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將宋學的橫空出世，看作在隋唐五代蘆葦叢中潛伏已久，突然破水而出的一葉扁舟，那麼，就不能忽略對這個船上的三位撐篙人的整體打量。
這三位是：安定先生胡瑗，泰山先生孫複，徂徠先生石介。作為宋學的共同開山之祖，他們有個集體學術稱謂——宋初三先生。
《宋元學案》引用黃震的話論定：“宋興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孫先生、徂徠石先生始以師道明正學，繼而濂（周敦頤）、洛（二程）興矣。故本朝理學雖至伊、洛而精，實自三先生而始。”
朱熹也曾說過，“伊川不敢忘三先生。”他在《朱子語類》中還說：“如二程未出時，便有胡安定、孫泰山、石徂徠，他們說經雖是甚有疏略處，觀其推明治道，直是凜凜然可畏！”
這就將“三先生”明確標定在宋學發展的源頭。
而從儒家“道統”昭彰的意義上講，自韓愈在中唐首倡，後又有柳開於宋初力播，但真正形成黃鍾大呂之聲，對後世具有振聾發聵、醍醐灌頂作用，從此使得儒家學者代不絕人，世有力肩斯道者挺身而出，自覺站定於道統譜係，捍衛儒家精神思想傳承，居首功者就是“宋初三先生”中的孫複、石介二先生。
不僅僅因為他們之間的師徒關係，更因為彼此一致以學道、行道、傳道為己任，共同致力於重建儒學師道體係，倡導疑傳惑經，注重明道體用，孫複與石介同時又成為“三先生”大概念下一個不可割裂的學術體，是宋學發展鏈條中極為關鍵的一環。
一。
孫複，字明複，號富春，因講學於泰山，世稱“泰山先生”。晉州平陽（今山西臨汾）人。生於公元九九二年，宋太宗淳化三年；卒於公元一〇五七年，宋仁宗嘉祐二年。
托爾斯泰說，幸福的人生大都相似，不幸的人生卻各有各的不同。
孫複與胡瑗反其道而行之，他們有著太多極為相似的人生不幸。
——胡瑗出生於一個位居底層的下級官吏之家，常常入不敷出，乃致“家貧無以自給”。幼年的孫複家境貧寒，比胡瑗更為不堪，他出生在一個世代以務農為生的平民之家，而且父親早亡，獨與寡母相依為命。就是在這窮困潦倒、艱辛異常的生活中，他卻固守貧窮，力學不輟，飽讀詩書，通悉經典。
——胡瑗在考取進士的路上，連續七次折戟沉沙，每次失敗後，都默默地選擇了泰山作為自己的蓄能待發之所，將之作為自己苦讀進修的備考之地。孫複在考取進士路上同樣連年蹭蹬失意，先後四次參試，結果“三退於禮部，一黜於崇政殿”，屢屢碰壁之後的他，也默默選擇了泰山。
——在與世隔絕的孤寂、清冷的泰山之上，他們相互見證了彼此孜孜不倦、廢寢忘食的刻苦學習。胡瑗“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孫複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病臥山阿，衣弗衣，食弗食”，但始終“日抱《春秋》、《周易》讀誦，探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心”。
——在屢屢科場受挫之後，他們沒有為考取功名而改變自己的為學方向，相反，集體選擇了息罷功名之心，轉而走向畢生致力的教育事業。胡瑗在公元一〇三三年果斷放棄科舉，從此在湖、蘇地區聚徒授學。孫複則在公元一〇三五年拋棄場屋舉業，從此在泰山降帳授徒。最終，他們都因卓犖的教育成就，引起以範仲淹為首的慶曆革新派的注意，都進入國子監，成為天下士林敬服向往的宗師。
一座巍峨的泰山，最終成就了兩座高邁的學術之峰。
公元一〇二三年，三十二歲的孫複走進了幽靜的泰山，從此與胡瑗在這裏共同學習生活了十年之久。
一扇冰冷的寒窗，兩個凝重的剪影，成為泰山頂上最具人文意義的一道景觀。
