甫上任，周敦頤再次一鳴驚人。當時南安獄內有一重犯按律不該判死罪，但轉運使王逵卻堅持要處決此人。王逵生性苛刻、暴虐，眾人不敢與之爭辯，唯有周敦頤敢與之據理力爭。王逵卻固執己見，拒聽反對意見。爭辯未果後，周敦頤將自己的手版（委任狀）交還王逵，準備辭職而去，厲聲說：“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媚人，吾不為也！”
王逵由之猛然醒悟，遂收回成命，囚犯最終獲免死罪。清朝的張伯行為此歎道：“故當其出，則政事精絕，宦業過人；當其處，則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
作為一個小小的南安軍司理參軍，通過自己的不懈努力，犯顏力爭，從一個跋扈的霸王刀下挽救回一條不該枉死的生命，為生命賦予神聖的意義，誠屬難能可貴。
但這些還是顯得過於瑣屑了。朱熹說得好：“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絕，則以為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誌，則以為襟懷灑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唯程太中知之，宜其生兩程夫子也。”
一位思想家的永恒貢獻，不在於其以社會身份辦了多少惠民實事，我們更關注他以思考者的身份在思想的天空，布過什麼雲，行過什麼雨。
南安應該永遠記得這次會晤，因為這次會晤直接導致了一次影響深遠的學術事件。
公元一〇四六年，時任大理寺臣兼南安通守的程珦程太中聞聽周敦頤之名，過而相見。一見之下，“視先生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知道者”。深為歎服之中，程珦隨即將兩個兒子送至南安，拜周敦頤為師。這兩個十五六歲的男孩，就是後來的明道先生程顥、伊川先生程頤。
南安，見證了宋代理學譜係的首次傳承與對接。
然而他們師生在一起的時間又太短了，就在公元一〇四六年這年冬天，周敦頤遷職郴州令，從而結束了周、程之間短暫的師生教學生涯。
但周敦頤的教導如春風播種，自此在二程心中生根發芽，影響極為深遠。
《宋史·道學列傳》中說程顥：“自十五六時，與弟頤聞汝南周敦頤論學，遂厭科舉之習，慨然有求道之誌。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
這麼短暫的時間，周老師又能教給二程些什麼呢？
當然不是“五經”釋義，也非具體的治學之法，而是一種形而上的學術觀念，簡言之就是“道”。是上接孔孟真諦，以太極為主體，雜糅道教無極、無欲、主靜概念組合出的和諧宇宙圖式，一個靠邏輯思維完成的理學世界觀的宏大建構。
這就是黃宗羲在《宋元學案》中所說的：“周子之學，以誠為本。從寂然不動處握誠之本，故曰主靜立極。本立而道生，千變萬化皆從此出。化吉凶悔吝之途而反覆其不善之動，是主靜真得力處。靜妙於動，動即是靜。無動無靜，神也，一之至也，天之道也。千載不傳之秘，固在是矣。”
多年之後，程顥一直頗有感觸地說：“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程顥還說：“吾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見茂叔，則自謂已無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複如初矣。’後十二年，複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
公元一〇五〇年，太學教授胡瑗為學生們出了一道題，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考試諸生，程頤的答卷讓胡瑗大為驚奇，讚賞不已，而且因此當下“即請相見，處以學職，知契獨深”。同學呂希哲甚至立刻就“以師禮事之”。胡先生沒想到，程頤早在四年前的周敦頤那裏就有了這個考題的答案。
程頤在這篇不長的論文中寫道：“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他言明，聖人之道是“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所以，凡學之道，就是正其心，養其性。所以，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
而這個正心養性、本真歸靜的聖人之道，就來自周敦頤的教誨，與程顥被老師“每令尋孔顏樂處”實出同一機杼。
三。
一個知識分子被倡優蓄之的時代，一定是個臀部決定腦袋的時代；一個官職至上、金錢萬能的社會，則一定是斯文掃地、芻狗士人的社會。
而人類社會的發展必以追求知性、尊重知識為大道通衢。從這點看，重文抑武、崇尚斯文的宋朝，雖然沒有西漢那樣的蹄踏匈奴氣概，也沒有唐朝那樣大氣開合的風致，甚至還沒有明清那樣遼闊的版圖，但它卻有著無與倫比的文化意義上的雍容格調。
從宋太祖勒石太廟以遺訓方式教導趙氏子孫寬容文人，到宋太宗尊孔重儒，設科舉士，宋朝統治階層自上至下都在貫徹著一種文化至上的理念。
也隻有在這樣的社會，才能看到在今天決計不會看到的如下溫馨一幕。
