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誠惶誠恐的趙曙想謙虛一下，表示不敢接受時，又是司馬光站出來，向他義正詞嚴地講：“皇子辭不貲之富，至於旬月，其賢於人遠矣。然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願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趙曙這才且驚且喜地受命。
三。
進諫是需要勇氣的，但納諫更需要勇氣。
雙方缺一不可。相對於進諫者那張麵折庭爭的勇敢的嘴，納諫人那雙從善如流、有理性分辨的耳朵更顯可貴。
在唐朝，魏征的嘴巴與李世民的耳朵便形成了良好的默契對應關係。但魏征的直諫，卻似乎總有著某種為反襯太宗虛懷若穀而故意犯難較勁的成分，納諫與進諫雙方有演雙簧的濃重痕跡。破綻就表現在，魏征絕不非議同僚，隻是揪太宗可有可無的小瑕疵。這樣做的好處是，一是不開罪同事，贏得群眾基礎；二是在反證領袖的高大中獲得上司滿意。
魏征享有的千古直臣之名，其實是可以打個大大的問號的。
司馬光不這樣。他的進諫沒有選擇，也沒有前提，更沒有禁忌。
極受宋仁宗信賴的宦官麥允言死後，皇上違反禮製賜給鹵簿，即按一品官的儀仗出殯。司馬光上書指出：“繁纓以朝，孔子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以三公官，給一品鹵簿，其為繁纓，不亦大乎？”
權高位重的夏竦，死後被仁宗賜諡“文正”，滿朝無人反對，獨官職僅為同知禮院的司馬光大搖其頭，他向仁宗詰問：“此諡之至美者，竦何人，可以當之？”宋仁宗於是改諡其為“文莊”。
宋仁宗因追念章懿皇太後，即曆史上“狸貓換太子”傳說中的受害者李宸妃，將自己愛女兗國公主嫁給她的侄子李瑋，婚後小兩口卻感情不好，仁宗下詔黜李瑋衛州，兗國公主回大內禁中居住。司馬光為此進諫：“瑋既黜，主安得無罪？”仁宗聽聞後，降公主沂國，待李氏恩遇不衰。
充媛董氏死，宋仁宗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諡，行冊禮，葬給鹵簿。司馬光又來指責：“董氏秩本微，病革方拜充媛。古者婦人無諡，近製惟皇後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嚐施於婦人。唐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令妃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
不管是朝中權臣還是大內寵宦，不管是帝王寵妃還是皇帝愛女，司馬光統統不管不顧，隻要有悖於禮，不合法度，那我就據理力爭，奮起指責。
宋英宗於公元一〇六三年即位，上台後詔集群臣集議濮王典禮。
起因是，英宗即位之前，其生父濮安懿王趙允讓已死，宰相韓琦、參知政事歐陽修等認為應尊濮王為“皇考”，龍圖閣待製司馬光表示反對，他認為，為人後者為之子，不得顧私親。“漢宣帝為孝昭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上繼元帝，亦不追尊钜鹿、南頓君，此萬世法也。”於是與諫官呂誨、範純仁、呂大防等人強烈主張崇濮王為“皇伯”。最後，曹太後從後宮降下懿旨，以“皇考”定論。
表麵看來是正反兩派在圍繞一件不涼不酸的事情相互爭議，其實，反對派是在冒犯宋英宗本人，不給現任領導麵子。結果，呂誨、範純仁、呂大防等因此被黜，為此司馬光請求一同被貶放。
曹佾是曹太後的親弟弟，被宋英宗擢升為相。而此時宋英宗因病不能親政，朝政由曹太後垂簾。司馬光卻無所顧忌地上書指出：“陛下欲以慰母心，而遷除無名，則宿衛將帥、內侍小臣，必有覬望。”
官宦任守忠見風使舵、左右逢源，在宋仁宗準備立趙宗實（即趙曙）為皇子時千方百計進行阻撓。宋英宗即位後，任守忠又捏造謠言，在宋英宗與曹太後之間挑撥離間，搬弄是非。但他卻深得宋英宗信任，致使其勢焰熏天。麵對他，司馬光毫無畏懼，上書英宗直指其奸：“守忠大奸，陛下為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賴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交構，國之大賊。乞斬於都市，以謝天下。”而宰相韓琦、富弼則竭力庇護任守忠，無奈，宋英宗隻好降任守忠為節度副使，天下人聞之稱快。
