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愈在詩中寫道：“廣州萬裏途，山重江逶迤。行行何時到，誰能定歸期。揖我出門去，顏色異恒時。雖雲有追送，足跡絕自茲。人生一世間，不自張與弛。譬如浮江木，縱橫豈自知。寧懷別時苦，勿作別後思。”
通往嶺南的路山重水複，路途遙迢，韓愈曾經在被貶連州時親自品啜過長途跋涉的艱辛。一句“揖我出門去，顏色異恒時”，細膩地刻畫出雙方各自強壓在心中的分別之痛，讓種種欲說還休的酸楚滯於心頭。“譬如浮江木，縱橫豈自知”，又道出了詩人歎息人生如寄，不能左右的無奈。
那就什麼也不要說，隻將這輕輕的一頁詩箋，化作自己的無限牽係，跟著李翱一路向南吧。
送行者與被送者早已消遁在曆史的沉煙落香中，而這首贈別的詩卻還有著當初的溫度，仍墨汁淋漓地鮮活在《全唐詩》中，這是詩歌的生命長度。
時光啊，你帶得走歌者，帶不走詩。
次年，楊於陵很快為唐憲宗原諒，又回到京城做起了他的吏部侍郎，而李翱卻因罷幕而失業了。此時，因遭貶而為宜歙池觀察使的盧坦向他送來請柬，李翱遂成為他的幕僚判官。
很快，盧坦又升遷回京，入為刑部侍郎、鹽鐵轉運使。留下的，仍然是英雄失路的李翱。此後，他又走到浙東觀察使李遜麾下，擔任起官職名字頗長，職位卻很低下的“浙東道觀察判官將仕郎試大理評事攝監察禦使”。
從公元八〇九年到公元八一三年，自寫下中國第一篇日記體遊記《南來錄》後，李翱像個辛勤而不走運的鍾點工，頻繁地遊走在各家屋簷之下。相對於他元和之初的國子博士、史館修撰，此時擔任的幕僚之官也更為卑下。窮極無聊之中，他用寫史來打發時光。
這種說法其實很歪曲李翱。李翱撰寫《唐史》的初衷，絕非是以此消遣歲月，而是出於儒者正天下是非的自任情懷。這很像鬱怏孤憤無以寄懷，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誌的劉知幾。
李翱在寫給好友皇甫湜的《答皇甫書》中將此襟懷袒露無遺：“仆近寫得《唐書》。史官才薄，言辭鄙淺，不足以發明高祖、太宗列聖明德，使後之觀者，文采不及周漢之書……故欲筆削國史，成不刊之書，用仲尼褒貶之心，取天下公是公非以為本……韓退之所謂‘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翱心也。”
遺憾的是，也許正因他寫的是“不刊之書”，所以今天的我們已無從拜讀他的《唐書》。《新唐書·文藝上》隻留下了如許評價：“是時，唐興已百年，諸儒爭自名家。大曆、正元間，美才輩出，擩嚌道真，涵泳聖涯，於是韓愈倡之，柳宗元、李翱、皇甫湜等和之，排逐百家，法度森嚴，抵轢晉、魏，上軋漢、周，唐之文完然為一王法，此其極也。”
如同“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李翱也因其巨大的文名掩蓋了其儒家宗師的地位。
他們，原本該在《儒學列傳》中拂須端坐。
六。
很少人知道韓愈與李翱曾聯手注解過《論語》。
他們有部合著叫《論語筆解》。《論語筆解》分上、下兩卷，文中先述《論語》原文，再引馬融、孔安國、包鹹等人之注解，之後是韓愈、李翱的見解。
在韓愈、李翱之前，解《論語》者無數；在他們之後，注《論語》者也無數。但《論語筆解》的重要意義在於，它一反漢儒家法，側重以“理”解經，以“心”解經，附以己意，直逼經義，對經文隨意增減，對先儒的注疏則是依據自己所謂的“聖道”進行修改。這就對欽定的官方經學，孔穎德的《五經正義》首次進行了學術挑戰。
明朝的鄭鄤如此說這部書：“昌黎文啟八代之衰，李習之一時齊名。讀《論語筆解》，始知其原。聖人既往，微言猶存，參而究之，若破堅壁，亦何妨互有出入，乃其得處，已如見聖人之心於千百載之上矣。”
這是段非常重要的學術評論。
因為自韓李注解《論語》，治經之風陡然一變。他們一反兩漢以來儒家治經家法，又不同於南朝“玄而為虛”的離經之說，側重以“理”解經，以“心”相印，然後附以己意，根據自己所抱儒旨“聖道”直接解說。
此法一出，表明了經學研究的方向性轉折，注重理義的宋學由此訇然打開大門。
該書對《論語》的解讀，呈現出完全迥異於先儒的兩個方麵。
根據經義上下邏輯關係，認為《論語》在流傳過程中有以訛傳訛之嫌，因而他們大膽改動《論語》原文不通之處；對隻著眼《論語》字麵，而未進行深究的穿鑿附會的前儒解釋堅決予以擯除。這就是李翱所說的：“彼以事解者也，我以心通者也。”
遵循儒家原旨，以己意解經，這是《論語筆解》的顯著特征。