公元一〇四六年周敦頤調任郴州令，甫上任，即修學興教，並親撰《修學記》。郴州郡守李初平素知周敦頤的學問與為人，因而對其充滿敬佩，他不但沒有以屬吏來對待周茂叔，而且還極為誠懇地向周茂叔說：“吾欲讀書，何如？”周敦頤沒有惶恐不安，而是坦然地說：“公老，無及矣。請為公言之。”
這是多麼富有文化韻味的溫情一幕。工作時，李初平高居堂上，以郡守身份向郴州令周敦頤發號施令。課堂裏，下屬卻成了循循善誘的老師，上司又成了俯首聽教的學生。而他們將這種貌似衝突的兩種關係，極自然也極融洽地一直維持到李初平病死任上的公元一〇四九年，這個年邁的學生，“悉心聽教，二年而有得”。李初平死後，其子年幼，周敦頤慨然說：“吾事也。”護其喪歸葬，往來周濟其家，始終不懈。
也許正是周敦頤與李初平共同製造的佳話的榜樣作用，後來，謝良佐做應城宰時，典學使胡安國巡視到應城，胡安國卻不敢以上司身份在大堂上問政事，而是執弟子禮向謝先生求教問學。
此後，周敦頤因政績頗佳為朝中諸公讚譽，又為桂州桂陽令，公元一〇五四年，職大理寺丞知洪州南昌。南昌人奔走相告：“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富家大姓、黠吏惡少們因他到來而惴惴不安，他們“不獨以得罪於令為憂，而又以汙穢善政為恥”，相互告誡勿違教令，顯現出周敦頤“屠奸剪弊，如快刀健斧，落手無留”的理政威力。
在南昌，濂溪先生殫精竭慮，日夜操勞，終至積勞成疾大病一場，幾乎死去，昏迷一晝夜之後奇跡般蘇醒。聞訊趕來為他料理後事的好友潘興嗣親眼看到，周敦頤的生活竟然如此簡樸：所有服禦之物不足一敝篋，錢不滿百數。
在《濂溪先生墓誌銘》中，潘興嗣說出了周敦頤為官多年卻貧簡如此的原因：“君奉養至廉，所得俸祿，分給宗族，其餘以待賓客。不知者以為好名，君處之裕如也。”而且補充說：“人莫不歎服，此予之親見也。”
隻有簡約物質生活，才能走向精神的深刻，這幾乎是所有精神高貴者的共同價值取向。周敦頤在從政之上，“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對待生活卻“以名節自砥礪，奉已甚約”（朱熹《濂溪先生事狀》），二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秉持人格獨立，潔身自好，“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這是周敦頤在自我心中畫就的君子標杆。他曾賦詩自勵：“芋蔬可卒歲，絹布足衣衾。飽暖大富貴，康寧無價金。吾樂蓋易足，廉名朝暮箴。”
公元一〇五六年，周敦頤遷太子中舍簽書銜任合州（今四川合川縣）判官。頂頭上司是侍禦史趙抃。《宋史·趙抃列傳》說他：“彈劾不避權幸，京師目為‘鐵麵禦史’。知成都，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
周敦頤不為趙抃所知，趙抃又聽信周圍小人讒言誣告，因而待周敦頤非常苛厲，臨之甚威，周敦頤卻處之泰然。在合州四年中，周敦頤頂住趙抃的壓力，大膽任事，凡事不經其之手，官吏們不敢實施，即使強行下傳命令，百姓也不聽從。
公元一〇六一年，周敦頤以國子博士任虔州（今江西贛州）通判，路過江州（今江西九江市）時，他迷醉於廬山的風景之勝。
廬山之麓有溪水發源於蓮花峰下，潔清紺寒，周敦頤濯纓而樂之，遂築書堂於其上，名溪水曰濂溪，以待將來歸隱之後閑居於此。
他為此向好友潘興嗣說：“可止可仕，古人無所必。束發為學，將有以設施，可澤於斯民者。必不得已，止未晚也，此濂溪者，異時與子相從於其上，歌詠先王之道，足矣！”（《濂溪先生墓誌銘》）。
寓懷於塵埃之外，有高棲遐遁之意，一顆隱者之心在這裏已表露無遺。
不隨世浮沉，自標清高，纏綿山水，獨持皎潔，這是周敦頤的胸抱所在。他寓意深刻、文辭深婉、格調奇高、傳唱千年的《愛蓮說》，正是為此而作。借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的品質，以表自己“中通外直，不蔓不枝”之誌，進而移愛於廬山蓮花峰，再因“蓮”“廉”諧音，遂為門前溪流取名以“濂”。
一係列的動作，其實都是哲人在借物喻人，托物抒懷。就像朱熹先生詩中的“半畝方塘”，周敦頤的“愛蓮池”或許隻是他心中的碧波蕩漾，蓮花亭亭。今天不明就裏的人們卻紛紛考證“愛蓮池”建在何處，建於何時，豈不荒謬得可笑？
還是清人王式言眼光清澈，他在《愛蓮池懷周元公》詩中不無揶揄地寫道：“愛蓮曾有說，穿鑿竟成池。公自心源淨，人從色相窺。物形皆理寓，大道德師資。水麵風來處，悠然千載思。”
真是冤家路窄，此時趙抃又做起了虔州郡守，再次成為周敦頤的頂頭上司。而經過多年對周敦頤的所作所為觀察，以及對其人品學問的打量，“鐵麵禦史”此時終於幡然醒悟，徹認前非。趙抃握著周敦頤的手說：“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
不患莫己知，患己所不立。孔子的老道理，在周敦頤身上再現經久不衰的光芒。
自此，兩人成為生死之交，趙抃在朝廷屢屢舉薦周氏。趙抃回京時，周敦頤贈詩一首：“公暇頻陪塵外遊，朝天仍得送行舟。”趙抃因之酬答：“分攜豈用驚南北，水闊風高萬木秋。”古君子的澄澈胸懷，磊落風度，在他們身上表現得淋漓盡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