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還值得注意的是，邵雍的“易學”，明天道而實責成於人事，乃“洵粹然儒者之言”，與西漢以來言神秘讖緯的今文經師截然不同，更與“依仿象類、億則屢中”的以陰陽八卦卜災異的人風馬牛不相及，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注意到這兩點非常重要，否則就有將邵雍看走眼的可能。
三。
公元一〇四七年，三十七歲的邵雍攜父離開共城，舉家移居洛陽，從此過起了大隱隱於市的隱者生活。
初到繁花似錦的洛陽，人地兩生，再加上邵雍拒不出仕，所以生活窮困，用度窘迫，乃致“蓬蓽環堵，不庇風雨”，但他不以為意，“躬樵爨以事父母，雖平居屢空，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也”。大有顏回居於陋巷，簞食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的藹然自適遺風。
他在《川上觀魚》詩中借魚言己，自明其誌：“天氣冷涵秋，川長魚正遊。雖知能避網，猶恐誤吞鉤。已絕登門望，曾無點額憂。因思濠上樂，曠達是莊周。”
這種絕登門之望，以點額為憂的棄絕仕途思想，卻又並非全同於莊周。莊子是棄智絕用，以無為來營造人生。邵雍回避仕途，卻是以退為進，將熱鬧的人生化為靜默的思考，將如何把握客觀外界，變為如何認識自心。因為他知道，知識隻能是心本身所固有的，致知之途隻有返求於心，不可外求於物。從而，這就有了為世道人心打理的儒者用心。
他在《觸觀物》一詩中坦承了這種人生誌向：“萬物備吾身，身貧道未貧。觀時見物理，主敬得天真。心淨星辰夜，情析草木春。自憐斵喪者，能作太平人。”
孟子說過，萬物獨備於我，所以就能與天地相同參，養成自己不偏不倚的浩然正氣。邵雍的“觀時見物理，主敬得天真”，其意也正在於此。他認為宇宙間萬物在本質上與人體的構造並無太大差別，天有四時，地有四方，人有四肢，故而最終天地與人能夠合一。由此看來，他的親近自然，甘居貧困，為的就是凝神壹誌，全身心地用人的精神境界去觀照、看待事物，從而達到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
於是，這一切就變得十分自然。
嘉祐年間，朝廷下詔在民間訪求遺賢，當時的洛陽留守王拱辰舉薦邵雍為將作監主簿，他拒不接受。
朝廷又詔舉逸士，他再次被薦，補為潁州團練推官，仍固辭不受，最後無奈之中他勉強接受了虛名，但托病堅不赴任。他為此作詩：“平生不作皺眉事，天下應無切齒人。斷送落花安用雨，裝添舊物豈須春！幸逢堯舜為真主，且放巢由作老臣。六十病夫宜揣分，監司無用苦開陳。”
好友富弼在朝中為宰相，盛情邀請邵雍出來做官，甚至還做出妥協，“如不欲仕，亦可奉致一閑名目”。即便如此，邵雍仍婉言拒絕，並為此寫《呈富相風箏》七絕一首表明態度：“秋風一擊入雲端，合國人皆仰麵觀。好向丹霄休索線，等閑勢斷卻收難。”
坐臥湖山，親近水竹，登臨雲嶺，醉眠花蔭，為的不是消遣與悠閑，而是要在其中澄澈內胸，蕩滌俗氣，完善性理。
為此，他曾作《男子吟》自慨，將世人追逐的財、色、名、勢視為人生四患：“欲作一男子，須了四般事。財能使人貪，色能使人嗜。名能使人矜，勢能使人倚。四患既都去，豈在塵埃裏。”人隻有拒絕了生存世界的種種誘惑，將他人眼中的名利享樂追求看成是自己通向完善的種種累贅，必須在甘苦樂窮中一一舍去，才能走向自我德性生命的深刻之境。
此時的他，學問更深，道業更精，人格修養與心胸陶冶更為完善，臻於達境。
