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在這樣一個貧賤低矮的屋簷下，誕生了少年即負遠誌、聰穎特達、好學進取的胡瑗。他七歲善屬文，十三歲通“五經”，少年時期就以“聖賢自期許”，被鄉鄰視為奇才。老實憨厚的胡訥同誌聽得最多的一句話是：“此子乃偉器，非常兒也！”
這很像自謂出生於孤門細族，“貧無一畝庇身，賤無鬥石之秩”的東漢儒學大師王充。王充為自己少年時期所畫的肖像是：“為小兒，與儕倫遨戲，不好狎侮。儕倫好掩雀、捕蟬、戲錢、林熙，充獨不肯。誦（王充之父）奇之。六歲教書，恭願仁順，禮敬具備，矜莊寂寥，有臣人之誌……日諷千字，經明德就，謝師而專門，援筆而眾奇。所讀文書，亦日博多。”如果讓胡瑗寫一篇《自紀》追憶兒時，估計仍是這個底稿。
家貧是一個方麵，但最大的原因是家鄉的天空太低矮，不能供一隻未來展翅藍天的雄鷹在這裏練習起飛與翱翔。所以，少年王充走出了故鄉上虞，帶著理想與希冀到洛陽求學，以吸納更清新、更博大、更富滋養的空氣。
少年胡瑗也負篋而走，他的方向是泰山。原因似乎也很簡單，這就像朱熹在《衡州石鼓書院記》中所寫的宋初實際求學境況：“士病無所於學，往往相與擇勝地，立精舍，以為群居講習之所。”
金庸在其虛擬的武俠世界裏，將天下名山浪漫地分給了武林門派占據，對之可善意地付之一笑，不可當真。因為，在庠序等地方學校全麵處於癱瘓的宋初，這些風景優雅、人跡罕至的大山深處，飄蕩的始終是琅琅讀書聲，而非劍戈交鳴。
泰山，就是這樣接納了胡瑗。
同時就讀於泰山此地的還有孫複。再以後，是孫複在此聚徒授學，石介盤桓此間，直將一座大山營造得人文炳煥，光彩奪目。“宋初三先生”集體將這裏作為了自己研習經典、深明學問的課堂。
從這裏走出去，他們將以與泰山同等巍峨的高度，拉開宋學的大幕。
而自經他們在此焚膏繼晷、兀兀窮年之後，一代代有識之士遂在泰山競相舉辦書院。先是孫複在此聚眾授徒，後來如明代李如桂的育英書院、宋燾的青岩書院、清代趙國麟的泰山書院、徐肇顯的徐公書院、許蓮君的懷德書院等等。四方士子懷書持傘絡繹而來，大雅傳誦，弦歌不絕，使“一覽眾山小”的泰山平添了深厚的文化意蘊。
他們帶著共同的理想與抱負，以相同發奮蹈厲、廢寢忘食的學習姿態同讀於泰山。孫複雖“病臥山阿，衣弗衣，食弗食”，“上無鬥升祿以養妻子，下無一夫之田、五畝之桑以供伏臘”，但他“日抱《春秋》、《周易》讀誦，探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心”。
胡瑗呢？朱熹在《三朝名臣言行錄》中說：“侍講（胡瑗）布衣時，與孫明複（孫複）、石守道（石介）同讀於泰山，攻苦食淡，終夜不寢，十年不歸。得家信，見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澗中，不複展。”
全祖望後來將之寫在《宋元學案·安定學案》中，引得乾隆為此詩興大發，率爾作《戲題投書澗》一首：“報來尺素見平安，投澗傳稱人所難。誠使此心無係戀，平安兩字不須看。”
老實說，乾隆的這份懷疑是有道理的。
一個如饑似渴鑽研聖賢經典的人，食不甘味，夜不安枕，為了潛心治學，心無旁騖，這完全有可能。但在十年不歸的空寂大山裏，好不容易接到一封家書，隻輕輕瞄上一眼，看信封上有“平安”兩字，就將信投入澗中，不再展開細讀，於情於理都十分說不過去。
也許，他正在思考一個複雜的學術問題，家信忽來，因不願為之分心移神，匆匆看到“平安”二字之後，隨手將之暫時擱置一旁，等閑下來後再仔細捧讀，哪裏會收到家書如同收到債主的逼債函一樣，憤然“投之澗中”呢？
這或許是朱熹對安定先生的高推聖境，無非以此樣板來激勵自己的學生擯棄俗念，刻苦求知，沉潛治學。
今天的泰山五賢祠東有道深壑，後人附會名曰“投書澗”，澗邊立一石碑，上書“胡安定公投書處”。即便扔書，胡瑗難道會專門跑到深壑前，而且每次立定於這個位置？現代旅遊業常常半生不熟地開古人玩笑，同時也拿自己開涮。
四。
梵高在其生年，隻售出一幅《紅色的葡萄園》，而且就這唯一出售的畫作也不是遇到賞識者，而是為心疼哥哥的親弟弟買走。誰能說這是梵高的藝術出現了問題？問題隻有一個，是他生存的世界對藝術瑰寶的漠視。
在泰山苦修的兩位學術巨匠，同樣遭遇了這等尷尬。孫複，四舉開封府籍進士不第，退居泰山，毅然止步於科場；胡瑗，則前後七次應考，均以不中而告終。
年過而立、學已大成的胡瑗，於公元一〇三三年果斷拒絕了第八次走向考場，而是將腳步踅向家鄉泰州。
息罷科舉之念，興舉教育之想。
這中間，當然有屢次碰壁科場之後的心灰意冷，也有隨著知識與閱曆豐厚對功名意識的淡泊，而尤為重要的是少年時就樹立的“以聖人自期許”的使命感在此時遽然發生作用。
