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舊黨領袖、文壇大家司馬光也來了，再加上原本就息居於此的邵雍、程頤等人，洛陽城頓時人文炳煥，雲蒸霞蔚，成了北宋的學術中心。
天高雲淡，花木搖閑，“長掩柴荊避寒暑，隻將花卉記冬春”，正是修養身心，頤養天年的好環境。
他買園於尊賢坊，取名“獨樂園”，意在不與世同流，隻求獨樂樂。在這裏，司馬光用詩句與舊友故知頻頻酬答致意。
在給蘇軾的詩中他寫道：“容膝常有餘，縱目皆不掩。山種遠布張，花卉近綴點。筵賓肴核旅，燕居兵衛儼。比之在陋共，為樂亦何歉。可笑誇者愚，中天猶慘慘。”
在贈邵雍的詩中他寫道：“家雖在城闕，蕭瑟似山阿。遠去名利窟，自稱安樂窩。雲歸白石洞，鶴立碧鬆柯。得喪非吾事，何須更寤歌。”
其間，充滿了遠離魏闋之後的蕭疏、散逸情致，但也透出內心的無限落寞與寂寥。
“料非閑處找乖客，乃是清朝避世人。”也許這句話最能道明他此時的心境。一個心懷天下、致君堯舜、以天下安危幸福為己任的人，又如何能徹底放下自己的所執所抱，真正享受逍遙無思的隱者生活？
既然不能置身廟堂為君主獻計定策，那就俯身案頭，用手中的筆來向帝王書寫箴規吧。一部皇皇史著《資治通鑒》就此在蠅頭小楷下徐徐展開。
其實，早在公元一〇六六年，治平三年，司馬光因“常患曆代史繁，人主不能遍鑒”，就撰成戰國迄秦的《通誌》八卷上進給宋英宗。宋英宗讀後大為震動，為此專門下命設局續修。現在得閑了，正好專心致誌繼續敘寫，而且可以放開來寫。
這一寫就又是十五年。從宋英宗治平三年到宋神宗元豐七年（公元一〇八四年）完成，司馬光編著《資治通鑒》共曆時十九年。
《資治通鑒》是中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在中國官修史書中占有極重要的地位。它以時間為綱，以事件為目，時間跨度上不同於其他通史慣行的做法，上自三代，下到作者所處之時。司馬光別出心裁地從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四〇三年）寫起，下到五代後周世宗顯德六年（公元九五九年），敘寫了十六朝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曆史。
選擇這種時間跨度有司馬光的用心所在，他認為“紀傳之體，文字繁多，雖以衡門專學之士，往往讀之不能周浹，況於帝王，日有萬機，必欲遍知前世得失，誠為未易”，所以要選取“關國家之盛衰，係生民之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鑒，帝王所宜知”的內容，取材眾史，廣搜博取，“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國家盛衰，係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
寫作此書雖然有個編著班子，但司馬光本人為之耗盡了畢生精力。元豐七年，司馬光在向宋神宗上書的《進通鑒表》中自道：“臣今骸骨臒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為，旋踵遺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宋神宗讀到後，認為這部作品“鑒於往事，有資於治道”，親自欽定書名為《資治通鑒》。
值得注意的是，鑲嵌在全書之中二百零五段司馬光的個人述評——“臣光曰”。
《通鑒》中的“臣光曰”皆發於悖禮之事及亂世之秋，《曆年圖》中的“臣光曰”又都是在亡國之時有感而發，可以看出，司馬光用二百九十四卷的浩大卷帙敘寫的一千三百六十二年曆史，其根本目的不是為了重新編著一部史作，而是要向帝王灌輸並倡導儒家禮之綱紀，治國大端。這就又回到自孔子開始幾千年儒家的根本向旨之上——內聖外王。
張須在《通鑒學》中說得尤為精當：“《春秋》之意最重名分，名分所在，一字不能相假，封建之世以此為綱維。名分既壞，則綱維以絕，政權崩潰，恒必由之。溫公以此事兆東周之衰，與七國之分立而又係論，以見托始之意。”這實際是在說，司馬光作《資治通鑒》與孔子修《春秋》出於相同的衛道袪邪目的。
作為一個儒學大師，他的學術貢獻又遠遠不止一部《資治通鑒》。
