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風起雲湧的政治時代來臨，總會伴之以一位叱吒風雲的人物，由他獨立潮頭，振臂一呼，然後，乾坤為之倒轉，江河為之逆流。
每一個氣象一新的學術時代來臨，也必然是以一位逸翮思冥的宗師為前導，經他覃思奧頤，妙運於心，開山立宗，化成天下，學風因之陡變，思潮隨之更新。
相對於四處遊走掀起政治風暴，向舊政權清算的政壇領袖，獨坐書齋引領學術風潮，開一代之先的學術宗師，則要安靜許多，也平實許多，但其影響力較前者卻更為持久而永恒。
曆兩漢，經魏晉南北朝，跨隋唐五代之後，走入公元十一世紀的中國儒學，迎來了它的全新時代——宋代道學。
在這個深渾而綿密的道學譜係裏，周敦頤一直享有開山鼻祖的至高地位。
《宋史·道學列傳》說：“孔子沒，曾子獨得其傳，傳之子思，以及孟子，孟子沒而無傳。兩漢而下，儒者之論大道，察焉而弗精，語焉而弗詳，異端邪說起而乘之，幾至大壞。千有餘載，至宋中葉，周敦頤出於舂陵，乃得聖賢不傳之學。”
《宋元學案》中，黃百家對周敦頤評價道：“孔、孟而後，漢儒止有傳經之學，性道微言之絕久矣。元公（即周敦頤）崛起，二程嗣之，又複橫渠（張載）諸大儒輩出，聖學大昌。故安定、徂徠卓乎有儒者之矩範，然僅可謂有開之必先。若論闡發心性義理之精微，端極元公之破暗也。”
二者都在言明，周敦頤以其卓犖學識，深渾學養，上接孔孟餘緒，下傳絕世之學，開時代風氣之先，為有宋一代闡發心性義理道學的“破暗”之人。孟子之後斷而失繼的儒家聖道，直到周敦頤橫空出世來“闡發心性義理之精微”，於黑暗之中徘徊千餘年，“性道微言之絕久矣”的孔孟之道，才撥雲見日，重放光明。
一。
周敦頤，字茂叔，號濂溪，諡號元公，世稱其“濂溪先生”。原名敦實，後為避宋英宗舊諱改名敦頤，宋真宗天禧元年，公元一〇一七年，出生於賀州桂嶺縣（今廣西賀縣），宋神宗熙寧六年，公元一〇七三年，卒於江西九江廬山。
周敦頤籍貫道州營道，即今湖南道縣。一個“營道”之人俯身孜孜營造道學，最後終於成為宋代道學的啟燈之人，這實在是一種有趣的巧合。
所以，不管《宋史》還是《宋元學案》在提起周敦頤時，均避而不談其出生地，而津津樂道其籍貫，或許也正是脫脫與黃宗羲對之同樣深感有趣的原因。
南宋著名學者王應麟在《困學紀聞》中，又將生於明道元年的程顥、明道二年的程頤，與周敦頤的籍貫放在一起感歎：“周元公生於道州，二程子生於明道元二間，天所心續斯道之緒也。”
將一個人的籍貫、出生年間等無法抗拒的先決性名謂，生硬地與他後天的學術成就強拽到一處，這就有些無厘頭了，隻可作為趣談一笑付之。
大中祥符八年，公元一〇一五年，一個叫周輔成的湖南舉子，因享受宋真宗“六舉以上特奏名，賜進士出身”的特殊政策，懷揣印綬來到廣西，擔任賀州桂嶺縣知縣。兩年後的公元一〇一七年，桂嶺縣衙內宅一聲嘹亮的啼哭之後，一個嬰兒呱呱墜地。
周敦頤遂宣告誕生。
一代大儒的成長，是否必須以幼年喪父為代價？
何晏衝齡喪父，後由繼父曹操調教培養；韓愈幼年父母雙亡，其兄將其撫養至大；孫複父親早亡，獨與寡母相依為命；範仲淹幼年喪父，母親再醮，繼父為其學業提供生活保障。