公元一〇六七年，兵部員外郎王廣淵除直集賢院。司馬光再次上書直言其佞：“漢衛綰不從太子飲，故景帝待之厚。周張美私以公錢給世宗，故世宗薄之。廣淵交結奔競，世無與比，當仁宗之世，私自托於陛下，豈忠臣哉？今當治其罪，而更賞之，何以厲人臣之節？”（《宋史·王廣淵列傳》）一向信好王廣淵的宋英宗沒有聽取直諫，但由此也更為器重司馬光，升其為龍圖閣直學士。
司馬光像一個安置在大宋朝廷的敏感警報係統，不管是誰，也不管他的背景多複雜，牽涉的事體有多大，隻要逾越了法度，超越安全警戒線，我便狂鳴不已，向整個王朝報警。
有意思的是，司馬光也曾將自己比喻為一隻晨雞，在《朝雞王樂道》詩中，他暗許自己“清曉長鳴獨先眾，朝者恃此能知時”，能“一聲高興耳目醒，四遠群陰俱避易”。
如今，這隻雄雞的叫聲已然不能叫醒夢中人了，他怎麼能不為之黯然呢？
“三十餘年西複東，勞生薄宦等飛蓬。所存舊業惟清白，不負明君有樸忠。早避喧煩真得策，未逢危辱好收功。太平角處農桑滿，贏取閭閻鶴發翁。”（《初到洛中書懷》）這首詩的字裏行間已然透出厭倦朝廷、移情林下的情緒了。
他，的確厭煩了。
四。
公元一〇六七年，年僅二十歲的宋神宗即位，改元熙寧。
熙寧。一提到這個年號，就會讓人想到中國曆史上一場聲勢浩大的變法。當然還會想到在這場變法中引吭高歌的領唱王安石。
範仲淹所領導的“慶曆新政”失敗以後，多年來北宋國家財政空虛、官員機構龐大、軍事力量疲軟等問題日益突出。
公元一〇六四年，治平元年五月，反對變法的曹太後終於撤簾還政，親政之後的宋英宗實在想有所作為。甫親政，他就向大臣們提出一個嚴肅命題：“積弊甚眾，何以裁救？”到治平三年九月，宋英宗才又提出“去冗官之患”，對腐敗的吏治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改革。可惜，雄心勃勃想有番作為的宋英宗於次年正月去世，他的一腔改革宏願隻能留待後人去實現。
於是，大宋權力寶座上出現了趙頊，他就是曆史上有賢君之稱的宋神宗。
趙頊尚為太子時，即已深察國家政體中存在的種種積弊，並一心奮發圖強。他特別留意那些要求改革的呼聲。王安石於嘉祐三年（公元一〇五八年）任度支判官時，曾向宋仁宗上萬言書，對官製、科舉以及奢靡無節的頹敗風氣作了深刻的揭露，並請求改革政治，加強邊防，提出“收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的理財思路。當時雖未引起朝廷的重視，但其言辭懇切、深中肯綮的《言事書》卻給趙頊留下了極深的印象。
公元一〇六七年，宋神宗即位之後立即起用王安石為江寧知府，旋即又詔他為翰林學士兼侍講。公元一〇六八年，宋神宗再次詔王安石“越次入對”，商討變法。公元一〇六九年，熙寧三年，任王安石為參知政事，主持變法。為保障變法順利實施，特設立製置三司條例司，王安石物色了一批擁護變法的官員參與製訂新法。他以“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的超凡勇氣，大刀闊斧地在全國範圍內推行新法。同年，頒布實行均輸法、青苗法（常平法）、農田水利法。
熙寧改革也一直在反對派激烈抵製與嚴厲批評聲中艱難進行。反對者的陣營十分強大，這中間有在深宮仍具有話語權的太皇太後曹氏，甚至還包括“慶曆新政”中的改革派韓琦、富弼等三朝元老，也包括程顥、邵康節、張載等學界名流。圍繞改革，形成新舊兩黨。
為強化新政推行，王安石一方麵對許多舊黨人物進行嚴厲打擊，如呂公著被貶知潁州，趙抃貶知杭州，程顥貶譴京西路提點刑獄，張戩貶知公安；一方麵為聚集擁護力量，又極為草率地提拔任用了一批德能皆衰的政治投機者，造成了忠良早罷黜、奸小充廟堂的失衡局麵。
司馬光就站在“熙寧變法”的反對者行列中。
麵對紛擾詭譎的政壇，久生寄居林下之心的司馬光早已罷息了當年“深懼歲月頹，宿心空棄捐”的懸想，他幾乎是帶著一副自我邊緣化的心態走進神宗一朝的。
且看《宋史》中的這段記載：“神宗即位，擢光為翰林學士，光力辭。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為？’對曰：‘臣不能為四六。’帝曰：‘如兩漢製詔可也；且卿能進士取高第，而雲不能四六，何邪？’竟不獲辭。”
被授予翰林學士卻拒辭不就，給出的理由更是牽強：俺不會寫四六駢文。真正的原因在哪裏呢？在於王安石此時為翰林學士，道不同不相為謀，司馬光不屑與之同列。
五。
這期間還發生了一件影響朝野的刑事案件。
