同稟一氣而生,進而呼喚“立必俱立”、“愛必兼愛”的博愛。由此，他嚴格區分了天、道、性、心等概念，準確表達了理學的基本宗旨和精神。
張載的博愛不同於墨子的兼愛，他更加強調愛的等級次序，將“小我”之愛置於“大我”之愛的範疇之中。同時他又認為，人本與天地一般大，隻為人自小其器，若能自處以天地之心為心，便是與天地同體。
這種我參天地、天地同我的本體哲學論，對北宋之後的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人格的形成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從而，“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句氣貫長虹的使命性宣言，遂成為中國士人集體的追求目標，曆千載而不衰！
程頤曾說：“《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自孟子後蓋未之見。”
宇宙間隻有一個最高的理，萬物各自之理隻是最高的理的具體呈現。作為宋明理學中一個重要的學術概念，“理一分殊”第一次出現在張載的理論架構裏，是他道出了秦漢以來儒家學者集體心知而口皆不能言的一個潛在普遍哲理。
難怪，他能獲得二程與朱熹的如此推崇。
五。
二程對張載也有批評。
在《答橫渠書》中，程頤就直言不諱地說：“觀吾叔之見，誌正而謹嚴，深探遠賾，豈後世學者所嚐慮及。然以大概氣象言之，則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和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更望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當自條暢。”
他認為張載用心太苦，無雍容溫和之氣。
這不是空穴來風。張載自我總結學習之法時就說過，“今人為學，如登山麓，方其迤邐之時，莫不闊步大走，及到峻峭之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他自己讀《中庸》二十年不懈，讀“六經”年複一遍，晝夜不息，堅持返心歸誠，用思於學。張載告誡弟子：“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知所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
正是張載苦學不輟，探賾鉤沉，出佛入老，博覽群書，才使得他在淵博經史之餘，還在天文、地理、兵法、醫學等學術領域有著精深的探研。
比如，他運用“宣夜渾天合一”宇宙圖式提出了太陽、月亮距離地球遠近的問題。
還比如，他在《正蒙·參兩》篇中指出宇宙天體運行圖：“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運旋於外，此天地之常體也。恒星不動，純係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逆天而行，並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係辰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爾。間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
由於重視自然科學，關學學者常能駁斥荒誕的迷信，從而不自覺擁有了唯物主義的觀點。正是通過堅持不懈地探索和銳意求新，才使得張載的“太虛即氣”宇宙本體論，建立在了當代自然科學與古代《周易》的雙重研究基柱之上。這使得他的研究，完全迥異於同時代其他理學家所提出的宇宙本體理論。
從這點上看，程頤希望張表叔“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當自條暢”，有些以豔為媸的意思了。
但張載不在乎這些，他甚至連反駁都沒有。也許，那句“吾道自足，何事旁求”就是針對此說的吧。
他在為自己書齋所題的《集義齋》中，寫下了這樣平和卻又自負的句子：“小齋新創得新名，大筆標題字勢輕。養勇所期戾孟子，動心那肯詫齊卿。川流有本源源聽，月入容光處處明。此道幾人能仿佛，浪言徒遣俗儒驚。”
他的道學沒有讓人驚訝，但他的試驗田卻讓所有的人為之咂舌。
早在汴梁，他就建議宋神宗效法三代，提出在全國推行周時的井田製，認為這是消除貧富的根本之法。他在《橫渠理窟》中說：“井田至易行，但朝廷出一令，可以不笞一人而定。蓋人無敢據土者。又須使民悅從，其多有田者，使不失其為富。借如大臣有據土千頃者，不過封與五十裏之國，則已過其所有。其他隨土多少與一官，使有租稅人不失故物。治天下之術，必自此始。”但這一政治理想始終沒有實現的機會。
如今，五十四歲的張載在仰思俯讀、著書育人之餘，終於可以搞起向往中的井田製了。
這是令人感動的一幕。
很像托爾斯泰。出身貴族，擁有大片私人土地與莊園的托翁，卻深為民眾貧苦無依揪心，也為自己過著不勞而獲的生活難過，於是，他將自己的土地分給農民，供大家無償耕種，希望以自我革新的方式推翻籠罩著整個俄國的農奴製。
並不富裕的張載自掏腰包，在扶風午井（今陝西扶鳳縣午井鄉）、長安子午（今長安子午鎮）等地買下部分田地，劃出子午正方位，然後分給無地者耕種，而且，他還疏通東西二渠，希望通過此舉“驗之一鄉”，來證明井田製的合理有效性。
在今天的橫渠鎮崖下村、扶風午井鎮、長安子午鎮仍保留著部分遺跡，這一帶還廣為流傳著“橫渠八水驗井田”的故事。
心懷黎元，蒼生在抱，隻有擁有這樣一顆大心的人才會如此去做。而在堅硬的現實麵前，無論張載還是托爾斯泰都注定無能為力，但其精衛填海式的個人努力，卻讓千載之下的人們每讀之則心頭一熱。
從熙寧三年歸鄉至今，整整七年的時間裏，他邊土地改革試驗，邊設帳教書育人，同時思不輟，筆不停，堅持著書立說，相繼完成了《經學理窟》、《正蒙》等重要理學著述。
於一個步入人生暮年的文化老人而言，這種生活無疑是舒暢而愜意的。他在寫給邵康節的詩中說：“先生高臥洛城中，洛邑簪纓幸所同。顧我七年清渭上，並遊無侶又春風。”
道心沛胸，理想在肩，有渭水之上的春風為儔，雖然無侶並遊，也不會寂寞的。這種怡然自得的心境充分表現在他另一首《老大》的七絕裏：“老大心思久退消，倒巾終日麵岧嶢，六年無限詩書樂，一種難忘是本朝。”
然而，人雖老大，功名之念已經盡亡，但儒者的濟世之思卻一刻也沒有消停。公元一〇七七年，秦鳳路守帥呂大防上書神宗：“載之始終，善發明聖人之遺旨，其論政治略可複古。宜還其舊職，以備谘訪。”於是朝廷召張載回京任職。
此時，罹患肺病、纏綿床榻的張載聞召後說：“吾是行也，不敢以病辭，庶幾有遇焉。”他希望借此機會實現自己“法三代”的政治理想，推動“井田製”在全國普及，於是，他攜病入京。
然而，在知太常禮院的職務之上，張載因堅持推行古禮，再次與執政者意見不合，陷入孤立，加之此時病重，他旋即以疾告歸。
真好。在邵雍生命的最後時分，張載氣喘籲籲地趕到了洛陽。
躺著的，是一位處於生命彌留之際的大師，病床前問候的也是一位生命垂危的大師，兩位都即將遠行的儒學宗師，此時用隻有彼此才能懂得的幽默語言做人生訣別。
七月，邵康節駕鶴歸西。十二月，攜病西歸的張載走到臨潼與世長辭。兩人挽手而去。
張載死於途中後，囊笥蕭然，一文不名。門人弟子李複等人從長安奔哭而來，集體揮淚殮師歸鄉。
“芭蕉心盡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隨，願學新心養新德，旋隨新葉起新知。”
一生躬行禮教，好學修身，堅持學新心、養新德、起新知的理學重要開創者張載，將他的生命終止在行走的路上，這是否也在隱喻著他開創的新儒學遠沒有抵達終點，正等待來者相繼，“新葉起新知”呢？
你看，在理學的大道上，二程正從洛陽啟程，大步流星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