周敦頤也延續了這種人生的大不幸。
公元一〇二二年周輔成病逝，是年周敦頤五周歲。三年之後的公元一〇二五年，天聖三年，孤苦失依的周敦頤母子從道州老家前往衡州（今衡陽），投靠舅父鄭向。
周敦頤究竟何年投奔舅氏，學界一直存在兩種說法。
現寫於正史，且被廣泛接受的是南宋的度正在《濂溪先生周元公年表》中所說：“天聖九年辛未（即公元一〇三一年），先生年十五，父諫議公卒……依舅氏。”
這句話其實疑點重重。也許正像度正本人所坦誠的，“然其所載，於先生入蜀事本末最詳，其他亦不能保其無所遺誤”。
首先，據周敦頤好友、名儒潘興嗣所寫的《濂溪先生墓誌銘》，“君幼孤，依舅氏龍圖閣學士鄭向”，同時他受周敦頤之托為周母撰寫的《仙居縣太君鄭氏墓誌銘》中也說，“敦頤幼孤，自立好學不群，府君之歿，夫人攜其孤歸舅氏”。若周敦頤時年十五，斷斷不會被稱為“幼孤”的。
其次，若周輔成死於公元一〇三一年，依當時禮製，周氏母子當守喪三年之後，最早於公元一〇三四年奔赴舅家，而不會在同年。
再次，《仙居縣太君鄭氏墓誌銘》中所說“舅氏愛之猶己子。既壯，行義名稱有聞於時”，說明鄭向愛外甥如同兒子，這個愛有著一個自小及大的時間跨度，而若公元一〇三四年才登舅父家門，十七歲的周敦頤已經“既壯”，也不該有如此表述。
衡陽發現的《周氏族譜》與《鄭氏族譜》，以及道縣發現的《濂溪世家譜》，均指明周輔成亡於乾興元年，即公元一〇二二年，遠在衡陽牽掛著妹妹與外甥生存窘艱的鄭向，則在公元一〇二五年，於周輔成三年喪期過後，派人將孤兒寡母接來，予以接濟。
鄭向不知道，他接來的這個外甥將成為光耀千秋的一代大儒。
鄭向知道的是，要盡己所能，全力愛護並教育好這個沒爹的孩子。
他真是個好舅舅！
這位以省元中進士甲科，曾出為兩浙轉運副使，疏潤州蒜山漕河抵於江，為兵部郎中、提點諸司庫務，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的高官，還是一位出色的史家，曾撰有《五代開皇紀》三十卷、《起居注故事》三卷。
清同治年間所修《衡陽縣誌》載，鄭向“家衡陽之西湖，其甥周敦頤從向學，以向官任為分寧主簿，後為大儒”。
潘興嗣在《濂溪先生墓誌銘》中這樣寫道：“以君有遠器，愛之如子。龍圖公名子皆用‘敦’字，因以‘敦’名君。”
將外甥視如己出，親自授課督學，這很不易。更難的是，鄭向竟以自家兒輩所用的“敦”字為周敦頤取名，這就意味著外甥已成為兒子，被納入鄭家族籍。
事實是，周敦頤於公元一〇三六年走上仕途，擔任洪州分寧縣主簿，正是以鄭向之子的身份，通過當時的恩蔭製度所獲得的。
《宋史·周敦頤列傳》中說，“以舅龍圖閣學士鄭向任，為分寧主簿。”《衡州先賢堂記》載有：“公期以遠器，其命名之義類同於其諸子，而使官仕焉。”康熙、乾隆年間的《衡州府誌》也均稱周敦頤“補向恩蔭”，而且詳細記錄周敦頤所分得鄭向的一份家產。這份家產裏就有衡陽的柘裏渡莊房，即今天的愛蓮堂。
一個問題因之赫然出現。
周輔成弟兄七人，家大人眾。依照常理，周輔成死後，其遺孀、孤子完全應該得到他們的照顧，而不必讓鄭母帶著孤子離開營道老家，頗違俗禮地回娘家討生活去。這是為什麼？
