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英宗治平元年，公元一〇六四年，周敦頤移任永州通判。他此時官高位重，營道老家的叔父兄弟們開始殷勤致意，前來套近乎。
在《任所寄鄉關故舊》詩中，他寫道：“老子生來骨性寒，宦情不改舊儒酸。停杯厭飲得醪味，舉筋常餐淡菜盤。事冗不知筋力倦，官清贏得夢魂安。故人欲問吾何況，為道舂陵隻一般。”他以此自況，表明自己為官及做人心跡，同時以“骨性寒”、“舊儒酸”、“隻一般”的冰涼態度回敬來自故鄉的“問候”。
公元一〇六八年轉虞部郎中，擢升為提點廣南西路刑獄。公元一〇七一年又領提點刑獄事，行部至潮州、端州。輾轉於各地，他“以洗冤澤物為己任”，盡心職事，務在矜恕，雖荒崖絕島、瘴癘之鄉，他也必親臨現場，緩視徐按，無所憚勞。
盡管如此，他逃離宦海的厭世之思卻是越來越強烈了。在《題酆都觀·宿山房》中，他寫道：“久厭塵坌樂靜元，俸微猶乏買山錢。徘徊真境不能去，且寄雲房一榻眠。”在《同石寺遊》中，他又寫道：“朝市誰知世外遊，杉鬆影裏入吟幽。爭名逐利千繩縛，度水登山萬事休。野鳥不驚如得伴，白雲無語似相留。傍人莫笑憑闌久，為戀林居作退謀。”
厭煩塵世，向往鬆影，掙脫宦韁，寄情林壑，已成為他最大的心願。
公元一〇七二年，當得知潤州母親墳墓被水侵之後，他請求朝廷獲準知南康。將母親改葬到江西九江之後，他解下印綬，款步走向他已經閑置了十一年，也朝思暮想了十一年之久的廬山濂溪書堂。
坐在蓮花峰下，周敦頤欣然命筆，以唐朝元結的瀼溪為題，寫下長詩《瀼溪書堂》以抒快意。
元子溪曰瀼，詩傳到於今。此俗良易化，不欺顧相飲。廬山我久愛，買田山之陰。田間有流水，清泚出山心。山心無塵土，白石磷磷沈。潺湲來數裏，到此始澄深。有龍不可測，岸木寒森森。書堂構其上，隱幾看雲岑。倚梧或欹枕，風月盈中襟。或吟或冥默，或酒或鳴琴。數十黃卷軸，聖賢談無音。窗前即疇囿，囿外桑麻林。芋蔬可卒歲，絹布足衣衾。飽煖大富貴，康寧無價金。吾樂蓋易足，名濂朝暮箴。
羈鳥歸林，縛鷹解綁，那是怎樣一種大自在與大愜意！
四。
“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後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這是朱熹為周敦頤畫像所題的讚語。
更可以將之看作對周敦頤學術的專業概括與凝練評價。
朱熹所說的《圖》，即周敦頤為闡發心性義理而繪製的《太極圖》，以及對其進行解說的《太極圖說》。這是周敦頤理學體係的基本框架，圖文參照，相互說明，對宇宙的生成、發展、運行規律，及人道性命給予了抽象的概括。
朱熹所指的《書》，就是周敦頤所撰的《通書》，原名《易通》。它與《太極圖說》互為表裏，推一理、二氣、五行分合，以綱紀道體來定判道義、文辭、利祿的取舍原則，用以振起俗學之卑陋，告訴人們入德之方，經世之具，為人之本，取學之道。
周敦頤上承“宋初三先生”的批判性思考，創造性地吸收道家思想，以《周易》“太極”為主體，糅合無極、無欲、主靜等概念，從而創造出一個邏輯範疇的宇宙範式，為理學的發展提供了理論基礎。
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這個宏大的理論本體——《太極圖說》，卻隻有區區二百四十九個字。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複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語雖寥寥，卻言簡意賅，精深博宏，這就是所謂的要言不煩。
周敦頤曾在一首《讀易象》詩中這樣寫道：“書房兀坐萬機休，日暖風和草色幽。誰道二千年遠事，而今隻在眼前頭。”因腦海之中早就畫定了清晰的太極圖譜，使得雜亂無章的萬物各歸其類，從而兩千年的遙遠事情，也都能隻在眼前，皆備我心。
他認為，宇宙生成的規律，由無極而太極，由太極而分陰陽，立兩儀，陰陽運動而生五行，再由五行運動而生萬物，萬物生生不息直至變化無窮。
如此，周敦頤便輕鬆地解決了宇宙萬物和人類發生、發展之間的統一問題，既溝通了天人之間的關係，又擯棄了此前佛道二家的神秘論，並有效地容納了漢代以來的宇宙生成論，從而為宋明理學的確立提供了理論支撐。
《通書》又名《易通》，全書四十章，卻也惜字如金，隻有兩千餘字。
其開篇即講：“誠者，聖人之本。‘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複。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誠上》）。