據蘇東坡《司馬溫公行狀》中說，司馬光撰著及編寫的著作還計有：《考異》、《曆年圖》、《通曆》、《稽古錄》、《本朝百官公卿表》、《翰林詞草》、《注古文孝經》、《易說》、《注係辭》、《注老子道德論》、《集注太玄經》、《大學中庸義》、《楊子》、《文中子傳》、《河水諮目》、《書儀》、《家範》、《續詩話》、《遊山行記》、《醫問》、《潛虛》等，一生著述達二十種，五百餘卷。
《宋元學案·涑水學案》用了一句極為簡單的話總結他的學術成就：“於學無所不通，惟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也。’”
在司馬光的學術體係中，崇奉並繼承揚雄的二元論，對《法言》、《太玄》甚為認同，而對孟子則多有指責，對韓愈抑揚尊孟也極為不滿。他認為：“性者，天與之也。”（《疑孟》）“成不可更，性也……性，天命也。”（《太玄注·玄衝》）因而天命和人性應該聯係在一起看。“仁義，天德也。天不獨施之於人，凡物之有性識者鹹有之，顧所賦有厚薄也。”（《貓虪傳》）故而人應各定其分，勿做非分之念。
他的天道觀中雖然有“萬物皆祖於虛，生於氣”等類似張載的論調，但又非純粹的唯物主義哲學觀。他認為：“天者萬物之父也。父之命子不敢逆，君之言臣不敢違。父曰前，子不敢不前；父曰止，子不敢不止，臣之於君亦然……違天之命者，天得而刑之；順天之命者，天得而賞之。”
在這個理論基石上，他將人的得與失都歸之於天，細分為理、性、命：“世之高論者競為幽僻之語以欺人，使人跂懸而不可及，憒瞀而不能知，則盡而舍之，其實奚遠哉？是不是，理也；才不才，性也；遇不遇，命也。”（《理性命》）。
在“理”的認知上，他認為“有茲事必有茲理，無茲理必無茲事”（《迂書·無怪》）。理是第一性的，事是派生的，這個觀點與“二程”一致。但對“格物”的理解又不同於“二程”的“格猶窮也，物猶理也。猶曰窮其理而已矣”，將格物與窮理畫等號。
司馬光認為：“格，猶扡也，禦也，能扡禦外物也。”原因是“人情莫不好善而惡惡，慕是而羞非。然善且是者蓋寡，惡且非者實多，何哉？皆物誘之也，物趨之也”。故而，他從人自身出發強調要躬己以誠。無論為學還是做人，都應講“誠”。
他說：“鞠躬便辟，不足為恭。長號流涕，不足為哀。敝衣糲食，不足為儉。三者以之欺人可矣，感人則未也。君子所以感人者，其惟誠乎！欺人者，不旋踵，人必知之；感人者，益久而人益信之。”（《迂書·三欺》）。
是的，在一個麵具化的社會裏，誰能說甜言蜜語就是愛的內心剖白？誰又能說淚眼汪汪就是哀切至深？
司馬光就是一個外不欺人、內不欺己的真君子。孝友忠信，恭儉正直，居處有法，行止有禮。這些優秀的個人道德品格，也使他具有了強烈的人格感召力。
脫脫打破用墨常規，在《宋史》裏用六千多字的浩大篇幅來為司馬光作傳，正是服膺於司馬光的高蹈人格力量。
司馬光以判西京禦史台的微職，居於洛陽十五年，但他“凡居洛陽十五年，天下以為真宰相，田夫野老皆號為司馬相公，婦人、孺子亦知其為君實也”。“誠心自然，天下敬信，陝、洛間皆化其德。”閭裏百姓有兄弟之間欲起膩，有妯娌要翻臉，他們會先思忖一下，“君實得無知之乎？”因擔心司馬光知道而和好如初。
司馬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惡衣菲食以終其身”，當老妻病死之後，他甚至賣田以葬。但卻大方地自掏腰包，為邵雍先生購置“安樂窩”。
司馬光常說：“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嚐有不可對人言者耳。”這種作風甚至影響了他家的園丁。
洛陽風俗，在春天裏私家花園要向民眾開放，敞園接納遊客之日，園丁會得到遊客隨意所贈的一些“茶湯錢”，按時俗此錢園丁要與主人平分。司馬光的“獨樂園”在開放中，園丁呂直得到“茶湯錢”一千，司馬光讓呂直將這些錢全部拿走，呂直卻再三要留給主人，司馬光怒後，呂直才拿錢走人。十幾天後，呂直卻用這錢在園中蓋了一個井亭，問他原因，呂直說：“獨相公不愛錢歟？”
司馬光的巨大聲名甚至傳到了遙遠的遼國。呂公著就講過：“昨使契丹，彼接伴問副使狄諮曰：‘司馬中丞今為何官？’諮曰：‘為翰林兼侍讀。’其人曰：‘不為中丞邪？聞是人甚忠亮。’”
宋哲宗時的大文人王辟之在他的《澠水燕談錄》中回憶：“司馬文正公以高才令德，大得中外之望。故公之退十有餘年，天下之人日冀其複用。熙寧末，餘夜宿青州北淄河馬鋪，晨起行，見村民百人，歡呼踴躍，自北而南。餘驚問之，皆曰：‘傳司馬為宰相矣。’餘以為雖出於野人妄傳，亦其情之所素欲也。”
