譚邦傑被北京動物園內的這群假“四不像”攪得心緒煩亂。他想，這個著名的“萬牲園”，如今隻有一群猴子，幾隻老鸚鵡和一些常見的毫無價值的小鳥……眼前的景象和我們地大物博的祖國，多麼不相稱啊！
1951年，譚邦傑被調到北京西郊動物園，當上了動物園主任。他走馬上任，組織人力，四處考察，搜集各種珍稀動物。那年，他們從廣西運回了整整一車皮珍禽異獸，其中還有極為稀少的新種白頭葉猴。他曾數次率隊出國，交換動物，互通有無。他受外貿部委托，在黑龍江、山東勘測規劃了我國第一批毛皮獸飼養場的場址，並為他們培訓了專業人才，他又親自編寫、翻譯了《野獸生活史》、《哺乳類動物圖鑒》、《動物園工作手冊》、《太平洋區的哺乳動物》、《我們的長鼻子朋友》等書，報刊上也經常刊登他撰寫的有關動物科普的文章。他對保護、繁殖、發現我國的動物立下了汗馬功勞，對普及動物的知識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動物園的起死回生，有他日日夜夜凝聚的心血！
然而他常常感到遺憾，動物園裏缺少真正的“四不像”———國寶麋鹿。
1952年春，他收到一封電報，說是在內蒙阿爾山捕到了一隻“四不像”。譚邦傑心想，可能又是假的吧，不管如何，他還是派人火速將它運回，一看，果然又是假的。這是一隻駝鹿。
誤會的原因也許是因為名稱。在我國，有四種動物都被老百姓稱作“四不像”，除麋鹿外，還有大興安嶺鄂溫克人蓄養的馴鹿，大興安嶺南部的駝鹿，安徽黃山一帶產的蘇門羚。老百姓總是習慣於把形狀怪異的動物叫做“四不像”。
什麼時候中國才能擁有真正的“四不像”呢？譚邦傑望眼欲穿！
這一天終於到來了！1956年，倫敦動物學會送給中國動物學會4頭麇鹿，交接儀式在北京動物園舉行。許多中國人，第一次看見了祖國的國寶———比大熊貓更為稀少難得的麋鹿。譚邦傑也目睹了這激動人心的一幕。“海外遊子”經過半個多世紀的坎坷曲折，終於回來了。譚邦傑的眼圈紅了，他哭了！
倫敦動物學會送給我國的4頭麋鹿，本想讓它們重建種群，然而到了17年後的1973年，隻剩下了一隻喪失生育能力的老母鹿和一隻1958年生的公鹿，而且是一瘸一瞎。重建種群的希望成為泡影。於是倫敦學會在1973年又派人送來兩對。在這以後的幾年間，生了7胎，竟有兩胎難產。
譚邦傑的命運並不比“四不像”的命運好多少。他是一個正直的人，一個把整個心撲在事業上的人，他熱情、真摯、直率，也無妨人之心。有一次，他無意中說了這麼一句話：“蘇聯的動物園不如西方的，甚至連東歐那些小國的動物園也比不上。”誰也不能理解，也無法理解，就這麼一句話，他在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被戴上帽子。從1958年到1978年，他接受了20年勞改！而當他被宣布戴上右派分子帽子時，還正雄心勃勃，想為保護祖國的珍稀動物事業作出更大的貢獻呢！
他被押送到了西山當羊倌。譚邦傑吃的是磚頭一般硬的窩窩頭，住的是山上多年失修的小廟。夏天，日曬雨淋；冬天，飛沙走石。在那與世幾乎隔絕的地方，他想念在家中艱難度日的妻子和4個孩子，他更常常想見英國的烏邦寺和北京的動物園，想念著在北京動物園的“歸僑”———“四不像”。
“難道我就這樣了此一生嗎？”他常常想。
“難道我再不能去親手喂養好那些‘四不像’了嗎？”有時，他一邊趕著羊，一邊沉浸在幻想中，要是“四不像”也有這麼一大群該多好啊！
他時時在擔憂，現在的動物園環境，飼養方法，逐偶方法，都不足以保證舊事不再重演。
他覺得，作為一名動物學家，有責任向社會大聲疾呼。可是，他沒有想到，他作為一個“右派”，是沒有這種呼籲的權利的。1957年，他僅僅因為說了一句真話，就被打成右派，而在文革中，連半句真話也是不準說的。可悲的年代！可悲的境遇！正直的人總是十分天真的。
1978年，譚邦傑終於被調回到闊別多年的北京動物園。譚邦傑心裏隻有一個念頭，要在晚年促成三件事；尋找多年不見的新疆野馬；呼籲保護僅剩幾十隻瀕臨滅絕的華南虎；讓“四不像”回歸，重建種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