胡瑗在《鬆滋縣學記》中說：“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學校。”在他這個邏輯鏈條裏，興學辦校為教化之本，隻有通過教化才能成就人才，而人才是“致天下之治”的關鍵。這就將自己的職業選擇與治國興邦緊緊係於一處。
從孔子、孟子、荀子、王充、鄭玄、馬融、何休、韓愈等一路走來的曆代大儒，他們共同選擇了這條退而降帳授徒之路，目的就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重建儒學傳統，致力教育事業，晚年的孟子就在這裏找到了他人生最後的一份快樂。“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孟子·盡心上》）。
胡瑗沒有孟子的那份豪邁與樂觀，相反，他因對宋初教育現狀有著清醒打量而產生無限的憂心。
此時，中央官學不振，地方教育癱瘓，士病無所於學，官病無所於養。麵對此情此景，有責任感的文化士人必然自覺承擔起培養人才、發展教育的職責。使命感、責任心交相作用下的他，欣然走向家鄉，愉快地拿起教鞭，走上神聖而又平凡的鄉間塾師講堂。
這間私塾很小，就設在泰州城的經武祠裏，在今天的泰州中學院內。兩百年後的南宋寶慶二年，公元一二二六年，泰州知州陳垓在此建立起書院，取名就叫安定書院。
在這間狹小而頗顯寒酸的學校，胡瑗麵向整個北宋王朝，第一次亮出了他鮮明的教育思想——明體達用。
他告訴人們，治習儒家經典的要義在於注重實際，講究實用。你們趨之若鶩所追求的辭藻華麗的辭賦不是根本，被棄之於冷板凳上的經義探求才是體用之學。而且，他“不取傳注”，“以義理為宗”，作文章“皆傅經義，必以理勝”。
無疑，這就與主張“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將探求經典要義直接運用於改良社會的政治努力的範仲淹與倡導“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的歐陽修一致起來；也與韓愈“文以載道”思想，以“道”為本質，以“文”為工具的古文倡行運動一致起來。
教學閑暇時，漫步在泰州的“範公堤”上，胡瑗一定會常常獨自念叨起一個人，雖然他們之間還從沒有見過麵。
胡瑗從泰山回來後，這個人早已離開泰州。但胡瑗腳下的防海大堤卻永遠記著他，那是他在這裏就任時修建的。他與朋友滕子京留在這裏的“文會清風”佳話也記著他。
更重要的是，他以天下為己任，用“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寧鳴而死，不默而生”、“開口攬時事，論議爭煌煌”的精神，號召並啟導士大夫及知識分子以充分自覺，學以致用，積極幹預政事，議論國事。
他就是出生在長江對岸蘇州吳縣的範仲淹。
事實上，範仲淹也應是宋學的創始者之一，隻不過他身在政界，屬於事功性的過多政治改良努力掩蓋了他的學術成就。但他以政治家的獨特身份，對宋初“三先生”的襄助與提攜，以及對新儒學教育的普及與推廣，厥功至偉，不可磨滅。
兩個取向一致的人最終會在某個時刻見麵，並從此將欣賞的目光彼此遞送給對方。
五。
公元一〇三四年，景佑元年，胡瑗帶著他的教育興國夢想走出泰州，到蘇州一帶設學開講。此前一年，範仲淹因宋仁宗廢郭皇後而犯顏上諫被貶睦州，兩年後，範仲淹來到蘇州，任蘇州知事。
他們終於相見了。
一位是重視文教，希望通過大興學庠，化教萬民的地方行政長官；一位是學貫經史，治學有方，久負盛名的教育家。彼此早已熟知對方，但一直未曾謀麵的兩個人，自然相見恨晚，一見傾心。
範仲淹在蘇州南園開辦郡學後，特聘自己“愛而敬之”的胡瑗為教授，而且還將自己的兒子範純佑、範純仁等送來，虔敬拜師，恭敬從學。在胡瑗的悉心調理下，學風規肅，教有卓成，蘇州郡學以其獨特的治學思路、教育方法，一時間名揚天下，成為各地學府競相效法的楷模。
公元一〇三六年，宋仁宗詔定雅樂，召求懂得音律者。此時在已經回京擔任天章閣待製的範仲淹的舉薦下，胡瑗北上開封，以一介布衣與皇帝對話於崇政殿，奉命和當時著名的音樂家、鎮東軍節度推官阮逸一同校定鍾律，分造鍾磬各一虡。在京期間，他合乎古禮的文雅舉止，以及高深的儒學修養深得眾人讚賞。鍾律校定工作結束後，宋仁宗破格授予布衣身份的胡瑗試秘書省校書郎。
此後，在數年的官場生涯裏，他見到的是結黨營私，排擠異己，感受的是互相敷衍，爾虞我詐，這使得本就無心宦路的胡瑗深感無聊，疲憊不堪。
在此期間，他又親眼見到懷擁赤誠、“我以我血薦軒轅”的範仲淹，抱著一腔愛國之誌，因直言時弊、大膽諷諫而遭受打擊。公元一〇三六年，“天章閣待製範仲淹坐譏刺大臣，落職知饒州。集賢校理餘靖、館閣校勘尹洙、歐陽修並落職補外，詔戒百官越職言事”（《宋史·本紀第十》）。這些都讓他陷入深深的困惑、不安與厭倦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