潘興嗣的《仙居縣太君鄭氏墓誌銘》中說，周敦頤母親死於公元一〇三七年，“因葬於潤州丹徒縣龍圖公之墓側”，埋在了哥哥鄭向的墓旁。公元一〇七一年，晚年的周敦頤“遷夫人之櫬窆於江州德化鄉廬阜清泉社三起山”。按說，他該將母親骨殖歸葬營道祖墳，與父親合塋才更合乎常理。但他為什麼不呢？
考諸史籍可以知道，周輔成與鄭氏並非原配，屬於二度婚姻組合，他們夫妻各自都曾娶嫁過，而且鄭氏與盧姓前夫還有一子名盧敦文，先前就寄養在鄭向的家裏。
也許正是這個組合型家庭的種種難言的隔閡，使得失夫喪父的周敦頤母子見棄於周家，同時也促使他們帶著一腔怨恨憤然離去。
對周氏家族的怨恨，貫穿了周敦頤母子的一生，同時也波及疼愛妹妹與外甥的鄭向。
於是，可以理解鄭向為何將外甥納入自家族籍，以子視之，且分房產與他。
於是，也可以明白潘興嗣在撰寫《仙居縣太君鄭氏墓誌銘》前，周敦頤特意叮嚀他：“吾後世子孫，遂為九江濂溪人，得歲時奉夫人之祭祀，亦無憾矣！子為我銘。”
“吾後世子孫，遂為九江濂溪人”，意在與營道周姓家族徹底割裂；“得歲時奉夫人之祭祀，亦無憾矣”，其實是為不能親臨祖墳祭祀父親而愧憾，一句“亦無憾矣”仍在表達周敦頤的深深憤慨之情。
如此這樣的一個周敦頤，他會懷著無限的眷戀之情，將營道老家的一道小溪之名，來命名退居廬山之後的繞宅而流的溪水嗎？
他充滿詩情畫意、骨骼清麗、語句俊爽的千古名篇《愛蓮說》，有可能取材於營道的一個荷花池塘嗎？
說實話，湖南道縣今天斥巨資所搞的“聖脈泉”、“周敦頤故居”、“周輔成夫婦墓”，包括道山石壁上鐫刻的“濂溪”，其實都隻是個不著邊際的笑話。
用未經實察的隻言片語的典籍記載，來牽強附會曆史，硬性攀附古人，這是淺薄的現代旅遊業流行的通病，不必單獨指責誰。反正，興高采烈的遊客比胡亂解說的導遊更天真，你隻要敢在紙箱子上戳個窟窿，在其上掛個“名勝”招牌，他們就敢乖乖地掏錢買票，魚貫而入。
所以在今天的中國，凡能和周敦頤沾上點邊兒的地方一定有“愛蓮塘”、“周子讀《易》台”，湖南道縣、廣西賀縣更勇敢一些，他們還營造了溪水潺潺的“濂溪”景觀，以此來標定自己是廬山濂溪的母版。
一個生時寂寞的文人無論如何想不到，在他身後會因他而繁榮旅遊市場。
二。
北宋自建國伊始，其官僚機構就日益呈龐大臃腫之勢，到仁宗之時，授官製度已經混亂至極。僅公元一〇四七年的慶曆七年，憑皇族身份授官者就達千人，而外戚之家、高級官員的家族後代也可恩蔭授官，乃致造成“三員守一缺”的尷尬局麵。
就是在此背景下，公元一〇三六年，二十歲的周敦頤以鄭向之子的資格享受恩蔭，躋身仕途，擔任洪州分寧縣（今江西修水）主簿。
初進官場，牛刀小試，年紀輕輕的他就顯示出非凡的理事斷案才能。分寧有一樁疑案久懸不決，周敦頤到來之後，一訊立辨。邑人為此驚歎：“老吏不如也！”
因博學力行，遇事剛果，有古人之風，他受到眾口交稱。公元一〇四四年，在範仲淹的“慶曆革新”中，他被升遷為南安軍司理參軍。宋時的南安府下轄南康、大庾、上猶三縣。南安軍製所，在今天江西贛州大餘縣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