登州女子阿雲在母親去世守喪未結時，因外力被迫嫁給了一個叫韋阿大的人。阿雲嫌韋阿大醜陋，新婚之夜謀害韋阿大，結果刀斷新郎一指，阿雲後來投案自首。案件上報審刑院和大理寺後，審刑院和大理寺認為應以謀殺罪處決阿雲，而登州知州卻認為此樁婚事本不合法，阿雲無罪。爭執不下中，此案上報到宋神宗那裏，神宗令翰林學士王安石與知製誥司馬光對案件進行裁定。
王安石認為登州方麵判決合理，應該無罪釋放阿雲；司馬光卻認為審刑院判決正確，應該對阿雲處以極刑。其後，禦史中丞滕甫、侍禦史錢頡等人上書支持司馬光，呂公著上書支持王安石。圍繞這個普通的民事案件，朝廷官員之中迅速形成正反兩大派，結果挺司馬光的一方受到王安石製裁，知禦史劉述、集賢校理丁諷、審刑院詳議官王師元等人被彈劾，經司馬光上書，神宗代為極力辯解，這些官員才得以幸免。
這個普通不過的案子，其實已經反映出王安石與司馬光之間政見的嚴重不合。
王安石認為，祖宗成法不可不變，天下民意洶洶又如何，隻要能增加國家財政收入，有利於強軍固國，那麼就都應該無所顧忌地大力推行。司馬光則認為，國家不應該去與老百姓爭利，國家的強大之本在於取法三代的治國理念，開源節流方才是增加財政的正確途徑。
從他們二人的當麵辯論也能瞅見彼此存在的嚴重分歧。
司馬光說：“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也。”王安石說：“常袞辭堂饌，時以為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世急務，所以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司馬光說：“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斂爾。”王安石反駁：“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足。”司馬光對答：“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其不明耳。”
彼此的觀念之爭，最終導致他們之間徹底水火不容。
《宋史·司馬光列傳》中有記：“它日留對，帝曰：‘今天下洶洶者，孫叔敖所謂國之有是，眾之所惡也。’光曰：‘然。陛下當論其是非。今條例司所為，獨安石、韓絳、惠卿以為是耳，陛下豈能獨與此三人共為天下邪？’帝欲用光，訪之安石。安石曰：‘光外托劘上之名，內懷附之下實。所言盡害政之事，所與盡害政之人，而欲置之左右，使與國論，此消長之大機也。光才豈能害政，但在高位，則異論之人倚以為重。韓信立漢赤幟，趙卒氣奪，今用光，是與異論者立赤幟也。’”
公元一〇七〇年，宋神宗熙寧三年，針對青苗法在朝官員展開了更為激烈的論爭，反對者主要包括韓琦、司馬光、呂公著、範鎮、歐陽修、程顥、蘇轍、蘇軾、呂景、孫覺等人。韓琦上書對青苗法進行猛烈抨擊，神宗似有所悟，王安石為此托病居家，並請求解除職務。宋神宗於是準備啟用司馬光為樞密副使，司馬光再次拒絕，他說得很直截了當：“陛下所以用臣，蓋察其狂直，庶有補於國家。若徒以祿位榮之，而不取其言，是以天官私非其人也。臣徒以祿位自榮，而不能救生民之患，是盜竊名器以私其身也。陛下誠能罷製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
宋神宗最終還是決定推行青苗法，並再次啟用王安石。反對變法者紛紛被解除朝中要職，貶往外地。司馬光也自請離京，以端明殿學士到長安知永興軍。
在長安與同年進士李堯夫贈別的詩中，他這樣寫道：“世路飽諳都是夢，人生可貴莫如身。會須築室臨清洛，相與攜筇戴葛巾。”身雖在宦途，人也雖在長安，但頭戴葛巾逍遙江湖的主意卻已拿定，目的地也很明確：洛陽。
終於如願以償，公元一〇七一年司馬光自請判西京禦史台，獲準。他自此退居洛陽，在牡丹叢中十五年絕口不提政壇之事。
六。
洛陽，這座與汴京等量齊觀的北宋西京，此時儼然成了“熙寧變法”反對者們集體療傷的後花園。
富弼、文彥博、呂公著、程頤、範鎮等人紛紛來到這裏，購園植草，買地侍花，將這裏營造成了一個鳥語花香的政治失意者精神療養中心。
遠在蜀地的蘇轍曾做客洛陽範鎮的東園，他情不自禁地寫下了這樣的詩行：“鄰家並侯伯，朱門掩芳菲，畦花被錦鏽，庭檜森旌旗，華堂洵金碧，疊觀凝煙霏，仿佛象宮禁，蕭條遠喧卑。”一句“鄰家並侯伯”已道出居住者的顯赫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