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怎樣的改革議程，一旦被既得利益集團所挾持，就會背道而馳。”鄭永年說，當前的關鍵是繼續開放，“尤其是在一黨獨大的體製下，開放是最必須的東西，或者說，開放就是生命。”
“如果大家都想鞏固自己的利益，就不會想著去過河了。”鄭永年說，“中國還需要有人繼續再摸石頭，再過河。”
六、政改下一步
權力過於集中可以說是種種問題的最深症結：姚洋和何偉認為，那是政府權力過於集中造成了經濟資源分配的失衡和國有企業的變異；在辛宇和呂日周看來，則是一把手權力過於集中造成了腐敗和用人失察……
權力過於集中是當下中國一係列重要問題的症結
年8月，溫家寶總理第8次到深圳考察，他身著白色短袖襯衫，來到鄧小平塑像前，深深地鞠了一躬。此後在慶祝深圳特區成立30周年之際的講話中，溫家寶特別表示，“不僅要推進經濟體製改革，還要推進政治體製改革。沒有政治體製改革的保障，經濟體製改革的成果就會得而複失，現代化建設的目標就不可能實現。”
這一場景無法不讓人聯想起鄧小平在1986年的講話，兩者聽起來是如此一脈相承：“隻搞經濟體製改革，不搞政治體製改革，經濟體製改革也搞不通。”
溫家寶的講話激起了輿論界對於政治改革這樣一個老話題的熱情。
應當說，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關於這個話題的討論就不絕於耳。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鄧小平的一係列講話吹響了政改時代的最強音。隻不過1989年的政治風波使得政改議題一時遭到擱淺。再後來，中國經濟一路高歌猛進，漂亮的經濟數據掩蓋了原先表現得比較突出的政治問題，政改的必要性似乎因此而下降，顯得不那麼迫切了。
北大教授潘維的說法具有某種代表性，在他看來，把問題歸結為體製，整天嚷嚷改革，是一種要“自殺”的表現。他對筆者說：“我希望現在的年輕人記住今天這些被說成‘不改政治體製就解決不了’的問題（1988～1989年，針對經濟改革的困境，很多人就這麼說過），10年後，30年後再來回顧這判斷正確與否。”
他認為，再過30年，中國經濟規模將超越美國；再有30年，我們的人均收入也將超越美國。“當然，這隻是我們的一相情願，是‘願景’。為了實現這個‘願景’，我們應該政治上不折騰，經濟上不動搖，國際上不偏袒（不偏袒侵略性極強的西方，求公正，求和平）。”
潘維恐怕是過於樂觀了，每一個中國人都期盼他所說的“願景”能夠實現，但是怎樣才能實現呢？潘維的方案是，有的問題解決不了，也不用解決，靠“熬”就過去了，問題自己就沒了。比如夫妻吵架，那是“解決”不了的，熬到“老伴”的時候，問題就沒了。
然而，中國的問題並不像夫妻吵架那麼簡單，殺童事件、甕安事件、仇富、仇官……每一個問題都無法不觸及體製深處。靠“熬”能“熬”得過去嗎？如果得了感冒，熬一熬的確能熬過去，頂多難受一點罷了，如果是一個惡性腫瘤呢，請問潘教授，是不是也能熬過去呢？
以筆者6年的采訪經驗而言，在與各學科專家的交流當中，談及當下中國的許多問題，最後總是會自然而然地談到體製上去。這既是一個有趣的現象，也可說明潘維的盲目樂觀，更多的有識之士在為體製改革而憂思。
比如，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姚洋是一位經濟學家，他在《外交》雜誌上發表的那篇頗有影響的文章《北京共識的終結》談的是經濟問題，但是解決方案卻是政治的。他指出“如果中國共產黨希望鼓勵經濟發展，保持社會穩定，不存在不進行擴大民主化之外的第二條道路”。
與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經濟學家何偉談國有企業改革的話題時，他認為，國企發生變異，問題在下邊，根子在上邊。因為一些人還沉迷在舊觀念之中，認為隻要是國企在政治上就有保險；認為隻要企業是公有，一切管理問題就解決了，因此就賦予國企許多特權和優惠，還在各方偏袒國企。“其實這是一種家長製的管理辦法，一切都拿在自己手中，缺少管理市場經濟的藝術。為此必須解放思想，進行政治體製改革。”
在2008年改革開放30年紀念之際，《了望東方周刊》策劃了一個係列訪談，盤點從用人、反腐、民主政治、教育、立法、司法等各個領域的改革成就與問題。
采訪由筆者完成。在反腐問題上，筆者問著名製度反腐專家辛宇，1982年9月黨的十二大，當時提出的反腐目標是“實現社會風氣的根本好轉，實現黨風的根本好轉”。到1996年，江澤民在中央紀委六次全會上的講話中，談及反腐時說要“努力把消極腐敗現象減少到最低限度的路子”。在目標設定上，為什麼會出現這種降低目標的現象？這種現象反映了什麼？
辛宇回答：目標為什麼降低？這很好理解。如果你及時推進政治體製改革，當然可以實現根本性好轉。可是後來由於種種原因，放緩了政治體製改革，當然就沒法實現黨風和社會風氣的根本性好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