在此之前，泰山一直是曆代帝王擺排場、樹威儀的封禪祭祀表演之地，隻有等到孫複與胡瑗負篋而來，傍石苦讀，臨溪沉吟，餐風飲露，窮究經典，這裏從此才有了濃鬱的學術氣息，並終至鬱鬱蒼蒼。
讓我們納悶的是，孫複，一個山西臨汾讀書人，為何放著臨近的五台山不去，卻要不遠萬裏，跨過蒼茫太行山，風塵仆仆地趕到泰山來？
原因就在於，齊魯大地自古就是人文淵藪之地，泰山在中國文化史上又有著特殊的文化坐標涵義，最主要的是，這裏離京師開封很近，便於來年補考。
北宋各地州縣沒有學校，同樣是重要原因。直到宋仁宗時，北宋全國州縣之學基本上仍處於一片荒蕪之狀。據《宋史·選舉誌》記載，範仲淹在寶元年間任參知政事後，意欲複古勸學，數次上書建議興辦學校。宋祁就為此向宋仁宗說過：“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裏，則不能核名實。有司束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謹參考眾說，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從此之後，州縣才恢複立學。
泰山，並沒有成為他們科舉路上的福地。
宋初規定，凡考舉進士者，需要試詩、賦、論各一首，策五道，帖《論語》十帖，對《春秋》或《禮記》墨義十條。
這樣的考試科目弊病顯而易見，所謂明經，不過帖經、墨義而已，考的是舉子的機械記憶，而非對經典的理解。詩賦之試，更是以辭藝的文之末事來取士，均無法選拔出真正的有才之士。
當時，主管貢舉的張方平就為此上奏：“文章之變與政通。今設科選才，專取辭藝，士惟道義積於中，英華發於外，然則以文取士，所以叩諸外而質其中之蘊也。言而不度，則何觀焉？邇來文格日失其舊，各出新意，相勝為奇。朝廷惡其然，屢下詔書戒飭，而學者樂於放逸，罕能自還。今賦或八百字，論或千餘字，策或置所問而妄肆胸臆，漫陳他事，驅扇浮薄，重虧雅俗，豈取賢斂才備治具之意邪？”（《宋史·選舉誌一》）。
作為應試者，孫複無疑更為清楚自己屢考不中的原因。“故知其道不與時合，不敢複進”，這是石介在《徂徠文集·上杜副樞書》中說乃師孫複絕意科場的原因。
業已熄滅科舉之心的孫複，轉身走向祖述孔孟之道這條大路上。作於此時的一首《諭學》，可以充分表露孫複的心跡。
冥觀天地何雲為，茫茫萬物爭蕃滋。羽毛鱗介各異趣，披攘攫搏紛相隨。人亦其間一物爾，餓食渴飲無休時。苟非道義充其腹，何異鳥獸安須眉。人生在學勤始至，不勤求至無由期。孟軻荀卿揚雄氏，當時未必皆生知。因其鑽仰久不已，遂入聖域爭先馳。既學便當窮遠大，勿事聲病淫哇辭。斯文下衰籲已久，勉思駕說扶顛危。擊喑敺聾明大道，身與姬孔為藩籬。是非豐顇若不學，慎無空使精神疲。
那就向身後的考場瀟灑地揮揮衣袖，從此徹底與之決絕。不再蟲子一樣“披攘攫搏紛相隨”，蠕動在擁擠的科舉獨木橋上，而是帶著自己“既學便當窮遠大，勿事聲病淫哇辭”，為周孔做藩籬，起斯文於下衰的誌向，走向“圖存遠大”的“深明學問”之路。
這是條異常艱苦的路。
二。
山高風冷，孤燈殘卷。
獨守著空寂大山，缺衣少食、發奮忘我的孫複更像一個跋涉在路上的苦行僧，衣衫襤褸，蓬頭垢麵，心中卻是光明一片。
正因不再為功名而學，而是為重樹儒家道統，力肩孔孟斯道於己肩，普教化人，孫複此後的刻苦自勵，簞食瓢飲，便有了顏回的“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的遠古儒者風慨。那便是死守善道，無須臾之間違仁，顛簸必如是，造次必如是。
這種在極端貧苦與清寒中，巋然不動，持之以恒，其實也正是一代代以道統承繼者自認的大儒們，所集體呈現在精神層麵的共性。
