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人製度問題上，筆者的采訪對象是昔日改革明星，原山西省長治市市委書記，後擔任山西省政協副主席的呂日周。當筆者問及“現在各地在用人製度上有一些突破，但大多呈單邊突破的狀態，而且大多數不能長久，慢慢地就無疾而終”時，呂日周認為，現在黨中央完全可以把全國的若幹個案例加在一起進行歸納和演繹，形成開口的文件，指導麵上改革。而在2007年中共十七大之際的另一次采訪時，他更明確地向筆者表示，中央不妨形成一個政改的一號文件，指導全國改革。
可見，政改是當下中國許多重要問題的根本出路。
重提這一話題，尤其在當下更具現實意義。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發生後，中國以其政府幹預的強力，很快走出經濟低穀，這讓一部分人覺得，一方麵，西方的自由市場體製已經難以為繼，另一方麵中國的體製表現出了突出的優越性。於是，在他們看來，政治體製改革沒有那麼必要和迫切了。
這是一種典型的“政治體製改革麻木症”。然而，中國當下發生的種種問題表明，一時間表麵的勝利無法代表模式的永恒，甚至最風光的時候可能正是最危險的時候。因此，我們不能不對這種改革麻木症予以批判，應以最堅定的立場推進改革。
那麼，政改要攻克的目標是什麼呢？總結起來，隻有一條——權力過於集中。權力過於集中可以說是許多問題的最深症結：姚洋和何偉認為，那是政府權力過於集中造成了經濟資源分配的失衡和國有企業的變異；在辛宇和呂日周看來，則是一把手權力過於集中造成了腐敗和用人失察……
政改的抓手是黨內民主
出路找到了，可是政改千頭萬緒，抓手是什麼呢？在做30年訪談的時候，筆者請專家們都給出自己的解決方案。
關於反腐，辛宇給出一個八字戰略方針——“發展民主、強化監督”。關於發展民主，他說，十六大提出黨內民主是黨的生命。腐敗是一種邪，現在需要的就是要強本。而“本”就是發展民主，民主是黨的生命。十七大進一步提到，民主是社會主義的生命。你的生命力旺盛了，腐敗就解決得了。
他有一個觀察：全世界反腐成功的沒有一個是離開民主的，凡是不民主的地方反腐很難成功，凡是民主推行得比較徹底的地方，腐敗很難蔓延。
關於強化監督。他指出，監督是最有效的製衡力。過去我們一直是講監督製約。胡錦濤總書記在十七屆中央紀委第二次全會上第一次提出“監督的製衡力”，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信號。強化“監督的製衡力”，就是要強化監督權對執行權違規、違法、犯罪的製衡力度。
呂日周的答案也同樣是兩個字——“民主”。“辦法就是民主，不斷地從黨內到黨外擴大民主，民主越擴大，幹部選拔得越好。這是個規律，不能違背這個規律。”他說。
他以自己的做法為例：我當縣委書記的時候，用的辦法是常委會推選製，推選之後，再在全委會投票。有的幹部按規定全委會投票後還要進行人大投票。當時的一些幹部，黨內投票過了，但是在人大投票時就被刷了下來。我認為這是正常的，因為人大是又一個關口，人大投票是替黨和人民的最後把關。
呂日周當了長治市委書記後，市委進一步采用了差額投票的辦法。拿出一定的崗位，任何人都可以自薦和他薦。被推薦人的信息都要在電視上公開。然後先在常委會進行差額票決，這是完成民主的程序；票決出來的幹部再在全委會進行差額票決，完成集中的程序。這樣就把民主和集中分成兩個組織去完成，解決了權力過分集中的問題。
我們經常問人民滿意不滿意，答應不答應，高興不高興，擁護不擁護。那就得有具體的辦法，必須有度量衡的標準。長治的標準就是15000人來評價市級領導班子成員，比如說評市委領導人，教育係統、法製係統，還有工會、婦聯等部門，加起來大體是15000人，由他們進行民意投票。投票的結果在《長治日報》上予以公開。
經濟學家何偉的看法也同樣如此，他說，現在我們都是一把手說了算。因為一把手不受人大的監督，一把手不是各地人大任命的，是黨中央任命的，他是一把手，各地人大監督不了他。“陳良宇的事情出來之後，人們都拍手稱快，同時人們感慨地說，這個腐敗啊，中央監督太遠，同級監督太軟，中紀委監督太晚，老百姓監督太難。這個問題是包不住的，一個膿包，不把它擠出來，就會越來越腐敗。不從政治上進行改革，不實行民主，經濟改革就很難。”
鄧小平在1986年的話如今聽起來仍然是真知灼見：“隻搞經濟體製改革，不搞政治體製改革，經濟體製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事情要人來做，你提倡放權，他那裏收權，你有什麼辦法？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決定於政治體製改革。”
以民主為抓手推進政改應當說是當下主流知識界的一個共識。隻是，民主是一個大概念，其內涵包羅萬象，我們又該從哪裏去尋找突破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