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亦寵辱流，所幸無慍喜。進者道之行，退者道之止。矧今領方麵，豈稱長城倚。”這是因“慶曆新政”失敗而遠走鄧州的範仲淹抒發的林下之誌。
“臨風梳短發，蕭颯晚涼新。不識市朝客，何如江海人。沉吟憑棐幾，欹側戴紗巾。濁世事無盡，東窗聊放神。”這是因反對“熙寧變法”而辭職退居洛陽的司馬光散發的釋懷之詩。
被堅硬的現實猛擊之後，兩個在不同時代政壇上叱吒風雲的人物，用相同的歎息表達了他們一般蕭疏散淡的心境。
在北宋，相差三十歲的他們是如此相似！
政治上，他們都具有強烈的濟世報國情懷，而且分別見信於趙家帝王，並都以政治領袖的姿態勇立潮頭，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致君堯舜，安定黎元，造福天下。
同時，他們身在官場，心卻又都不忘學術，各自以其巨大的熱情和精力，超凡的學術造詣，強大的人格魅力，感召並凝聚著他們各自所在時代的文人，使得他們都成為耀眼的學術重鎮。
略微不同的是，範仲淹強烈的用世之思、不得閑暇的政治奔忙，使得其個人能量的散發在事功方麵掩蓋了其學術思想；而司馬光由於急流勇退，從政治漩渦中及時拔身而出，院門虛掩，悠然閑棲一方，潛心於學術探研，於是最終使其作為一代學術大師巍然矗立於學術之林。
從而，兩個相似的人便各自不一樣起來。
以一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而亙古的範仲淹，永遠是一副蒼生在念、胸懷天下的政治家姿態。而潛心書齋、返身歸誠、尋揚駁孟的司馬光，則在中國學術史上留下了永恒的大師身姿。
人們往往因他主編的卷帙浩繁的《資治通鑒》，先入為主地將他認定為一位傑出的史學家，而忽略了他內涵更為豐富也更為遼闊的儒學大師的實際身份。
那就先來聽聽其他大師對他的專業認定。
程頤說自己閱人多矣，不雜者司馬光、邵雍、張載三人耳。
朱熹稱讚司馬光：“溫公可謂知、仁、勇。他那活國救世處，是甚次第！其規模稍大，又有學問，其人嚴而正。”在《六先生畫像讚》中，朱熹將他與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圈定一處，集體尊為北宋理學“六先生”。
一。
司馬光，字君實，號迂夫，晚年號迂叟，陝州夏縣（今山西夏縣）涑水鄉人，世稱其為涑水先生；死後被諡為溫國公，故而又被人稱為司馬溫公。生於公元一〇一九年，宋真宗天禧三年；卒於公元一〇八六年，宋哲宗元祐元年。
與少年喪父，母親改嫁，繼而懷誌離家，獨自齎誌求學在應天府書院，過著劃粥割齏貧寒困苦生活的範仲淹完全不同，司馬光有著一個無比幸福的童年。在這一點上，與他同時代的那些大師，比如小他一歲的張載，還比如長他兩歲的周敦頤，統統不能與之相比。
其實，單是聽聽這個姓氏，就可以大致推測出其顯赫的家世。
不錯，司馬光就出生在兩晉時期的天下第一大姓之家。其遠祖是西晉皇族平安獻王司馬孚，司馬孚後裔司馬陽為北魏征東大將軍，死後葬於陝州夏縣涑水鄉的高堠裏，其子孫便定居繁衍於此。此後，這支司馬族人遂息居鄉裏，直到北宋立國之初，“以氣節著鄉裏”的司馬炫考中進士為富平縣令，司馬家族遂再次興盛，司馬炫就是司馬光的祖父。司馬光的父親司馬池官高位重，為尚書兵部員外郎，天章閣待製，蘇軾曾充滿敬意地說他：“以清直仁厚聞於天下，號稱一時名臣。”
作為典型的官二代，司馬光生活裕如，環境優越，但他沒有讓這些先天的優渥條件成為阻礙自己成長的病態寄生溫床，而是將之作為更有利於成長的充裕養分加以汲取。
天資聰穎的他刻苦自勵，勤奮好學。朱熹在《三朝名臣言行錄》中稱司馬光：“其幼時患記憶不若人，眾兄弟既成誦，而遊息矣，獨閉門不出，俟能諷誦乃已。自言：‘用力多者收功遠，乃終身不忘也。’及長，遍覽古籍，博聞強誌，曰：‘書不可不成誦。或馬上，或中夜不寢時，詠其文，思其義，所得多矣。’”
寶劍鋒從磨礪出。刻苦向學，孜孜不倦，加之天資聰穎，使司馬光很早就展示出異於常人的天賦異稟。《宋史·司馬光列傳》稱：“七歲，凜然如成人，聞講《左氏春秋》，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指。自是手不釋書，至不知饑渴寒暑。”