比如，就《論語·學而》中的“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韓愈認為：“正謂問道，非問事也，上句言事，下句言道。孔不分釋之，則事與道混而無別矣。”李翱認為是：“凡人事、政事皆謂之事跡。若道則聖賢德行非記誦文辭之學而已。”理由是孔子說過：“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此稱為好學。”這就比孔安國所注“有道，有道德者。正，謂問事是非”要高明很多。韓愈區分了事與道的不同，李翱則順題而論，顯然不是出於先儒的考據招數，他認為孔子所說的“好學”，不是知識性學習，而是德性之學。
還比如，《論語·公冶長》中的這句：“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包鹹曾這樣注解：“既然子貢不如，複雲‘吾與女俱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爾。”
韓愈對之搖頭，他提出反對意見：“回，亞聖矣。獨問子貢孰愈，是亦賜之亞回矣。賜既發明顏氏具聖之體，又安用慰之乎？”韓愈認為包鹹丟失了孔子講話的原旨。
李翱進一步闡說：“此最深義，先儒未有究其極者，吾謂孟軻語顏回深入聖域雲，具體而微，其以分限為差別。子貢言語科，深於顏回，不相絕遠。子貢謙雲得具體之二分，蓋仲尼嘉子貢亦窺見聖奧矣。慮門人之惑以謂回多聞廣記，賜寡聞陋學。故複雲俱弗如，以釋門人之惑，非慰之雲也。”李翱的解釋，秉承乃師之意，不僅超越了包鹹的字麵理解，而且深化了孔子的聖境。
《論語·公冶長》中說：“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於予與何誅？”
針對孔子批評宰予白天睡覺，韓愈說：“‘晝’當為‘畫’字之誤也。宰予，四科十哲，安得有晝寢之責乎？假或偃息，亦未深誅。”韓愈認為，“晝”是“畫”字的訛誤，因為繁體字中，前者為“晝”，後者為“畫”，非常接近。李翱也引申說：“仲尼雖以宰予高閑晝寢，何責之有？下文雲，於宰予言行，雖晝寢，未為太過。使改之不晝亦可矣。”在李翱看來，宰予是孔子的高足，宰予即使晝寢，使其改正也就罷了，何以責怪呢？
這就是李翱與韓愈的別出心裁之處。
而且，他們在對《論語》的解釋中，感覺義不通暢之處輒加以修改。他們對《論語》原文的改動，幾乎占全書的八分之一，從而開啟了宋明時代的疑經風潮。
七。
一個光耀萬古的學術大師，他注定在生存的世間蓬頭垢麵，步步窘困。
公元八一九年，就在韓愈維護道統立場，勇敢上《論佛骨表》而被貶廣東潮州之時，李翱回到了長安，重新擔任國子博士、史館修撰。
此後，他雖在朝廷短暫擔任過考功員外郎、諫議大夫、禮部郎中，但因他“性峭鯁，論議無所屈”的天性，持正方剛，拙於周旋，甚至對當朝宰相李逢吉都當麵斥責其過失，所以他“仕不得顯官”。李翱先後出任過朗州、舒州、鄭州、桂州、潭州、襄州等刺史，他的官場履曆更多是消磨在地方，於基層打轉。
公元八三五年，六十四歲的他死於山南東道節度使任上，而他的老師韓愈已經謝世十一年之久。從此，“韓李”成為一個專門的詞彙恒定在了儒家學術天空之中。
宋人葉夢得並說韓愈、李翱之儒學貢獻：“二人要不可偏廢，將以正人，則不可無退之；將以自治，則不可無習之。”
韓愈重振儒家孔孟道統，功高蓋世，但其理論建設並不完備；李翱援佛入儒，拾柴旺火，彌補了韓愈道統的學術缺陷。在他們共同舍傳求經、以意改經、原經求道、依經立義的重大開拓性努力下，逐漸偏於“外王”的唐朝儒學得到糾正，重新著意於“內聖”，向心靈自修與道德提升方向轉型——由“五經”係統向“四書”係統轉型，起到了示範和引導的作用。
正是李翱的《複性書》，融佛於儒，補充並完善了儒學在心性論方麵的理論不足，大大豐富了儒家思想，為講性究情、辯理別欲、追本溯流的宋明理學首開先聲。
韓退之於《大學》的發幽見明，李習之於《中庸》的獨有新見，對宋代學者明確《四書》為儒家核心思想的學本，將傳統儒學內容從《五經》轉向《四書》仍具有重要的啟迪意義。
李翱曾寫《戲贈詩》一首：“縣君好磚渠，繞水恣行遊。鄙性樂疏野，鑿地便成溝。兩岸值芳草，中央漾清流。所尚既不同，磚鑿可自修。從他後人見，境趣誰為幽。”
讀之，就令人聯想到另一首膾炙人口的充滿理義之思的宋人之詩。它是朱熹的《觀書有感》：“半畝方塘一鑒開，天光雲影共徘徊；問渠那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
隔著時光的隧道，兩位大師隔空傳音，前呼後應。也許，這中間所透露的，正是宋明理學在唐朝令人驚喜的首次胎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