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祖望區分胡瑗、孫複兩位學界泰鬥時說：“泰山之與安定，同學十年，而所造各有不同。安定，冬日之日也；泰山，夏日之日也。故如徐仲車，宛有安定風格；而泰山高弟為石守道，以振頑懦，則岩岩氣象，倍有力焉。抑又可以見二家淵源之不紊也。”
淵源之不紊，這其實隻是就個人性格而言的表象之別，在治學方式與學術思想上，他們其實完全一致。
不管冬日之陽，還是夏日之陽，其實仍是一個太陽。
五。
公元一〇四二年，石介丁憂期滿，因杜衍再次推薦，被召為國子監直講。
石介於是作《明隱篇》，來替孫複製造輿論：“孫明複先生畜周、孔之道，非獨善一身，而兼利天下者也。四舉而不得一官，築居泰山之陽，聚徙著書，種竹樹栗，蓋有所待也。古之賢人有隱者，皆避亂世而隱者也。彼所謂隱者，有匹夫之誌，守硜硜之節之所為也，聖人之所不與也。先生非隱者也。”
話語很委婉，意思卻很明了。賢者避亂世才隱，今為盛世，應該野無遺賢，那麼孫複這樣的大儒就不能一直被曬在泰山頂上。
在範仲淹、富弼、歐陽修等人的大力舉薦下，孫複離開講習了八年之久的泰山書院，告別泰山的清風明月，來到了繁花似錦的京師汴梁，任秘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宋仁宗車駕幸太學時，見到孫複講論，聞而喜之，賜緋衣銀魚，召為邇英閣祗候說書。
一個鄉間學校民辦老師，陡然成為國家最高學府的一級教授，又成為皇帝身邊的“說書”，現年五十一歲的孫複先生是否會覺得這一切來得太晚？
一點不晚。相較於此前一年，五十歲的孫複才首次進入洞房當上新郎，這不能說晚。
這是段千古佳話。
《泰山學案》中附《澠水燕談錄》有載。
孫明複先生退居泰山之陽，枯槁憔悴，鬢發皓白……故相李文定公迪守兗，就見之，歎曰：“先生年五十，一室獨居，誰事左右？不幸風雨飲食生疾奈何？吾弟之女甚賢，可以奉先生箕帚。”先生固辭，文定公曰：“吾女不妻先生，不過為一小官人妻，先生德高天下，幸婿李氏，榮貴莫大於此。”先生曰：“宰相女不以妻公侯貴戚，而固以嫁山穀衰老、藜藿不充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予不可不成相國之賢。”遂妻之。其女亦甘淡薄，事先生以盡婦道，當時士大夫莫不賢之。
對李迪這樣的叔嶽丈，士大夫是應該“莫不賢之”的；對孫複這樣的新郎，士大夫應該是莫不“羨”之的吧。
後來，歐陽修在《孫明複先生墓誌銘》中，還興致勃勃地記述了這個“相女配夫”故事。到元朝，關漢卿依然心癢難耐，乃至在《西廂記》第五本《張君瑞慶團圓》曲詞中，還綺思難抑地緬懷：“常言道自古相女配夫，新狀元花生滿路。”
六。
時代的風潮任誰也阻擋不住。懷著一腔救世濟民願望的書生，其心也拳拳，其思也察察，其誌也恒定，因而又最容易跌進這個風潮中，順勢而鼓呼，乘風而興浪。
狂飆過後，那些熱情激昂的書生們又最先會成為地上的一片狼藉，以自身為這場狂飆作祭。
自公元一〇三八年元昊叛宋，北宋用於邊防的開支驟然猛升，政府因而增加稅賦以度軍用。不堪重負的各地民眾紛紛起而抗爭，暴動與騷亂此起彼伏。加之吏治混亂，朝中朋黨紛爭，造成了北宋王朝的一片混亂。
出於對王朝自身安危的考慮，宋仁宗迫切需要扭轉這種內憂外患的嚴峻局麵。為穩定時局，他將眼光瞄向了多年來持政有方、力救時弊的範仲淹。