更為可貴的是，少年時期他就養成了篤實守誠、不事虛妄的可貴精神品質。所以，在司馬光後來困居長安期間，因為囊中羞澀，讓一個老兵將自己平時所騎之馬牽到市場上去賣，他特意囑咐老兵，這馬一到夏天就犯病，記得一定要先告訴買馬人。
曆史上還有這樣一位可愛的賣家。
北齊的皇甫亮因為所居住宅地勢低窪，標價出賣。有意者問他出賣的原因，他實話實說：“因為宅第下雨時積水不泄，水一直流入床下。”他因此貢獻出一條成語典故——皇甫無飾。
不知道皇甫亮的行為與乃父有多大關係，司馬光的誠實端直卻來自其父司馬池的教育。
據說，司馬光五六歲時有一次要吃胡桃，一位婢女用熱水泡過後為其順利去皮，在姐姐問是誰幫他去的皮時，司馬光謊稱是自己。司馬池為此厲聲訓斥：“小子怎敢說謊！”司馬光深以為恥，將這句訓誡寫在紙上，一生中時時拿出翻看，以為自警。從此，畢生以至誠為主，以不欺為本。邵康節就深有感觸地說，司馬光為“腳踏實地人”。
正因為司馬光的端方性格與守誠秉性，構成了他所營建的涑水之學的最基礎本色：恭儉正直，謙虛守誠。
在《事親》中，司馬光自道：“迂叟事親，無以踰人，能不欺而已矣。其事君亦然。”
在《回心》中，他說：“去惡而從善，舍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能徙，以為如製悍馬、如斡磻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
難怪，同時代的學者們懷著無比崇敬的心理，充滿服膺地評價涑水之學。劉漫堂在《麻城學記》中說：“溫公之學，始於不妄語，而成於腳踏實地。學者明乎是，則暗室不可欺，妻妾不可罔。”陳忠肅在《與龜山書》曰：“凡溫公之學，主之以誠，守之以謙，得之十百而守之一二。”
幼小樹苗上的一次微不足道的輕微刮碰，會在後天的大樹枝幹上留下醒目的疤痕；童年時的一次悉心扶正，則會在成年後的人生顯現出彌久而可貴的品質。
世上，總有太多愚蠢的父親，在用愛的名義一步步將兒女微笑著送入驕橫跋扈的池塘，然後再痛苦地看其溺斃。司馬池卻是聰明的。
為此，值得向司馬池先生致敬。
二。
宋朝沒有今天的報紙、電視、電台、網絡，但卻一樣有屬於那個時代的大眾傳媒，那就是坊間的圖書。
見義勇為的典型，山西少年司馬光砸缸救人的故事，就是通過“京、洛間畫以為圖”這個主流傳播渠道，轟轟烈烈地在全國流傳開來的。
背負著機智、勇敢等巨大而影響廣泛的聲譽，司馬光度過了他的少年。榮譽是把雙刃劍，少年成名所帶來的榮耀感可以將一個兒童漸漸捧殺，也可以讓一個內有所持的人為之自我警惕，並始終以淡定的目光去看待人們對自己的誇讚，從而更加篤實起來。
王安石筆下的方仲永是前者的典型，司馬光是後者的典範。
不喜華靡，不事張揚，踏實篤定，從此成為司馬光顯著的性格特點。這在宋仁宗寶元元年，二十歲的他中進士甲科後表現得尤為充分。參加禦賜的瓊林宴時，他竟然“聞喜宴獨不戴花”，最後還是在同科其他進士提醒“君賜不可違”，司馬光才勉強簪花一枝，步入宴會。
瓊林宴，是北宋朝廷為示寵恩，增加科舉士人的榮耀感，特在宋京都開封城西的皇家花園瓊林苑為新科進士及第者舉行的禦賜宴會。它脫胎於唐朝時為舉人所辦的“鹿鳴宴”，後來到宋徽宗政和二年後改稱“聞喜宴”，元、明、清之時又稱為“恩榮宴”。
參加者皆為新科進士，舉酒賀拜，簪花而出，不僅宴會規格高，更代表著一個讀書人的至高榮譽，因而備受士人欣羨，同時也讓參加者感覺光榮無比。文天祥就曾有一首《禦賜瓊林宴恭和詩》記述瓊林宴盛況：“奉詔新彈入仕冠，重來軒陛望天顏。雲呈五色符旗蓋，露立千官雜佩環。燕席巧臨牛女節，鸞章光映壁奎間。獻詩陳雅愚臣事，況見賡歌氣象還。”
對於一個二十歲的年輕人，年甫及冠，就進士及第，瓊林簪花，禦街打馬，這是何等的尊榮與光耀？但他卻能如此淡然麵對。這也許就是他在《無為讚》中所寫下的：“治心以正，保躬以靜。進退有義，得失有命。守道在己，成功則天。夫複何為，莫非自然。”
有這種治心以正、保躬以靜的心態，自然能平淡麵對一切，從容應對一切，不管是榮耀撲麵而來，還是困厄驟然罩身。
進士及第後他步入仕途。開始時，擔任奉禮郎、華州判官、武成軍判官等職，公元一〇四五年，二十七歲的司馬光回到京城為大理寺評事，補國子監直講，不久又遷大理寺丞。公元一〇五一年，經樞密副使龐籍推薦，司馬光升為館閣校勘，同知禮院。
在館閣裏校勘圖書，這無疑是個非常適合他的工作。置身於皇家秘藏寶庫之中，上搜下紹，左卷右簡，盡情翻閱典籍，恣意鑽研經史。便是在此時，他撰寫出《古文孝經指解》，並約同館閣僚友上疏請求把荀子和揚雄作品考訂印行。
