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時值改革開放30周年，筆者再次與國內外兩位著名學者對這個話題進行了探討。他們一位是前文提及的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副所長王逸舟，另一位是法國漢學家、遠東學博士、政治學碩士魏柳南，魏柳南目前在巴黎東方語言文化學院、高等商業學院、國防高級研究院、聖西爾軍校授課，並在法國三軍防務學院主持中國研討會。曾任記者、編輯，並曾在柬埔寨、泰國和伊拉克等地擔任外交官17年，精通中文。2007年他出版了《中國的挑戰》一書，由於作者國際化的經曆，該書一反歐洲漢學家居高臨下的“常態”，公開表示西方並不“占據著道德高地”，認為普世價值同樣“存在於西方和中國、阿拉伯文化之中”，並呼籲東西方進行真正地相互溝通和理解，從而在法國引起廣泛的關注和爭論。
話題由中國在世界上身份的轉變開始。
舒泰峰：我國外交30年變遷中一個核心的脈絡是，中國由一個從毛澤東時代的“造反派”轉變成了國際社會的“建設者”，這種變化是怎樣一步一步發生的？這當中有沒有一些標誌性事件？
王逸舟：應當說，30年是一個由量變到質變的漸變過程。當然，標誌性的事件也是有的。我比較看重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在中國外交中的位置。在此之前，中國和東南亞國家的關係曾經一度是劍拔弩張的，我們對國際事務的關注度和興趣也不大。但是在這次金融危機中，中國對東南亞國家施以援手，這對我國形象在東南亞的轉變幫助很大。可以說這是中國扮演“建設者”角色，發揮負責任大國作用進程當中裏程碑式的轉折點，或曰分水嶺。
舒泰峰：為什麼變化在這個時候突然發生了，背後的推力是什麼？
王逸舟：我覺得一開始我們是出於一種直覺。泰銖嚴重貶值，泰國很多國民在國王的號召之下捐出自己的金銀首飾；韓國等國家的資產也在短期內蒸發。這些都是我們的鄰國，我們突然之間感到如寒風降臨。所謂唇亡齒寒，為了防止這種寒風蔓延到中國，我們出手相助。可是沒想到效果卻出人意料的好，中國威脅論，以前在東南亞叫得很凶，在那以後，這種聲音明顯減少了。
於是就引起了我們更大的思考——原來鄰國的安全也是我們自己的安全，中國應當更多地有意識地去做，去幫助鄰國。
舒泰峰：1997年以後呢，變化如何？
王逸舟：有一些外交人士說，2004～2006年，也是一個轉折點。這個時候，中國經濟實力全麵增強，在外交上，我們從過去的一個國際援助的接受者，轉變為一個更有力的捐助者、輸出國；並且越來越多地參與到全球性的治理當中，如非洲問題、難民問題等。
20世紀80年代，我們的基本哲學是追求溫飽，無暇他顧。90年代前期，世界意識仍然不是很強，隻是剛萌芽。90年代中期之後，溫飽解決了，中國也從埋頭苦幹到抬起頭來，視野更大了，開始注意自身的形象。到了新世紀，這種變化更加明顯，從不自覺到自覺，從周邊到全球，我們開始思考自己能做點什麼？
不知道你有沒有注意到，十七大報告講得非常有意思，“實現既通過維護世界和平發展自己，又通過自身發展維護世界和平的和平發展”，這表明，今天世界發展到了這個程度，中國的發展和世界的和平穩定是息息相關、密不可分的。這就有了捆綁或融入的意識。這是一個建設者的話語。比照90年代前期，那時候我們還經常說“一枝獨秀”。
魏柳南：我可以談點直觀的印象。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的時候，中國的外交官給人的印象是有一點“怕”，不大出大使館，比如歐洲跟我們的關係很少。現在這方麵已經改變很多，比較開放。這也從側麵體現了中國與世界的關係的確更加緊密了。
舒泰峰：但是現在看來，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建設者”身份仍是將信將疑。
王逸舟：的確，世界上還流行各種各樣的中國威脅論。這裏邊需要區分對待。針對中國的“軍事威脅論”，隻要我們不采取軍事行動、不打仗，在台灣問題上釋放出善意。我想是能夠慢慢化解的。
但針對中國的“經濟威脅論”就很複雜。中國經濟越發展，在世界經濟中占的比重越高，外部擔憂越是上升。道理很簡單，因為你占據世界能源、資源消耗的比例就越大。這和“軍事威脅論”不同，前一個是做一些事情就可以改善，而這個方麵可能是做得越多，外部擔憂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