當時有位大名人王豫，才高名著，自恃學問足以壓倒邵雍，於是相當自負地前來洛陽與邵雍論學。
經過一番學理探研之後，王豫深為邵雍的學識所折服，於是心悅誠服地拜邵雍為師。王豫曾經於雪夜前來訪邵雍，屋外大雪飄飄，室內清冷無比，然而落入王豫眼簾的是，邵雍憑幾儼然危坐，捧書靜讀。王豫於是懂得，“蓋其心地虛明，所以能推見得天地萬物之理。即其前知，亦非術數之學能比”。邵雍的拜師求學及收徒授學方式，給了後世的金庸大大的啟發，於是出現了他那個光怪陸離而又充滿隱逸閑情的武俠世界。
邵雍的弟子張岷總結老師學術道：“先生治《易》、《書》、《詩》、《春秋》之學，窮意言象數之蘊，明皇帝王霸之道，著書十餘萬言，研精極思三十年。觀天地之消長，推日月之盈縮，考陰陽之度數，察剛柔之形體，故經之以元，紀之以會，始之以運，終之以世。又斷自唐、虞，訖於五代，本諸天道，質以人事，興廢治亂，靡所不載。其辭約，其義廣；其書著，其旨隱。嗚呼，美矣，至矣，天下之能事畢矣！”
弟子誇讚自己的老師，難免有過譽之嫌。那麼，讓我們來聽聽其他人的評價。
全祖望說：“康節之學，別為一家。或謂《皇極經世》隻是京、焦末流，然康節之可以列聖門者，正不在此。”
黃百家說：“周敦頤、二程、張載、邵雍五子並時而生，又皆知交相好，聚奎之占，可謂奇驗，而康節獨以《圖》、《書》象數之學顯。”
朱熹論邵雍為人為學最為全麵，他在《朱子語類·邵子之書》中說：“邵康節，看這人須極會處置事，被他神閑氣定，不動聲氣，須處置得精明。他氣質本來清明，又養得來純厚，又不曾枉用了心。他用那心時，都在緊要上用。被他靜極了，看得天下之事理精明。”
朱熹說邵雍“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邵雍之學有些地方似老子，“康節詩嚐有莊老之說”，但這與他自身的儒家“道體”一點不衝突，因為邵雍自己就說，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體、用自分作兩截。邵雍“隻是自要尋個寬間快活處，人皆害它不得。後來張子房亦是如此。方眾人紛拏擾擾時，它自在背處”。
朱熹還說，“康節之學，近似釋氏，但卻又挨傍消息盈虛者言之”，因為邵康節“性與心身都不相管攝，亡者自亡，存者自存……凡事隻到半中央便止，如‘看花切勿看離披’是也。如此，則與張子房之學相近”。
程顥說邵雍能巧妙運用數理術數，“觀天地之運化，然後頹乎其順，浩然其歸”。朱熹卻對邵雍的術數之學有著更為深入的認識，他說，如果說邵雍能知未來的事，那麼“與世間占覆之術何異”？這樣就“其去道遠矣”，那些說邵雍能掐會算的人，其實看到的隻是康節的學之末端！
那他為何推算如此準確呢？朱熹認為原因很簡單，“扒他玩得此理熟了，事物到麵前便見，便不待思量”。所以能於起處推將來，至交接處看得分曉。
四。
邵雍之學，也端的了得。
套用朱熹一句話簡言之，那就是“康節之學，其骨髓在《皇極經世》，其花草便是詩”。
《皇極經世書》是邵雍運用象數和易理，推究宇宙起源、自然演化和社會曆史變遷的皇皇巨著，是以“本諸天道，質於人事”為目的的一部“以運經世”的三千年中國曆史大事記。全書共十二卷六十四篇，包括《元會運世》、《聲音律品》、《觀物內篇》、《觀物外篇》。其中的《觀物外篇》實為邵雍哲學、易理、曆史及人生的思想理論總覽。
邵雍認為：“象起於形，數起於質，名起於言，意起於用。天下之數出於理，違乎理則入於術。世人以數而入術，故失於理也。天下之事皆以道致之，則休戚不能至矣。”於是他相信，運用易理與象數，通過巧妙的經緯構織，再加以合理的推算，那麼就可以發現並掌握其中的規律“道”，然後以這個“道”知天下之事，上溯鴻蒙遠古，或下推未知未來，皆能在此坐標係中標定具體位置，然後知道它的實際情況。