公元一〇五三年，司馬光又在龐籍推薦下遷任殿中丞、除史館檢討。在此期間，他更為專心致誌地研究史學，探求往古治國之道。次年，因龐籍失相，他又隨恩師輾轉鄆州、並州，於公元一〇五七年龐籍獲罪後，引咎辭職。
二十年遊身宦海，從中不難看出，司馬光長期在下級仕僚的位置上滯留不前。
需要說明的是，此時正是以開明能幹著稱的宋仁宗統治時期。
宋仁宗趙禎是中國曆史上難得一見的有為明君，他知人善任，勤儉約己，勇於納諫。他在位的四十二年中，除火藥之外的中國其他三大發明，就出現在此時。不獨如此，這個時期政治昌明，社會穩定，百姓安居樂業。與漢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貞觀之治”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宋仁宗死後，當駕崩的訃告送到敵國遼國時，竟然“燕境之人無遠近皆哭”，就連大遼皇帝耶律洪基也握著宋使的手痛哭道：“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
蘇軾站在他所處的曆史時代說：“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
陳師錫站得更遠些，他往回打量北宋時說：“宋興一百五十餘載矣，號稱太平，饗國長久，遺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以致慶曆、嘉祐之治為本朝甚盛之時，遠過漢唐，幾有三代之風。”
就連南宋宰相秦檜也感慨道：“昔我仁祖臨禦，親選天下十有五人崇論宏議，載在方冊。慶曆、嘉祐之治上參唐虞，下軼商周，何其盛哉！”
明朝的翰林院庶吉士鄒智在《立齋遺文》中說：“宋之英主，無出仁宗……故能北禦契丹，西臣元昊，而慶曆、嘉祐之治號為太平，未聞一任一疑可以成天下之事也。”
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孔子的教導響徹耳際。置身在一個偉大的時代，自己卻始終遊離於主流階層之外，於司馬光而言的確是一種痛苦。
高官厚爵非他所想，他苦惱的隻是位居下僚的自己，如何實現致君堯舜、報國濟民的抱負。
在《初見白發慨然感懷》詩中，司馬光惆悵萬端地寫下：“我年垂四十，安待無華欺？所悲道業寡，泊沒無他賢，深懼歲月頹，宿心空棄捐。”宿心空棄，年華流逝，自己卻一事無成，他不能不為之悵惘沮喪。
但，這一點也不影響他憂國憂民的用世情懷。
位卑未敢忘憂國。公元一〇五四年，四十五歲的宋仁宗因久無子嗣，太子遲遲不得立。在並州做小小通判的司馬光，聽到諫官範鎮向宋仁宗建議選人立嗣後，立刻寫信給範鎮，勸其要以死相爭。而且不顧自己官職低賤，司馬光竟然向宋仁宗上書三章，勸其馬上選人立嗣。在《請建儲副或進用宗室第一狀》中，他向仁宗講明立嗣是“朝廷至大至急之務”，力呈不早立嗣之害。但結果是，“杳然若投沙礫於滄海之中，莫有知其所終者”。
要知道，勸皇帝立他人為儲君，朝中元老往往也對之三緘其口的。上這種奏章犯了好幾重大忌：一、摻和帝王家事，有擾亂宮幃之嫌；二、揭領導無生育能力的短，極為傷害同樣也是男人的帝王自尊心；三、皇帝正值旺年，勸其早選他人為太子，有影射帝王壽考之嫌；四、立儲向來是後宮鬥爭焦點，此舉極可能將自己置入權力角鬥場上，危機四伏。
司馬光沒有理會這些。
他胸中沛然的是一腔儒者道氣。用《大戴禮記·哀公問五義》中的原話說就是：“躬行忠信，其心不買；仁義在己，而不害不誌；聞誌廣博，而色不伐；思慮明達，而辭不爭；君子猶然如將可及也，而不可及也。如此，可謂君子矣。”
沒有絲毫個人利益牽涉其中，沒有半點逢迎投機之意，他隻是以國家長治久安的立場，冒著天大的危險，一而再地提請皇帝早日立嗣。
到公元一〇六三年司馬光任同知諫院時，他再次麵向皇帝堅請立嗣，而且不容分辯地說：“臣昔通判並州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力行。”由此，宋仁宗大為感動，遂下定決心立侄兒趙曙為皇子，這就是後來的宋英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