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浩東流的長江，自西而來，一路波闊浪湧，氣度雍容。然而流經夔門之後，立刻景象迥異，岸崖緊收，峰壁陡峭，水流湍急，險象環生。熟悉它的人都知道，過此“西控巴渝收萬壑，東連荊楚壓摹山”的雄關，便是進入著名的三峽了。
自兩漢魏晉南北朝延宕至隋唐五代十國的中國學術大河，在綿延流進宋代時，氣象也發生陡變。漢唐一路秉持而來的章句之學被徹底丟棄，代之而來的是由我注經、闡釋義理的全新研讀經典之風，儒學從此進入了漫長的橫跨宋元明三代的理學時代。
相對於兩漢煩瑣、刻板的文字訓詁，它不僅高深而抽象，更由字麵探研進入了心靈思考的哲學層次。相對於魏晉離經叛道的玄學，隋唐佛道繁盛下科舉器用化的儒學，它又是直通孔孟原旨的儒學回歸。
因而，麵向這個氣勢與法度、國力與疆域都遠遠遜於漢唐的趙宋王朝，陳寅恪先生卻滿懷服膺地說：“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此判也成為學界普遍接受的不易之論。
胡瑗，就是“登峰造極”的宋學開山人之一。
王安石稱他“天下豪傑魁”，範仲淹尊之“孔孟衣缽，蘇湖領袖”，朱熹說他“百世之法”。被上述三位一流學者所集體稱頌，胡瑗的學術造詣和地位可見一斑。
一。
公元九〇七年，以唐哀帝在朱全忠逼迫下遜位為標誌，曆時二百九十年的唐王朝無奈謝幕，隨後中國曆史進入了紛亂擾攘的五代十國分裂動蕩的時期。
公元九六〇年，趙匡胤在開封城北一個叫陳橋驛的地方，心裏十分舒坦，表情卻忸怩萬分地披上一件具有旗幟作用的嶄新黃袍，趙宋王朝由此宣告成立。
曆史又驕傲地進入了新紀元，而因長期兵燹與地方勢力割據所帶來的種種戕害的中華文化，再次進入大一統之後的撿拾、整理、複蘇和重振工作。被戰火焚燒的殘簡需要精心修補，遭馬蹄踐踏的琴弦需要重新定音，傾圮為瓦礫的學庠需要重新修建，因割裂而彼此衝撞的異質文化需要整合。總之，隋唐之初所經曆的那一幕幕，如今仍得重演。
此前統定天下之後的隋文帝、唐太祖、唐太宗，當他們從馬背上跳下來，望一眼麵前的山河後深知，武力可以定天下，但欲治天下，要使得國家長治久安，還必須從儒學中汲取智慧。宋太祖、宋太宗等趙宋王朝的締造者也意識到了，他們對儒學表示了極大的服膺與擁戴之情，而且較之唐初那幫帝王更有著超乎尋常的熱誠。
為高樹孔教，早在北宋建國之初，宋太祖就將孔子第四十四代孫孔宜破格任命為曲阜主簿。宋太宗即位後，又封孔宜為文宣公。到了宋真宗這裏，開始將文宣公世襲化。公元一一〇八年，宋真宗到泰山祭祀後，又親自來到曲阜孔廟禮拜，並對孔氏族人大加封賞。
這一切都是想告訴世人：趙宋王朝尊孔重儒。
趙匡胤表現得尤為突出。趙普年少時習弄吏事，寡學無讀，等後來成為丞相之後，宋太祖常勸他讀書，讓他補課。趙普於是“晚年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啟篋取書，讀之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既薨，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因此，他製造了一條名言——半部《論語》治天下。
提倡並普及學習之風甚至影響到了軍隊，《宋史·狄青列傳》載，當範仲淹發現狄青確係良將之材後，一見奇之，待遇甚厚，而且還特別送給他一部《左氏春秋》並勉勵其說：“將不知古今，匹夫勇爾。”於是，狄青折節讀書，悉通秦、漢以來將帥兵法，由是益加知名。
有一則膾炙人口的佳話，充分彰顯了趙宋王朝對待知識分子的基本態度。
宋朝的葉夢得在《避暑漫抄》記載道：“藝祖受命之三年，密鐫一碑，立於太廟寢殿之夾室，謂之誓碑，用銷金黃幔蔽之，門錀封閉甚嚴。因勑有司，自後時享及新天子即位，謁廟禮畢，奏請恭讀誓詞。是年秋享，禮官奏請如勑。上詣室前，再拜升階。獨小黃門不識字者一人從，餘皆遠立庭中。黃門驗封啟錀，先入焚香明燭，揭幔，亟走出階下，不敢仰視。上至碑前再拜，跪瞻默誦訖，複再拜而出。群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
可貴的是，此後的宋朝曆代皇帝“皆踵故事，歲時伏謁，恭讀如儀，不敢泄漏”。直到靖康之變，金人將太廟之門打開，世人這才看到此碑。其上赫然刻有：“柴氏（周世宗）子孫有罪不得加刑，縱犯謀逆，止於獄中賜盡，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連坐支屬；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
以密誓的方式告誡後代帝王“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而且用“子孫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的極端詛咒之言，嚴厲告誡處於權力頂端的子孫，這在中國曆史上是空前絕後的。
難怪有人說，講求以文治國的宋朝，它也許沒有唐朝的興旺發達，但卻多了一層平靜中的深沉；它也許沒有唐朝的開放氣度，卻多了一層封閉之中傾心文化的溫情。