可見，這比孔子的“告諸往而知來者”的單向未來推測要高明很多。
在該書中，邵雍力圖構建一個宇宙、自然、社會、人生的完整體係，為此，他獨創了“元、會、運、世”的時間長度單位，再各配以卦象表示，然後按照時間單位編織了以元經會、以會經運、以運經世三張宏大的曆史年表，並以先天六十四卦圓圖為卦變基點，將自然史、人類史統統攝入其中，為宇宙運行與人類社會發展梳理出一個清晰的運動軌跡。
《觀物內篇》就是對以元、會、運、世紀事的文字說明，既有元會運世的內容，也有“皇王帝伯大鋪舒”的內容。他通過這樣的記載，讓人們上知遠古，下曉今日。為原先一堆散沙、相互並無關聯的中國三千年間曆史事件，製定了嚴整的統一秩序，讓曆史周期性的治亂興衰與潛在的天時產生了對應的因果關係。
這正如他在《皇極經世一元吟》中所寫的：“天地如蓋軫，覆載何高極。日月如磨蟻，往來無休息。上下之歲年，其數難窺測。且以一元言，其理尚可識。一十有二萬，九千餘六百。中間三千年，迄今之陳跡，治亂與興廢，著見於方策，吾能一貫之，皆如身所曆。”
本據物理之學，然後經過巧思奧運，蜿蜒鋪陳，洞徹蘊奧，最後形成了以元、會、運、世之數推演天地運化終始、治亂興衰的汪洋浩博巨著。
他以《周易》六十四卦進行推演，先驗性地證明天地萬物產生之前，就已存在一種規律性圖式，概括來說，即宇宙萬物由本體“太極”演化而來，在主萬物時遵循“一分為二、二分為四”的加一倍法或二分法進行演化。那麼，這種演進的規律也必將適應於未來。
這種以太極作為萬物的本原，以心物不分無二的基本規律，就必然牽出人的認識從何而來的哲學命題。
邵雍就此提出自己的見解，他認為人的認識並不在於如何把握客觀外界，而是如何認識自心。致知之途隻有返求於心，不可外求於物。為此，他提出“以物觀物”的認識論，以為宇宙間萬事萬物在本質上與人體的構造並無太大差別。天有四時，地有四方，人則有四肢，故而最終天地與人合一。
這樣，他的認識論便又與同時代的理學大師周敦頤、張載、二程等歸於一途——強調用心觀照世界，體察萬物，悟得真知。由此，也開啟了儒學的經學時代向心性之學時代的轉變。無疑，他是宋代理學的重要奠基人。
據此，邵雍不僅石破天驚地為世人建構了一套縝密的宇宙論圖式，而且創立了獨具特色的性命學說、修養理論與價值係統，並最終完成了他的先天易學體係。
用今天的科學觀念來看，邵雍的“觀天地之消長，推日月之盈縮，考陰陽之度數，察剛柔之形體，故經之以元，紀之以會，始之以運，終之以世。又斷自唐虞，迄於五代，本諸天道，質以人事，興廢治亂，靡所不載”研究之法，也不失為社會科學研究的良法，具有合理性與科學性。
邵雍在世之時，人們用其書占驗，就無不奇中，故曆代皆重其書。
晚近學者如黃宗羲、朱彝尊，對邵雍之學表現了濃厚的興趣。他們都認為邵雍之占驗如神，此書實為可信。但此書取象配數，又往往為他們所不可解，“能明其理者甚鮮，故世人卒莫窮其作用之所以然”。
一個遠遠超越他所生存的時代，甚至跨越千年之後，仍因其過於高深而不為世人理解的理論，最容易讓人視之為謬論。而當這所謂的謬論一再經後人後事驗證，那麼它就會綻放出神奇的輝澤。
公元一七〇三年，德國哲學家、數學家萊布尼茨發表了對於計算機發展有著重大理論奠基作用的論文《二進位算術的闡述——關於隻用〇和一兼論其用處及伏羲氏所用數字的意義》，他在文中坦誠，自己的二進製就是從邵雍《伏羲六十四卦方圓圖》中得到的直接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