進而他說：“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聖》）。
由此他提出為學的遞進層次：“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誌伊尹之所誌，學顏子之所學，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誌學》）。
所以，他倡導複心歸靜，尋求人性本真，追求“孔顏樂處”的聖境：“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天地間有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顏子》）。
從這些論述中可以清楚窺見，《通書》完全不同於其他隻是究執於卦象的“易學”著作。周敦頤不僅不對《周易》進行逐卦逐象地解說，而且還大量植入了《中庸》中“誠”的思想，此外還融入《論語》、《春秋》、《大學》、《樂記》等儒學經典的核心概念，使之成為更偏重闡述人性和道德關係的性理讀本。
周敦頤發軔的心性理論，後來使得朱熹與陸九淵兩人各執一端，為此他們之間進行了曠日持久的學術爭辯，那是後話了，此處暫時不論。
五。
《宋史·周敦頤列傳》與《濂溪學案》中對周敦頤的記載，隻見別人向他問學，卻沒有他如何就學的記錄。
因此，朱熹就天真地以為周敦頤“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康熙據朱熹觀點也寫詩認為濂溪先生無師自通：“自漢迄宋初，道昏人如醉。偉哉無極翁，粹然秉道氣。學不由師傳，理已臻致極。”
這不符合實際。
周氏的基礎教育來自舅舅鄭向，他的“易學”來自穆修傳授。《宋史·儒林列傳》載：“陳摶以《先天圖》傳種放，放傳穆修，穆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溉，溉傳許堅，許堅傳範諤昌，諤昌傳劉牧，穆修以《太極圖》傳周敦頤。”
在這裏，邵雍與周敦頤兩位大儒親切會麵。如此說，周敦頤當為邵雍的師叔。邵雍與周敦頤的象數之學，皆緣於道家的陳摶。但周敦頤的《太極圖》卻與陳摶的不同。
陳摶的《無極圖》，最下圈名為玄牝之門；其上一圈名為煉精化氣，煉氣化神；再上，左木火右金水中土，相互聯絡之一圈，名五氣朝元；再上一圈為取坎填離；最上一圈名為煉神返虛，複歸無極。
周敦頤的《太極圖》與陳摶之圖次序正好相反，其圖自上而下分別為無極而太極、陽變陰合而生水火金木土、陰陽交感化生萬物。
個中原因，恐怕正如黃宗炎在《太極圖辯》中所指明的，“周子得此圖，而顛倒其序，更易其名，附於《大易》，以為儒者之秘傳。蓋方士之訣，在逆而成丹，故從下而上。周子之意，以順而生人，故從上而下”。
黃百家也表達了同樣的看法：“周子《太極圖》，創自河上公，乃方士修煉之術也，實與老、莊之長生久視，又屬旁門。老莊以虛無為宗，無事為用。方士以逆成丹，多所造作，去致虛靜篤遠矣。周子更為《太極圖說》，窮其本而反於老莊，可謂拾瓦礫而得精蘊。”
再來將《易·係辭》與周敦頤的《太極圖說》相比較。
《易·係辭》雲：“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而《太極圖說》卻隻采用了太極生兩儀，後麵則不用八卦，而改用五行。
去除道家方士附著於卦象的不實部分，賦予其天地四時、人倫五行的理性色彩，強調“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純粹至善者也”，將之歸複於儒學的基本精神，這就是周敦頤的特別之處，也顯露了他作為一個儒者的強烈用世之心。
這樣，周濂溪的《太極圖》就與重視物理數學而擯棄神秘卦象的邵雍的《皇極圖》有了同一歸旨。兩位取學於道家的大儒，所走的路不同，但目標與方向完全一致。
宗師垂手貴天真，肯事雕蟲篆刻新；隻向平田淺草處，等閑推出玉麒麟。
做完宋代理學的開創工作之後，大師完成了他來世上的任務。
公元一〇七三年，熙寧五年，周敦頤於廬山濂溪書堂與世長辭，終年五十七歲。
朱熹稱他“先覺”，張栻尊之“道學宗主”，胡宏說他“一回萬古之光明，如日麗天”，黃庭堅則稱頌他“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誌，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煢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
於先生而言，這都是過耳的輕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