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水作為一種民間信仰，可能還談不上有多大的危害，而作為一種官員信仰，且利用職權，把它強行拖入公共生活領域，那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近年來，長期被視為封建迷信的風水之術，以各種方式開始展示它的頑強存在和蓬勃生機。在其漸成氣候的背後，不難看到一個蔚為壯觀的產業發展，正與現代社會發生著激烈的衝突與博弈。
據記者調查，這股“風水熱”波及社會各個層麵，以至部分政府官員動用公款為勘輿之術埋單。有關專家認為，官員迷信風水危害極大，嚴重損害了政府的形象，這需要引起有關部門的高度重視，用製度理性破解官員的“風水情結”。
“風水熱”波及部分官員
風水之術，在我國已存在數千年曆史，但始終處於卑微的地位，並不為我國主流文化所接受。何謂風水？指住宅基地、墳地等的地理形勢，如地脈、山水的方向等。《辭海》對風水的解釋則是：亦稱“堪輿”，中國的一種迷信。
俗話說“風水輪流轉”，這風水之術近年來似乎也“轉”來了再度受人追捧的好運。2006年9月初，有一個消息無異於一場猛烈的暴風雨，瞬間就在網絡世界和傳媒地帶間引起一片喧嘩與騷動——南京大學教授要開“建築風水文化”培訓班。隨後，國內學界就爆發了一場關於風水到底是國粹還是迷信的爭論，把“風水熱”再次推向高潮……
無論如何，一個現實的情況是，盡管學界對於風水爭論頗多，在商業領域和意識形態領域，風水業也沒有合法地位，但從北京到東南沿海城市再到西北邊陲，近年“風水熱”卻是在各個社會階層中大行其道。尤其是大量的房地產商在實際操作中，更把風水作為一個現實的命題。
當然，“風水熱”也使風水師成為被熱捧的人物，一些頗有名氣的風水師，甚至還在數家公司兼有投資顧問的頭銜。在互聯網的傳播優勢下，一個又一個“易學大師”“堪輿家”“環境規劃師”湧現出來，遍布在北京、廣東、江蘇、黑龍江、福建、浙江等省市，成為一種新的文化和商業景觀。
記者調查發現，在這股“風水熱”中，最引人注目的還是信仰者中的“黨政官員群體”。據一位風水業界人士介紹，他們接待的個人客戶中，除演藝人士、企業老總外，就是政府官員。據稱，“辦公風水在一些政府機關內極其流行”。
公款埋單成為“公開的秘密”
“風水是不是能對人的命運產生影響，並不確定，但我‘寧可信其有’。”在采訪中，北京某單位的一位負責人告訴記者，“按風水師的說法，辦公風水講究的是辦公室物品的擺放布局，最重要的是‘一把手’的辦公桌位置及方向，其次是財務、收銀保險櫃的位置，再次是重要部門負責人的辦公桌位置。”
正因某些官員對風水有“寧可信其有”的心理依賴，所以在我們周圍，經常發生這樣奇怪的現象：一些政府部門每換一次領導，就要更改一次辦公室的布局，部分官員新任後第一件事就是找風水師看看自己辦公樓、辦公室的坐向，有的甚至對整個部門的建築大動幹戈。但一般隻有把事情弄大了，才會成為眾矢之的。
據記者了解，官員信奉風水一個最著名的案例，來自原山東省泰安市市委書記胡建學。曾有人預測說胡建學可當副總理，隻是命裏缺一座“橋”。他因此就下令將已按計劃施工的國道改道穿越一座水庫，並在水庫上修起一座大橋。不過，他終究與副總理無緣，倒是因貪汙受賄罪行暴露，被山東省高院判處死緩。
在“落馬”官員中，有胡建學這種“愛好”的不在少數。1999年，沈陽市中級人民法院新辦公大樓即將落成時，院行政處向院長賈永祥打報告請風水師來測定具體的搬家日期。經賈永祥批準後，該院在風水先生身上花了3萬元。風水先生擇定“吉日”後，沈陽中院才正式搬遷到新大樓。然而，新大樓啟用不久，賈永祥就被中紀委“雙規”。
另外，類似信奉風水的“落馬”官員，還有在住宅內燒香念經的原河北副省長叢福奎、用菩薩代替黨組決定人事安排的海南屯昌原工商局長吳岩，等等。如果說以上這些事件僅代表個人行為，那麼曾轟動一時並遭到嚴肅查處的山西省交口縣原領導“補風水”事件，則是集體信風水的典型代表——
1994年初，時任山西省呂梁地區交口縣委書記房吉華、縣長李來福請風水師到交口縣看“風水”。一番勘察下來，風水師稱縣委大院“風水”不好，破解之道是在比縣委大院低的地方重修看守所、在縣城裏興修牌樓，在縣委大院的中心和四角埋下“鎮邪物”和“升官符”等。在風水師的指點下，一幕幕荒唐劇上演：夜深人靜之時，數十名黨政幹部齊刷刷地跪於香案前，在縣委大院內埋下桃木弓箭、銅鏡、升官符等物；縣裏還陸續以各種借口重建看守所、新修牌樓，並在縣委大院房頂上砌了一垛無用的女兒牆，以高出其他建築物一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