《宋史·文苑傳》說：“藝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奪武臣之權，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學之名，作其即位，彌文日增。自時厥後，子孫相承，上之為人君者，無不典學；下之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錄，無不擢科，海內文士，彬彬輩出焉。”
一個厭倦武力、尊師重道、崇尚文雅、遍用文士的國度，它沒法不優雅並知性起來。
二。
就像一場暴雨可能使城市頓成澤國，但對極其幹旱的地方卻無濟於事，北宋統治者的大力提倡儒學，卻並不能根本性解決北宋初創時期儒學麵臨的極大問題。
從《續資治通鑒》的這些記載，也許可以窺見經過長期兵連禍接、世亂道喪之後，宋初文化事業的困窘。
首先是書籍的短缺：“建隆初，三館所藏書僅一萬二千餘卷，及平諸國，收其圖籍，惟蜀、江南最多。凡得蜀書一萬三千卷，江南書二萬餘卷。又下詔開獻書之路，於是天下書複集三館。”
其次是文化場所的破敝：“貞明中始以今，右長慶門東北小屋數十間為三館，湫隘才蔽風雨……上初即位，因臨幸周覽，顧左右曰：‘若此之陋，豈可蓄天下圖籍，延四方賢俊耶!’即詔有司度左升龍門東北舊車輅院，別建三館。”
統一之後，南方異質文化表現出了與儒家文化不相應的浮靡之風。隨著趙匡胤建隆四年平定荊南、湖南，於幹德三年攻滅後蜀，又於開寶四年討平南漢，開寶八年李煜歸降，宋朝基本完成了國家統一事業。散佚在南方各地的圖籍被搜集轉運到汴梁，被占領區的文學才俊之士也迤邐從各地彙聚到這裏。
長期征戰中臂膀酸疼的宋太祖、宋太宗，需要這些操著南方濃重口音的文士來為自己歌功頌德，初來乍到的南方才俊也急於通過殿堂上的詩詞唱和來表達忠心，當然他們還有要在人地兩生的新朝展示自己才華的意思。
於是，講究潤飾藻彙，不涉及現實政治的奉和應製之作得以大興。宋真宗即位後，這種彌漫在宮廷中的膚淺酬答之風也刮到了民間，讀書人書齋中的浮靡酬唱蔚然成風，甚至形成了風靡一時的獨特駢體儷文——西昆體。
重文輕道，已在朝野形成氣候。
更為糟糕的是，經曆了唐末五代一百多年的世亂道喪之後，韓愈所積極倡導的師教之風，努力搭建的儒家道統體係，此時幾乎蕩然無存。加之連年用兵，耗費了國家有限的財力，統治者雖然有心但卻無力於文教。因此，宋初八十餘年間，中央已無二館六學之盛，隻勉強維持有國子監與太學，大唐時期建立的州縣、鄉、黨三級一整套地方學校教育製度已經不複存在。
一批卓有遠見的知識分子已經看到了問題的症結所在，他們以儒家精神觀照現實，以自己高度的文化自覺潛身躬行，積極救治“道統”不繼、“師教”缺失的時弊。
他們分成三路縱隊來分別完成自己的使命。
第一路，以範仲淹為首的政治革新團隊，以與天下人同憂樂的儒家精神，激論時弊，矯厲風節，尋求富國強民之路；第二路，以歐陽修和梅堯臣為核心，組織發起了大規模的詩文革新運動，明確提出“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繼承韓愈“文以載道”的理念，一改浮靡的西昆時風，將義理之學運用到實際之中；第三路，以胡瑗、孫複、石介“宋初三先生”為關鍵人物，以聖賢自期許，力劈佛老，堅持正統，積極從事教育，重新確立自魏晉以降迄至隋唐數百年內業已衰弱的儒家師道，重建道統。
從儒學學術角度看，第三路無疑最為打眼。而其中的胡瑗又出力最甚，收效最著。作為宋代義理之學的創立者之一，他獨特的教育理論和豐富的社會實踐皆源於其學術思想的深厚造詣。胡瑗的教育理論與實踐，不僅示範於當時，而且也垂法於後世，在中國學術史與中國教育史上均為一座高矗的豐碑。
歐陽修作《胡先生墓表》中雲：“先生為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勵，而頑傲者革。故其為法嚴而信，為道久而尊。”
明人程敏政認為：“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嘉靖九年，明政府正式以胡瑗從祀孔廟，尊稱他為“先儒胡子”。
三。
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今江蘇南通如皋）人，因祖籍陝西安定，故世稱“安定先生”。生於公元九九三年，宋太宗淳化四年；卒於公元一〇五九年，宋仁宗嘉祐四年。
提到胡瑗，就必然要提到宋初學界的另一座重鎮——“泰山先生”孫複。
胡瑗、孫複，與孫複弟子石介，被世人合稱為“宋初三先生”。宋初興學，以“三先生”最為有名，三者之中，又以胡瑗最負盛名。
全祖望在《宋元學案》中開篇即說：“泰山之與安定，同學十年，宋世學術之盛，安定、泰山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為然。安定沈潛，泰山高明，安定篤實，泰山剛健，各得其性稟之所近。要其力肩斯道之傳，則一也。安定似較泰山為更醇。小程子入太學，安定方居師席，一見異之。講堂之所得，不已盛哉……所造各有不同。安定，冬日之日也；泰山，夏日之日也。故如徐仲車，宛有安定風格；而泰山高弟為石守道，以振頑懦，則岩岩氣象，倍有力焉。抑又可以見二家淵源之不紊也。”
胡瑗也有過顯赫的家族史，其先祖胡遵曾為晉之車騎將軍，家族中曾誕生過兩位皇後，另有三公九卿及將軍、太守等十餘人。但到其祖父胡修己時已經家門不顯，父親胡訥也隻是任寧海軍節度推官，是一個位居底層的下等官吏，乃致出現“家貧無以自給”的窘困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