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國際社會尤其是美國可能希望通過這件事情對中國進行試探。巧合的是，佐利克要求中國減免伊拉克債務的這一天，正是他提出中國是美國“利益攸關方”著名概念的那一天。在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的晚宴上，他說美國對華政策“需要突破”，“我們現在需要鼓勵中國成為國際社會負責任的一員。我們希望加強對華工作，不僅僅是對20世紀形成的國際規則進行調整，而是使我們與其他方麵聯合在一起，共同解決新世紀麵臨的挑戰……如果沒有中國提供更大的合作，美國將無法維持一個開放的國際經濟體係，或者是國內對這種體係的支持”。
在這種情況下，佐利克呼籲中國減免伊拉克債務應當說用意明顯。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研究員查曉剛認為佐利克的講話清楚地給中美關係定了一個調子：中國的未來走向還是不確定的，美國需要明確中國是否走向一個負責任的大國，與美國之間的關係將走向一個怎樣的局麵。“因此，這次呼籲是美國的一個試探舉措，是他整個外交戰略以及對華政策的一個步驟。”
趙可金也同樣認為這是美國的一個試探動作。“美國的戰略意圖很明顯，一方麵顯然看到中國的發展難以阻擋，需要與之合作；另一方麵，美國對中國的發展方向很不放心，如佐利克所說，美國國內存在一種‘沸騰的焦慮情緒’，因此美國提出要中國承擔國際社會責任。”
事實上，近年來，中國在承擔國際責任上應該說獲得了長足的進展，而爭議也始終不斷。就在佐利克發言的前幾天，9月14日的聯合國大會上，胡錦濤總書記就做了關於援助發展中國家的五項舉措，其中包括“在今後兩年內免除或以其他處理方式消除所有同中國有外交關係的重債窮國2004年底前對華到期未還的全部無息和低息政府貸款”及“今後3年內向發展中國家提供100億美元優惠貸款及優惠出口買方信貸”。
“這是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對外援助的最大手筆。”王逸舟說。之前，9月初，中國向美國提供了500萬美元援助。而在2005年初，中國向印度洋海嘯災區的援助款也達到10億多人民幣。2002年，中國為阿富汗重建提供了1.5億美元的援助。
王逸舟認為，1997年應該說是中國對外援助的一個轉折點，之前中國較少參與。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中，中國通過雙邊渠道和參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多邊援助，對韓國等國提供40億美元援助。“這一年是一個重要的起點，中國開始由單純受援國轉變為出資國。這與減免伊拉克債務不同，它是一種進步，反映出中國正以和平建設的姿態融入國際社會。”
“這並不是‘打腫臉充胖子’，中國在國際合作中獲益，當然也需要盡自己的一份責任。另外這樣也可以緩解一些中國威脅論的壓力。”王逸舟說。
商務部研究員梅新育在接受筆者采訪時認為對外援助是中國贏得國際地位，發揮大國作用的一個必要舉措。“當初沒有我們援助非洲，我們如何恢複聯合國常任理事國席位？”
不過，另一些專家對此持相對保守的態度，外交學院教授周永生從現實的角度來考慮，認為雖然很多發展中國家很窮，但它們資源豐富，跟這些國家建立長遠的關係也符合中國的能源戰略。“當然，在中國目前並不富裕的情況下，對外援助一定要量力而行。”除了一些必不可少的道義援助外，周永生認為對外援助也要講求效果。“從曆史來看，中國在對外援助上也不乏教訓，其中最大的教訓就是援助越南。”
而在方式上，周永生認為，應該提倡貸款而不是大規模贈予，“無償贈予付出太大，而且相對回報過少，中國目前還沒有這種力量。同時，貸款也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要考慮貸款風險，對發展中國家的項目以及國家的信譽都要進行考察，如果完全不能贏利，可能到最後還要求中國減免。所以在審查項目時要綜合考慮，既要有政治和戰略考慮，也要有商業計算”。
中國應做世界之錨
世界對中國的要求越來越多，中國既不能完全無視這種要求，也不能完全接受。那麼，中國到底應該如何在世界當中自處，茲事體大。就這個話題，筆者與不少國內專家進行過探討。
就在做伊拉克債務報道的前後，筆者采訪了時任外交學院院長、前駐法國大使吳建民，他明確地對筆者說，“‘韜光養晦、有所作用’是小平同誌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中國正在崛起、發展，但會走過一條艱辛的道路。中國人是有曆史感的，中國人不想當頭。看世界曆史，想當頭的國家沒有好下場。有的人認為韜光養晦過時了，這是一種短視的，缺乏智慧的，浮躁的想法，而小平同誌高瞻遠矚，看得很遠。”拋棄韜光養晦會把中國引向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