事實上，他的確是以繼承孔、孟、韓愈的道統而自居。在《信道堂記》中，他自道：“吾學堯、舜、湯、禹、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荀卿、揚雄、王通、韓愈之道三十年，處非今之世，故不知進之所謂進也，退之所謂退也……聖賢之道，無進退毀譽也。”
一個人在內心裏已無進退毀譽，那他的舉止行為便再也不受任何世俗影響，從而獨有所抱、寂然一致了。
由此來看，楊延齡的《楊公筆錄》中所載的一段逸事就不是很可靠了。
《楊公筆錄》稱：“範文正公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孫生複道睢陽謁文正，又贈一千。因問：‘何為汲汲於道路？’生戚然動色曰：‘母老，無以為養。若日得百錢，甘旨足矣。’文正曰：‘吾觀子辭氣，非乞客也。二年仆仆，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吾今補子學職，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為學乎？’孫生再拜大喜。於是授以《春秋》，而孫生篤學不舍晝夜，行複修謹，文正甚愛之。明年，文正去睢陽，孫生亦辭歸。後十年，聞泰山下有孫明複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太學，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文正歎曰：‘貧之為累亦大矣，倘因循索米至老，則雖人才如孫明複者，猶將汩沒而不見也。’”
範仲淹因母喪回南京，因南京留守官晏殊之邀主持應天府學，也即睢陽掌學，時在公元一〇二六年。範仲淹急公好義，照料學士，向來“推其奉以食四方遊士，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此時尚在應舉且困難萬分的孫複受其幫助，應該確有其事。但依孫複性格，卻不會屈身“索遊”，要飯到範公門上。
不管是《宋元學案》還是《宋史·儒林列傳》本傳，都講孫複是“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秋》”，是自學《春秋》，而非跟隨範氏學習。而且，均說孫複出仕緣於範仲淹的大力舉薦，那麼就不會在“朝廷召至”後，範氏才知道“乃昔日索遊孫秀才”。
這多多少少也從另外一個側麵，反映了孫複的困頓艱辛之狀，聞之令人欷歔。
景佑元年，公元一〇三四年，好友胡瑗正在泰州、蘇州一代講學，而且聲名鵲起。於此年結束了自己第四次失敗科舉後的孫複，開始反思誌趣與現實之間的差距，由此思考並重新為自己選擇人生方向。
徘徊在人生重大抉擇的關口時，他遇到了石介。
一見之下，早年就進士及第，得意官場，且博學貫通的石介，竟然完全不顧自己的官場身份與學術身份，甚至也根本不考慮二人之間本無師生行誼的經曆，向孫複嚴格執起弟子禮，並將自己無限的愛戴、尊敬與襄助，悉數獻給了孫複——這個科場屢屢铩羽，此時更為困頓窮蹇不堪的老牌書生。
盡管對方的地位與聲名遠遜於我，但我向來隻向學識低頭，隻向道德彎腰，隻向高邁的人格服膺，孫先生的人格與學問值得享有我毫無保留的尊敬，那我就以他為師，向他虔誠敬拜。
隻有心中時常中空，竭誠而虛，才會以貴問於賤，以多問於寡，以能問於不能。
三。
石介，字守道、公操，兗州奉符（今山東泰安）人。因曾耕讀講學於徂徠山，世稱徂徠先生。生於公元一〇〇五年，宋真宗景德二年，卒於公元一〇四五年，宋仁宗慶曆五年。
他出生在一個世為農家卻“豪於鄉裏”的典型中國農村富庶之家。其父石丙曾中進士，專三家《春秋》之學，仕至太子中舍，官至太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