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企分開前，企業是一個加工廠，根據國家下達的任務進行加工，產、供、銷，人、財、物均按計劃進行，企業無經營自主權。政企分開後，企業是獨立法人，具有經營自主權，國家的計劃對企業已無約束力，企業根據市場需要自主生產，自主定價、自主銷售、自負盈虧。企業在價格和政策上可以挾持政府。舉一個例子，據《商務周刊》統計，2009年1～8月，中國出口成品油1496萬噸，出口額66.5億美元，平均444.5美元/噸，折合人民幣3036元/噸。而現在北京成品油價格：汽油8300元/噸，0號柴油7630元/噸。石油出口價大大低於國內銷售價，政府對此無能為力。此其三。
當然，國有壟斷企業拓展自己壟斷的理由十分冠冕堂皇，他們將“公有製為主體”變異為國有企業為主體，提出“國有企業是國民經濟的重要支柱”，“是我們黨執政的重要基礎”。
“現在有人在維護社會主義基本製度名義下扞衛國企，實際上是扞衛既得利益集團。這個既得利益集團的出現，加重了我國改革的難度，延緩了改革的進度，為改革出了一道難題。”何偉說。
中國還需要再來一次摸石頭過河
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鄭永年是主張存在中國模式的。“一座房子蓋起來總是有一個模式”，接受筆者采訪時，他這樣說。他眼裏的中國模式內涵是什麼呢？簡單地說，經濟上是混合經濟模式。“世界上怎麼也找不到像中國那樣的一個經濟模式，在那麼長的曆史時期裏，總有一個比較強大的國有部門，國家對關鍵的工業領域有一個很大作用。”
至於政治模式，他說中國模式的特點是從以前的皇權慢慢地發展到現在的黨權。西方的政治模式是通過把政治問題外部化來加以解決，因此有反對黨和反對力量。中國則不然。中國的政治過程是通過把好多問題內部化來求得問題的解決。
鄭永年認為，中國模式有它優勢的地方。“如果沒有優勢，你很難解釋它是怎麼發展過來的，經濟是怎麼取得這麼大的進步的，政治是怎麼穩定的。”
在他看來，中國政治模式過去的成功源於開放。“過去為什麼成功，因為形成了一種比較開放的政黨製度，政治過程向社會階層開放，先向農民開放，後向城市居民開放，向各級部門開放，向各級政府開放。政治的開放性造就了改革的巨大的動力。”
“而現在為什麼政府改革又開始有點難了呢？那是因為它開放力度又不夠了。”他說，政府領域如果開放度不夠，一方麵很多利益容易被排擠在體製之外，另一方麵容易產生既得利益集團，從而阻礙進一步的改革。經濟體製也一樣。國家存在一個比較強大的國有部門，有它的好處，它可以有效提供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公共工程，應付重大的危機。“但是，如果‘國進民退’這個現象一直延續下去，到了國有部門占有絕對的優勢地位和政府對市場幹預太過的時候，它的劣勢就會出現。”
鄭永年的方案是，中國需要進一步開放，這個開放更多地不是針對國外，而是針對國內，實際上說的就是“改革”，通過改革以保持製度的開放性。“比如在政治領域，20世紀90年代中期之後向民營企業家開放，這是應當的。新的群體產生了，就要把它納入政治過程之中。但同時，也不能忽視其他的社會群體。在經濟領域，中國的商會組織變得越來越強大。但工會呢？如果工會的力量得不到發展，那麼和企業主的組織相比較，工人就會處於弱勢地位。再比如說農民，也應當容許他們組織起來。如果不容許弱勢群體組織起來，那麼就會與強勢群體失去平衡。執政黨和政府應當起到很大的作用，保持強勢社會群體和弱勢社會群體之間的均衡，這樣社會才會穩定，秩序才能得到保障。”
有學者認為，中國的成功其實沒有什麼模式可言，說白了無非“摸著石頭過河”。鄭永年指出，其實我們沒有很好地理解鄧小平說的這句話。“他的改革是有目標的。目標是什麼呢？那就是‘過河’啊，就是要搞市場經濟，這個方向非常明確。但要怎麼樣走向市場經濟呢？方法是‘摸著石頭’。”
與陳平教授相似，他也認為，今日中國的問題是我們的改革目標不那麼明確了，不知道要去哪裏。
“‘摸著石頭過河’是要勇氣的，因為你看不到水底下是什麼，所以人們很佩服鄧小平。”鄭永年說，“相比鄧小平時代，如今的改革條件不知道要好多少，國家的財力比那時雄厚得多。然而，由於製度的開放性不夠，現在每推出一個政策，既得利益集團就把這個政策當做牟取私利的一個工具，每改一次既得利益集團就剝削老百姓一次。”“就像房改，房價是越改越高。本意是好的，但是每改一次就為既得利益集團提供一個機會賺大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