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得利益集團阻撓改革
2008～2010年的“國退民進”爭議與2004～2006年的第三次改革爭論有什麼關係嗎？表麵看起來，國退民進爭議有其偶然性，即世界性金融危機的爆發，但深入探究，其實它與第三次改革爭論一脈相承，可以說是第三次改革論爭的一個延續和深化。
2010年5月的一個下午，在中國人民大學西門附近的一家咖啡廳裏，經濟學家何偉向筆者詳細闡述了這其中的聯係。何偉是中國商品經濟最早的提倡者之一、中國人民大學經濟係退休教授。20世紀80年代初期，人們用一些代名詞來稱呼那些傑出的經濟學家們。比如，厲以寧被稱為“厲股份”，吳敬璉被稱為“吳市場”，蕭灼基教授被稱為“蕭股市”，而何偉則被稱為“何商品”。
中共十三大提出了“有計劃的商品經濟”以後，朱厚澤主持下的中宣部召集3位專家編寫一冊幹部學習商品經濟的宣傳提綱，其中一位就是何偉。
雖已退休多年，何偉仍活躍於知識界，現為中國市場經濟研究會理事、私營企業研究會理事、北京開達經濟學家谘詢中心理事長，可謂“退而不休”。
眼前的何偉，雖一頭銀發，但氣韻飽滿、麵色白皙，看上去不過六十來歲。不料當筆者求證他的年齡時，他一邊伸手指比畫，一邊說，“我今年八十有五了”，說這話的時候眼神裏不無自得。
何偉告訴筆者，1999年的十五屆四中全會對國有經濟有一個明確定位，即：“國有經濟需要控製的行業和領域主要包括：涉及國家安全的行業，自然壟斷的行業，提供重要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行業，以及支柱產業和高新產業中的骨幹企業。”這一決定將國有經濟鎖定在“三個行業兩類骨幹企業”之內。
這不僅是第一次在共和國曆史上，也是第一次在社會主義運動史上對“國有企業要幹什麼”這一問題做了一個明確的定位，不僅在實際上，也在理論上有重要意義。何偉說，也正因此，才有了其後的“國退民進”，才導致了政企分開，取消了幾個工業部，為民營經濟發展開拓了空間。
“然而，這個定位卻遭到了兩個‘旋風’的衝擊。境外的郎鹹平刮了一個‘郎旋風’，大陸的劉國光刮了一個‘劉旋風’。”何偉說，兩個“旋風”一刮，國資委就撐不住了，就要擴大國有經濟，於是把國有經濟的定位給改了，將十五屆四中全會決定中的“自然壟斷的行業”改為“重要基礎設施和重要礦產資源”，這就大大擴大國有經濟占據的範圍，壓縮了民營經濟的經營空間。“有了這一修改，陝西就可將陝北油田、山西可將小煤礦，以‘整頓’的名義，用低價、強製收歸國有。引起民企怨聲載道，政府公信度大受損失。”
表麵看來，“國進民退”、政府投資看來是快速見效的。但是何偉不認為如此。他舉了一個例子：前幾年，從北海坐高速公路到南寧，高速公路上沒有幾輛汽車，中央一位高官到了省裏跟負責的人講，我走高速你們不用封路——他不知道其實本來就沒幾個人走。“修了高速公路沒有汽車跑，修了鐵路沒有人坐，武漢到廣州的高鐵，價錢那麼高，農民工坐不起，結果還是少數人坐，你說經濟效益怎麼樣？飛機場建了那麼多，中國最北部的漠河也修了機場，極少人坐。”
“不是靠市場經濟來配置資源，而是靠政府來配置資源，太鋪張了。”何偉說，“現在說老實話，改革不僅沒有繼續深入下去，而且有些倒退。”
為什麼會如此？恐怕其中不乏既得利益集團借“郎旋風”、“劉旋風”之“東風”，以擴展自身利益的因素。
借何偉所論，現在的國有壟斷企業已經變異為特殊的既得利益集團：在政企分開之前，壟斷企業的主體是政府，在政企分開以後，壟斷主體是企業，它們代替原來的工業部對本行業進行壟斷。此其一。
原來國有企業無自主分配權，在工資上是全國統一的，差距很小，基本是平均分配，廠長的工資不能超過職工平均工資的幾倍。企業的利潤全部是國家的，企業無支配權。現在的壟斷企業是獨立法人，具有分配的自主權，利潤不再上交國家，可以自主支配，於是出現高工資、高補貼、高福利，全國7個壟斷行業有2833萬人，不到全國職工人數的8％，但工資和工資外收入占全國當年職工工資總額的55％。這些企業的CEO（其中有不少是高幹子女），有的年薪幾百萬、有的上千萬，把國有資產化為少數人財產。他們以企業家身份獲取高收入，又以公務員身份獲取官員級別，退休後還獲取省部級待遇，已成為官僚權貴階層。此其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