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眾之中就有時年二十四五歲的程顥、程頤兄弟。
脫脫在《宋史·道學列傳》中記錄下這個場麵：“嚐坐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眾。一夕，二程至，與論《易》，次日語人曰：‘比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撤坐輟講。與二程語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
這是段表述不夠清晰的話，後人又多以程朱為理學正朔，有意抑損張載，所以搞出不少歧義。
事實是，張載與二程探討《周易》之後，認為二程深明《易》道，並深為佩服，於是自謙地說了一句“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然後撤椅罷講，以示自己對學問的虔敬。同時，在與二程論性談理之後，他又用一句充滿自負的“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來點撥二程道學之要。
張載曾寫過一首題為《聖心》的哲理詩，可以看作他理學成長道路上的重要心得：“聖心難用淺心求，聖學須專禮法修。千五百年無孔子，盡因通變老優遊。”
正是在張載的指點之下，二程於是“盡棄”此前廣泛旁涉的佛道“異學”，專注於儒道，學問自此粹然無雜，“淳如也”。
脫脫在《宋史》中的錯誤與全祖望在《宋元學案》中的錯誤一樣，都認為是張載因見二程，誠服於後者，於是盡棄異學，變得淳如起來。
其實，從程顥對張載的評價中就可以一眼分曉其中曲直。程顥曾評價張載的《西銘》說：“孟子之後，隻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固多病，然大要盡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卻隻說道，遠未到《西銘》意思。據子厚之文，醇然無出此文也。自孟子後，蓋未見此書。”
有人問程顥張橫渠此人若何，程顥的回答是：“橫渠道盡高，言盡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程頤在《答橫渠書》中也說：“觀吾叔之見，誌正而謹嚴，深探遠賾，豈後世學者所嚐慮及。”二程對橫渠的敬慕之情溢於言表。
抑張抬程的始作俑者是呂大臨。呂大臨，字與叔，先為張載弟子，張載死後，他又投到二程門下，曾作《橫渠先生行狀》。
全祖望在《宋元學案·橫渠學案》中說：“呂與叔作《行狀》，有‘見二程，盡棄其學’之語。伊川語和靖曰：‘表叔平生議論，謂頤兄弟有同處則可，若謂學於頤兄弟，則無是事。頃年屬與叔刪去之，不謂尚存斯言，幾於無忌憚矣！”
一句毫無來由，讓被誇者都感覺肆無忌憚的曲筆，就這樣以訛傳訛在了史書之中。
也就是從這年開始，張載走入仕途。他先受任祁州（今河北安國）司法參軍，不久遷移任丹州雲岩縣令（今陝西富縣雲岩鎮），後遷任著作佐郎。
在做地方官時，他高舉“敦本、善俗為先”的為政理念，講究民風民德教育，積極推行仁德之政。每月，他都要在縣衙置辦酒食，召集鄉裏年高德著的老人前來聚會，而且親為勸酬，以自己的行動帶動民眾懂得養老尊長之義。席間，他向老人們噓寒問暖，仔細詢問民間疾苦，還向老人們提出訓誡子女的道理。
可以看出，他的施政思想就完全來自孔子的諄諄教導，“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在《牧牛兒》詩中，張載以牛喻民，淺顯而深刻地抒發了自己視民如傷的仁者情懷：“牧牛兒，放牛莫放澗水西，澗水流急牛苦饑。放牛莫放青草畔，牛臥得劃兒異懶。隨牛莫著鞭，幾年力作無荒田，雨調風順租稅了，兒但放牛相對眠。”