慶曆三年，公元一〇四三年，他將在西線鎮邊的三名統帥夏竦、韓琦和範仲淹詔回開封，分別任命為樞密使、樞密副使。為廣開言路，又任命歐陽修、餘靖、王素、蔡襄為言官，他們被稱為“四諫”。“四諫”也很是了得，他們先是諫奏罷免了屍位素餐的夏竦，繼之罷免了呂夷簡的軍政大權，然後又奏請罷免了副宰相王舉正，最終使得範仲淹走到了大宋的政治權力核心。
“慶曆新政”正式掀開帷幕。
作為一位出色的政治家，範仲淹多年來深刻認識到：國家興盛來自於人才，而人才培養就來自學校。但自北宋建國以來，一直承繼著經五代十國戰火所造成的教育殘局：太學凋敝，各地州縣之學消亡，士無所就學，國無所儲士。所以，他對現有的重辭賦、明經，輕義理，與現實嚴重脫節的進士科舉考試內容大加撻伐。
多年來，他致力教育事業，亟思振興教育，為國家培育有用之才。比如主掌應天府書院時，倡導學子聚學為海，經義明道，“進而心憂天下，退而道樂古人”，希望“使天下庠序規此而興”。正因此，他多年來，傾心於學界，向胡瑗、孫複、石介這樣的大儒頻示友愛，屢施援手，竭力推介和重用。
作為“慶曆新政”的重要一項，他所提十條改革方案的第三條就是倡導新學：“三曰精貢舉。進士、諸科請罷糊名法，參考履行無闕者，以名聞。進士先策論，後詩賦，諸科取兼通經義者。賜第以上，皆取詔裁。餘優等免選注官，次第人守本科選。進士之法，可以循名而責實矣。”
聽到範仲淹這樣倡導的聲音，那些向來堅持擯棄浮文麗詞，追求以儒家精神關照現實，以自己高度的文化自覺潛身躬行，救治“道統”不繼、“師教”缺失時弊的文化精英們，自然一定會歡天喜地地走到“慶曆新政”的潮流之中。
是的，石介、孫複於此前一年就已經從山東趕來。由於他倆教學有方，名重學厚，太學生由原先的不足三十人陡然增至數千人。歐陽修稱讚石介：“及在太學，益以師道自居，門弟子從之者甚眾，太學之興，自先生始。”（《徂徠石先生墓誌銘》）。
此時，胡瑗雖仍在遙遠的南方，但他的“蘇湖教法”已先行一步走進太學，被作為教育模板在帝國大學裏推行。
眼前出現的一幕是如此令人心動。
一方麵，政體日現清明。奸佞遠逐，賢人日進。呂夷簡罷相，夏竦罷樞密使，而杜衍、章得象、晏殊、賈昌朝、範仲淹、富弼、韓琦同時執政，歐陽修、餘靖、王素、蔡襄並為諫官。
另一方麵，舊學革除，新學鼎盛，一片蒸蒸日上，一派欣欣向榮。這番令人鼓舞的風卷殘雲、革故鼎新景象，讓石介心曠神怡。
一生“樂善疾惡……遇事奮然敢為”、“遇事發憤，作為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直言”的石介，麵對此景此情，激情澎湃地說：“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
他豪興難遏，欣然命筆，仿韓愈《元和聖德頌》寫下一篇《慶曆聖德頌》。在其中，他愛憎分明地寫下了這樣的即興之詞：“眾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
率性直斥夏竦為大奸，這就犯了大忌。
果然，此文一出，政壇為之震動。孫複憂心忡忡地對石介說：“子禍始於此矣！”
就連剛接到任命，正在陝西赴京途中的範仲淹與韓琦也聞之變色。據《範文正公年譜》載：“公（範仲淹）與韓琦自陝西來朝，石守道作《慶曆聖德》詩，忠邪太明白。道中得之，公撫股謂韓公曰：‘為此，怪鬼輩壞之也。’韓公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必壞。’”
