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介自小“貌厚而氣完，學篤而誌大”，範仲淹在南京主持應天府學時，他作為在校學生，曾受教於範先生。天聖八年，公元一〇三〇年，二十六歲的石介進士及第，此後曆任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等職。
公元一〇三四年，孫複第四次科舉落第後，遂東遊入魯，遊學於泗水、汶上、兗州、東平一帶，陷於“汲汲於道路”的困境，而且身負先人骨殖，卻無力下葬。石介後來在《與董秀才書》中說孫複：“年四十有四而兩鬢盡白，今既走泗上，又走京師，躬負其王考母暨先君先夫人之骨，將藏於泰山、徂徠之間，而貧無以具棺榔，先生朝夕爺天而哭。”
正是在汶上，通過一位叫士建中的儒生牽線，孫複與做鄆州觀察推官的石介首次結識。
士建中，字熙道，係一代醇儒，鄆州（今邯鄲魏縣）人。他急公好義，為人爽直，甚得孫複、石介的推重。《宋元學案·士劉諸儒學案》中說：“孫泰山講學，先生同時而起，泰山之所推重者，先生為第一，而石徂徠其次也……徂徠高視一切，其所服膺，自泰山外，惟先生。”
全祖望曾記載，當時孫複室無一間，因此年已五十而未娶，出於對孫複學問與人品的極大尊重，士建中謀劃為他購買田宅以置室。他曾當麵箴規石介，批評他“樂善疾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為”的性格未抵中道，批之切當其弊。
由士建中這樣一位中間人介紹，石介怎能不對孫複肅然起敬呢？
這在石介所作的《寄明複道》詩中可以窺得：“昔日到汶上，熙道始相見。知道在熙道，一見不敢慢。尊之如韓孟，與道作藩翰。今春來南都，明複去京輦。未識心相通，所懷恨未展。明複無羈縛，我有守宮限。”
這首詩當作於石介為南京留守推官的公元一〇三五年，此時，石介通過熙道先生士建中的介紹，雖然對孫複“一見不敢慢，尊之如韓孟”，但從標題到字裏行間仍直呼“複道”其名，可見此時還沒有拜其為師。
寫於此後的一首《贈孫先生》，口吻則完全大變：“世無伯樂不識馬，眼看騏驥如駑駘。先生今年四十四，才似皋夔胡為哉。泰山山下水照石，溪聲濊濊白雲堆。我居其間構茅屋，先生先生歸去來。”這是石介自掏腰包為孫複築廬泰山，建立書院，使其可以據此聚眾授徒後，向孫複發出的邀請函。
一句“先生先生歸去來”，殷切之意溢於言表。同年，在《乙亥冬富春先生以老儒醇師居我東齊，濟北張泂明遠、楚丘李縕仲淵，皆服道就義，與介同執弟子之禮，北麵受其業，因作百八十二言相勉》詩中，石介寫道。
鳳凰飛來眾鳥隨，神龍遊處群魚嬉。先生道德如韓孟，四方學者爭奔馳，濟北張泂壯且勇，楚丘李縕少而奇。二子磊落頗驚俗，泰山石介更過之。三人堂堂負英氣，胸中拳攣蟠蛟螭。道可服兮身可屈，北麵受業尊為師。先生晨起坐堂上，口諷大易春秋辭。洪音琅琅鄉齒牙。鼓簧孔子與宓義。先生居前三子後，恂恂如在汾河湄。續作六經豈必讓。焉無房杜廊廟資。籲嗟斯文敝已久，天生吾輩同扶持。二人勉旃吾不惰，先生大用終有時。當以斯文施天下，豈徒玩書心神疲。
詩中，石介將孫複比為鳳凰神龍，將自己與張泂、李縕喻為眾鳥群魚，先生穆然在前，學生恂恂在後，鼓簧孔子，口誦《春秋》，儼然一幅其樂融融的就學圖。
是什麼使得進士及第且暢遊宦途的石介，對舉業不進、仕途無望、潦倒不堪的孫複，產生了如此大的擁戴尊奉之情？
還是在那首他初識孫複不久的《寄明複道》詩中，他這樣寫道。