一個綺思無限的詩人，可以將他的治下經營成一首曼妙的詩；一個殘暴蠻橫的屠夫，可以將他的治下鬧騰成怨聲載道的人間地獄；一個懷仁布德的哲人，可以將他的治下打理為一派和諧共融的文質彬彬的社會。
三。
宋神宗熙寧二年，公元一〇六九年，經禦史中丞呂公著薦舉，張載入朝。
張載的入朝與王安石的登台，有著同一深刻的社會與政治背景。
自範仲淹“慶曆新政”失敗之後，北宋王朝陷入了重重危機之中：官僚機構龐大臃腫，冗員成堆，統治者驕奢淫逸，賣官鬻爵成風；國家財政入不敷出，橫征暴斂下帶來的社會動蕩也越來越強烈。宋英宗在位時就曾針對冗官、冗兵、財政匱乏等嚴峻的現實問題發問：“積弊甚眾，何以裁救？”但因曹太後總攬朝政，後來，又得不到首相韓琦、副相歐陽修、樞密使富弼等人的改革成效，他隻能將這個問題移交給兒子趙頊，即宋神宗。
宋神宗尚為太子時，就已經清醒地認識到這些問題，因而在公元一〇六八年甫即位，便力主改革，希望通過大刀闊斧的政治和經濟等係列製度的改良，重整趙家江山，實現國家的興盛與繁榮。
王安石於是脫穎而出。早在嘉祐四年，公元一〇五九年，他就上《言事書》，針砭政弊，並提出改革意見。當時雖未被朝廷采納，但因代表了要求改革者的共同心聲，其聲望在朝野日益隆盛，盛名久傳天下。後來“熙寧變法”的最強烈反對者司馬光，此時都說隻要啟用王安石，“則太平可立致，生民鹹被其澤”。
因而，宋神宗一上台，即召王安石赴京。熙寧二年，公元一〇六九年二月，王安石才意氣風發地來到京師，任參知政事。他以創設變法改革指導機構“三司條例司”為標誌，開始了轟轟烈烈的“熙寧變法”。
就是於此時，張載與王安石一前一後幾乎同時走進汴梁，受到宋神宗召見。宋神宗見張載，其實就有叫他協助王安石改革的意思。
宋神宗問張載治國之道，張載回答：“為政不法三代，終苟道也。”聞之甚悅的宋神宗欲當場委予重任：“卿宜日見二府議事，朕且將大用卿。”張載卻婉言拒絕了：“臣自外官赴召，未測朝廷新政所安，願徐觀旬日，繼有所獻。”
不因最高統帥的破格重用而受寵若驚，也不為此欣喜若狂，甚至連一句感謝的話都沒說。隻有具有健全人格的人，才會在寵信、重用驟然來臨時，表現得如此散淡，如此沉穩，如此不為所動。
你的繡球砸中了我，但我未必就中意繡樓上的你！雖然周圍的人群是如此羨慕被幸運砸中的自己，甚至在羨慕之餘，還滋生出普遍而強烈的酸或恨。
張載表示要先觀察一下。他要看看王安石推行的新政措施到底是些什麼。如果合乎自己的仁政主張，那麼就欣然應命；如果與自己的為政原則相悖，那必須將自己的才能卷而懷之，拂袖而去。
同年十二月，宋神宗任張載為崇父院校書。在此期間，王安石以“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超常勇氣開始大刀闊斧地進行改革。
王安石在《後元豐行》中這樣自豪地寫道：“麥行千裏不見土，連山沒雲皆種黍。水秧綿綿複多稌，龍骨長乾掛梁梠。鰣魚出網蔽洲渚，荻筍肥甘勝牛乳。百錢可得酒鬥許，雖非社日長聞鼓，吳兒蹋歌女起舞，但道快樂無所苦。”
這不是虛飾。客觀上來說，王安石主持下的熙寧改革，通過係列行之有效的舉措，打擊了豪強兼並土地、偷漏稅的弊端，減輕了農民的稅賦負擔，增加了國家財政收入，發展了農田水利事業。到元豐年間，北宋又一度出現了經濟複蘇、社會繁榮的大好景象。同時期學者陸佃就說：“迨元豐間，年穀屢登，積粟塞上蓋數千萬石，而四方常平之錢不可勝計。”
但王安石的改革卻遭到了以司馬光、文彥博、蘇軾為代表的士大夫階層的普遍反對。更耐人尋味的是，這中間不光包括邵雍、程頤、程顥、周敦頤等碩學鴻儒，甚至還包括“慶曆新政”中的改革派韓琦、富弼等在政界呼風喚雨的三朝元老。
一項利國利民的改革，怎麼會招來如此眾多且相當正派人物的集體抵製呢？
首先，改革觸動了絕大多數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其次，由於王安石的執拗個性、嚴厲打擊排斥異己，以及用人草率失察等問題，造成了有話語權者的空前反對，噓聲一片；其三，由於改革方法簡單甚至粗暴，的確存在著如司馬光所指責的“與民爭利”、“惹是生非”等問題，因而反對聲浪鋪天蓋地。