宋神宗死後，司馬光從洛陽來到汴京赴闕吊唁。衛士望見他，皆以手加額，敬禮示意。司馬光所到之處，百姓遮道聚觀，呼聲夾道：“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
就是這樣一位為民愛戴之人，在宋徽宗時，獨擅政權的蔡京卻親撰《奸黨碑》，將司馬光列入碑中，以傳臭萬年。
一個叫安民的長安石匠被派來刻字，他拒絕道：“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安民哭泣著說：“被役不敢辭，乞免鐫‘安民’二字於石末，恐得罪於後世。”連一個普通石匠都如此深深敬仰！
生前享德名於世，死後存英名於世，才是真的永垂不朽。
七。
公元一〇七六年，因受到宋神宗抵製及小人呂惠卿攻擊，精神受到重大打擊的王安石辭相，從此息居江寧。
司馬光則於公元一〇八四年完成《資治通鑒》，升為資政殿學士後，仍閑居洛陽。公元一〇八五年三月，宋神宗死去，九歲的宋哲宗登基，垂簾聽政的太皇太後高氏下詔召司馬光入朝，被啟用為宰相。
生命的終點漸漸靠近，已幾近油盡燈滅的他，竭盡生命的最後時光與全部精力隻做一件事：推倒新政，革除新法。
有人勸他應該防後患，司馬光慨然說：“天若祚宋，必無此事！”
這裏再回到王安石的“熙寧變法”，反思兩個問題：為什麼以司馬光為首的士大夫階層普遍反對新法？又為什麼司馬光在民間有著那麼高的擁呼之聲？
必須要說，王安石變法的初衷極好，為的是革除舊弊，富國強兵。但其指導思想卻是以國家壟斷經營，用與民爭利的方式來增加財政收入。這在堅持“民為邦本”儒家思想的司馬光眼裏，就屬於倒行逆施，不可能不起而反對。
這種反對，是司馬光對曆史走向的深刻研究，以及對現實脈動的精確把握之後作出的深刻判斷。推行新法的初衷哪怕再好，但隻要建立在與民爭利的平台之上，而不是律約官場，那麼就會給本已貪婪的官吏製造更多盤剝百姓的機會，變法就會擾民，從而引起自下至上的反感，最終動搖國家的根基。
事實是，比如青苗法在推行過程中，地方官吏因之帶來了更大的腐敗空間，他們借機提高貸款利息，加重農民負擔，遭到各地百姓強烈反對。
還比如保甲法在推行時，百姓為逃避供養軍隊的高額賦稅和被抽去當兵的雙重威脅，發生了很多斷臂、毀體的自殘事件。
針對王安石提拔重用了一批投機分子，司馬光曾當麵警告王安石：“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反是。若小人得路，豈可去也？必成讎敵。他日將悔之。”最後，這也不幸被言中。
因而，司馬光對新法的反對與抵製，絕非史界泛泛者雲，是因封建官僚地主階級自己的利益被觸動，而是出於儒家最核心的民本思想，以及清醒的曆史與現實打量。
所以，司馬光的反對最堅決，也最徹底。王安石自己就說，自始至終沒有改變反對變法態度的隻有一個人，他就是司馬君實。
不應該忽視司馬光與王安石的共同之處。兩人都懷著一顆憂國憂民之心，都希望改革弊政，實現國富民安。他們的分歧，隻是共同目標下的具體方法不同的爭論。司馬光說過：“光與介甫趨向雖殊，大歸則同。”王安石也說他與司馬光議事每不合，原因是“所操之術多異故也”。而在具體的私人關係上，他們始終彼此尊敬，相互仰望。
我堅決反對你的行為，但我堅決尊敬你的為人！
司馬光則尤為令人感佩。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一〇八六年五月，王安石在江寧病故。噩耗傳來，司馬光深為悲憾，他特寫信給執政的呂公著：“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不幸介甫謝世，反複之徒必詆毀百端。光意以謂朝廷特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與呂晦叔第二簡》）正是在司馬光的強烈建議下，一向反對變法的高太後才追贈王安石為太傅。
同年九月，享年六十八歲的司馬光也離開人世，一對老友兼政敵結伴而去。
這個送葬場麵古今罕見：“京師人罷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及葬，哭者如哭其私親。嶺南封州父老亦相率具祭，都中及四方皆畫像以祀，飲食必祝。”
自司馬光死後，中國曆史上的任何一個官員被送別時，再也沒有出現過類似的感人場麵。連死，大師都可以營造為絕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