四五十年來，斯文何屯蹇。雅正遂彫缺，浮薄競相扇。在上無宗上，淫哇千萬變。後生益纂組，少年事彫篆。仁義僅消亡，聖經亦難散。其徒日已多，天下過大半。路塞不可辟，甚於楊墨患。辭之使廓如，才比孟子淺。患不恐不救，有時淚如霰。大賢為時生，去聖猶未遠。
斯文屯蹇，浮薄競扇，其徒日眾，天下過半，同時深感自己才淺力弱，不能起而振時，揮手去弊，以致時時憂心於此，淚如落霰。猛然間發現對麵的孫複，大賢應時而生，學奧識博，磊磊有王相之才，能夠“天使扶斯文，淳風應可逭”，於是敬意頓生，無以複加。
同時，石介認為，賢人固窮，孟子、揚雄、王通、韓愈他們皆無位或做個小官，在韓愈三百年之後所出的泰山先生孫複，也概莫能外，而聖賢之道無屯泰。他們“屯”的隻是現實的人生遭際，他們“泰”的卻是萬古光耀的思想。石介在《泰山書院記》說：“孟子泰於《七篇》，揚雄泰於《法言》、《太玄》，王通泰於《續經》、《中說》，韓愈泰於《原道》、《論佛骨表》。”
在這個道統譜係的最後，他加上了孫複，說孫複“先生嚐以為盡孔子之心者《大易》，盡孔子之用者《春秋》，是二大經，聖人之極筆也，治世之大法也，故作《易說》六十四篇，《春秋尊王發微》十二篇。疑四凶之不去，十六相之不舉，故作《堯權》。防後世之篡奪，諸侯之僭偪，故作《舜製》。辨注家之誤，正世子之名，故作《正名解》。美出處之得，明傳嗣之嫡，故作《四皓論》。先生述作，上宗周孔，下擬韓孟，是以為泰山先生，孰少之哉？”
這就是石介於泰山之陽起學舍講堂，聚先聖之書滿屋，讓孫複款居其中教授生徒的原因。
這還不算，此時學問已經在山東大大著名的石介，卻麵向孫複先生“躬執弟子禮，師事之，稱為富春先生，拜起必扶持”。（《宋元學案·泰山學案》）。
石介對孫複超出常規的極端尊敬，即便是在當時，也讓很多人難以置信。
孔道輔，孔子第四十五代孫，當時大賢，聞聽石介恭敬泰山先生事，專門前來偷偷觀察。落入他眼底的是，“介執杖履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謝也，亦然”。
由此孔道輔感歎，以石介之學問而尊戴孫複如此，那麼就可以想見孫複先生的學問是何等高深。同時他又嗟歎石介的尊師重道，視學問重，則其視師也必尊；視學問輕，則其視師也自忽。為此他賦詩雲：“日觀峰前訪隱淪，豈同沮溺異人群。軻能養浩雄能默，今複淵源見此君。”他也無比信服地認為孫複是繼孟子、揚雄之後真正的儒家大隱。
四。
現在，可以徹底厘清胡瑗、孫複、石介三先生之間的相互關係了。
朱熹在《三朝名臣言行錄》中說：“侍講（胡瑗）布衣時，與孫明複、石守道同讀於泰山，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他將三先生誤認為是同學。而且，此論又誤導了後世學界。
其實，胡瑗與孫複早年一同苦讀於泰山，確為同學。而石介與胡瑗卻沒有任何關係，孫複與石介的師生關係，也是在公元一〇三五年石介幫助孫複建立泰山書院之後才確立的，而且他們之間的師生關係更接近於一種名義上的彼此認定，名分意義要遠遠大於師授生受的實際。
政務繁忙的石介，也確實沒有時間待在孫複的泰山學院裏。
公元一〇三七年，他由留守南京觀察推官轉任禦史台主簿。嚴氣正性、放肆直言、不求保全的性格稟賦，讓他在官場上第一次吃到苦頭。皇帝命錄五代及諸國之後，石介認為五代十國皆為偽國，不當求這些人的後代，因此坐言論不當罪而被罷官，降為鎮南掌書記。