但引發學界名流強烈抵製的最重要原因，卻是思想上的爭鋒。
為了推行新法，王安石於執政之初即推行自己的“新學”，頒布《三經新義》，希望以官方的強製姿態來控製意識形態。由於“新學”被推行於改革的科舉製中，“一時學者莫不傳習，有司純用以取士”。
如此，王安石的“新學”從內容與實質上便與道學所倡導的舍傳就經、重新回歸儒學原旨，唱起對台大戲。程顥就明確指出：“今異教之害，道家之說則更沒可辟，唯釋氏之說衍蔓迷溺至深……然在今日，釋氏卻未消理會，大患者卻是介甫之學……介甫之學壞了後生學者。”
如此，便不難理解張載也站在反對陣營中了。
王安石想求得張載的支持，在一次見麵中，王介甫向張衡渠說：“新政之更，懼不能任事，求助於子何如？”張載的回答綿裏藏針：“朝廷將大有為，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為善，則孰敢不盡？如教玉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
話中有話，張載的不合作態度其實已經表達得相當鮮明。王安石於是對之反感，張載欲辭去崇文院校書職務，未獲批準。不久，他被派往浙東明州（今浙江省寧波）審理苗振貪汙案。其實，這已經表明王安石政權將張載棄之不用了。隻是，張載的境況稍好一些，沒有像呂公著被貶潁州，趙抃被貶杭州，程顥被貶為京西路提點刑獄。
公元一〇七〇年，張載辦案完畢回朝，弟弟張戩卻被貶出京。原因也是他激烈反對王安石變法。
張戩此時為監察禦史裏行，他上書請罷條例司，因詣中書，極陳其事，辭氣甚厲。王安石以扇掩麵而笑。張戩怒曰：“參政笑戩，戩亦笑參政所為事耳！豈惟戩笑，天下誰不笑之者？”王安石也沒有因被當麵冒犯而過分打壓對方，隻是貶其為公安縣令。
“雞鳴嘐嘐兮台懷憂，兄弟表裏兮台心求。黃金門，白玉堂，置酒愷樂，榮華有光。桃傷李僵，爾如或忘。”弟創兄痛，桃傷李僵，張載用這首《雞鳴》表達了自己此時愁苦的心境。
朋友紛紛被貶，弟弟再遭驅逐，我還在這裏幹什麼呢？於是，張載托病為由，辭官返回眉縣橫渠鎮。臨行前，他寫下《別館中諸公》詩一首向同僚告別：“九天宮殿鬱岧嶢，碧瓦參差逼絳霄。藜藿野心雖萬裏，不無忠戀向清朝。”
詩中沒有一絲與同僚的依依惜別之意，隻是在向執政的王荊公委婉致意，一句“藜藿野心雖萬裏，不無忠戀向清朝”，是在退路上撒花，反映出其複雜的自保平安的心理。
其實，張載太小看王安石了。從王安石對待司馬光、蘇軾等政敵的態度上看，王安石不失為一個磊落君子。
四。
終於，他又回到了屬於他的書齋裏。
公元一〇七一年，五十二歲的張載回到闊別已久的眉縣橫渠。一方麵，他苦研經典，妙思性理，做自己的學問研究；另一方麵，創辦橫渠書院，聚眾授徒，宣講自己的新儒學。
一時間，向來寂靜的關內小鎮橫渠驟然熱鬧起來，書聲琅琅，大雅傳誦，弦歌不衰。四方之士絡繹於途，紛紛前來求學聽講，呂大鈞、呂大忠、呂大臨、蘇昞、潘拯、邵清、範育、田腴、薛昌朝、劉公彥、李複等大批北宋知名學者出入其間，將這裏營造得雲蒸霞蔚。《宋元學案·呂範諸儒學案》就說：“橫渠（張載）倡道於關中，寂寥無有和者。先生（呂大鈞）於橫渠為同年友，心悅而好之，遂執弟子禮，於是學者靡然知所趨向。”
關學的特色在於注重“學以致用”，從事經史，以實用為貴，以涉虛為戒。這集中表現為他們對兵法、井田製等積極用世的學習主張上。
北宋之後，關學漸歸衰熄。王夫之曾指出原因：“張子斅學於關中，共門人未有殆庶者，而當時巨公耆儒，如富（弼）、文（彥博）、司馬（光）諸公，張子皆以素位隱居，而末由相為羽翼，是以共道之行曾不得與邵康節之數學相與頡頏，而世之信從者寡。”沒有像洛學那樣依靠於以富、文、司馬為代表的豪族集團，這是關學日後異於洛學而衰亡的社會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