他們說得真準！
公元一〇四四年八月，推行短短幾個月的“慶曆新政”夭折。
原因是破獲的一起謀逆大案。當事人卻是石介和富弼，有石介給富弼的親筆信作證。信中隱然有廢黜仁宗之意。此書信，其實是夏竦秘密買通婢女臨摹石介手跡，一手偽造而成。但此案一起，惶恐之中的石介與富弼百口莫辯。半信半疑的仁宗由此開始對改革派產生信任危機，甚至開始懷疑範仲淹推行新政的目的，以及擴大相權的居心。
為此，富弼、範仲淹紛紛離職去朝。石介遂成為朝中夏竦舊勢力，以及他向來指責的“西昆體”成員們的眾矢之的，大家對石介攻者益急。《宋史》本傳說：“人多指目。不自安，求出，通判濮州，未赴，卒。”
公元一〇四五年，作為“慶曆新政”的祭品，年僅四十一歲的石介抑鬱而死。
石介雖死，但夏竦仍對他銜恨不已，仇恨難消，而且他還想中傷杜衍、富弼等人。慶曆五年，一個叫孔直溫的徐州人因“挾妖法，誘軍士為變”事發被誅。搜家時，查出有孫複、石介與之往來唱和的詩文。
夏竦因此散布流言，說石介是詐死，石介本人其實已經北逃到契丹，請求掘棺勘驗。後來，經杜衍、龔鼎臣、呂居簡等人以身家性命擔保，方才免除被掘墳剖棺。但石介的妻子兒女卻受到牽連，被羈管他州，流亡數年。流亡途中，妻子兒女又幾乎凍餒而死，後來，是富弼、韓琦共同出資買田，贍養了大師貧病無依的家眷。
小人得罪不得啊，無數曆史警鍾為我們敲響，石介這聲鍾鳴尤為刺耳，驚心。
歐陽修在為石介寫的墓誌銘中道：“世俗頗駭其言，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擠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軻矣！’”
以一己之勇，給身後的妻子兒女帶來無盡的傷害，這是大師不曾料到的。他不懂得，這個世界上，小人向來沒有底線。
一生注重師道，一生播散學問，但生時不免寒餓，死後幾斫棺槨，妻離子散，流離失所。這就是徂徠先生的一生。
七。
再來看泰山先生孫複。
本無意於政治，隻潛心於學問與教育的他，既然被卷入了政治鬥爭的漩渦，那他也一定不會獨自安然於事外。
搜查孔直溫的來往書信時，也查出了有孫複的來信。因此孫複遭貶，先後為虔州監稅，徙泗州，又知長水縣，簽書應天府判官事。後來，翰林學士趙概等十餘人上書，說“孫複，行為世法，經為人師，不宜使佐州縣”。於是恢複國子監直講職務，此後遷為殿中丞。
公元一〇五七年，六十六歲的一代大儒泰山先生孫複與世長辭。他死後，梅堯臣連寫《哭孫明複殿丞》三首詩，他在其中歌哭道：“舊業居東岱，中年謁紫庭。要塗無往跡，至死守殘經。詔許求遺稿，朋鄰與葬銘。世人無怪我，涕淚為之零。”
是啊，居於東岱的時光是多麼幽靜而安閑，何必五十歲之後前來受命於是非之地紫庭？如果沒有錯誤地踏上這條為官“要途”，他應該守著自己鍾愛的經書直至優哉遊哉地老死吧。
生命中沒有如果，因為人並不知道自己抬起的雙腳將會在下一刻踏入哪一條河流，而那條河流恰恰會流向使自己萬劫不複的深淵。
人生如戲，充滿了不確定性。
即便如大儒孫複、石介，也無法遏製自己命運的咽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