為此，歐陽修寫信給禦史台長官杜衍：主簿在禦史台中不是言事官，石介卻能足未履台門，而因言事罷，隻能說明他正直剛明，無所畏避。以石介之才不止為主簿，簡直可以為禦史。
公元一〇三八年，石介以“父老（時已七十歲）”的原因，向吏部請求代父遠任嘉州軍事判官。被批準後，他到任剛一月，因母亡歸家奔喪。公元一〇四〇年，父親石丙又亡故。母服未滿，再守父喪。
在泰安丁父母憂期間，他耕讀於徂徠山下，聚眾授徒。
此時，黨項人元昊建立西夏，西北邊疆烽火驟起。石介雖身居徂徠，卸職在家，但心憂天下的儒者情懷卻使他不能不為時局憂心，為百姓浩歎。為此，他寫下了“平生讀詩書，胸中貯經綸。薄田四五畝，甘心耕耨勤？依鋤西北望，涕淚空沾襟”的感時傷世詩行。
直到公元一〇四二年，因杜衍推薦被召征為國子監直講前，在長達四年的時間裏，石介就在徂徠山下一直平靜地講授著《周易》，並十分享受地被自己弟子喊著徂徠先生。
出於習慣，他會偶爾抬起眼，充滿崇敬地向西北望去。好的天氣裏，應該能隱約望見泰山。他知道，老師孫複正在高聳入雲的泰山上，用一口幹硬的山西腔聲情並茂地講授著《春秋》。
宋代是治《春秋》成就最大的曆史時期之一。《四庫全書》“經部”春秋目所收錄的相關著作共一百一十四部，其中宋人所著就占三十八部之多。原因很簡單，《春秋》主名分，講究尊王攘夷。北宋統一之後，從意識形態領域最需要規整多年分裂和戰亂所造成的倫理廢弛現狀。
孫複在泰山講學時，寫下了《春秋尊王發微》一書。該書明確宣布寫作目的就是尊王，正君臣之分，明大一統之義。
他認為《春秋》一書對於天子、諸侯皆持貶斥態度，沒有一點褒揚。他指出開篇即是那句“隱公元年春王正月”，是因為“孔子之作《春秋》也，以天下無王而作也，非為隱公而作也。然則《春秋》之始於隱公者非他，以平王之所終也”。在他看來，《春秋》之所以開門即書“王正月”，其意在於“夫欲治其末者，必先端其本；嚴其終者，必先正其始。元年書王，所以端本；正月，所以正始也”。
這正是唐中期啖助、趙匡、陸淳的“《春秋》三傳派”所走的學術路子。他們認為“三傳文義雖異，意趣可合者，則演而通之；文意俱異，各有可取者，則並立其文”。據此，他們采用與傳統解經套路完全不同的空言說經、以經駁傳方式，忽略具體的章句，注重經文中的微言大義，並進行闡釋與申辯。
與啖助、趙匡、陸淳不同，或者說孫複巨大的創新之處是，他完全拋開三傳所注，講究我注《春秋》，以我之心靈來體會原經的微言大義，證悟其間的義理。而且，他更為講究解經之義與現實需要的結合。
因而可以說，孫複用他的“發微”，不僅首開宋學以疑經為研究之法的風潮，而且，舍棄傳注、直探經文、注重實用的解經方式，也引領了宋代儒學的重大革新。
與孫複所走的學術路徑完全相同。石介所著《易解》、《易口義》，也對自漢唐以來的《易經》注疏給予批評，對之均完全不取，直接是自己解經。他認為，“大中至正，萬世常行，不可易”，經義永遠兀自屹立在那裏，隻有理勝，義才會接近。因而，他講授《周易》時，避神秘象數而不談，直講核心的義理。
這樣，孫複、石介的教育思路就和胡瑗拋開漢儒注疏，以心印經，信口開講，卻始終“以義理為宗”的治學方式，完全歸於一途。因而，不管是胡瑗執教的蘇湖學士，還是孫複、石介傳授的齊魯生徒，南北學子都在接受同一種教育理念，那就是“宋初三先生”集體開創的“通六經之旨”、拋傳就經的研經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