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質賄賂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其他手段的調整已不足以抑製其危害的發展，所以必須用刑法來加以調整。”北京市大興區檢察院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檢察官向記者表示，“有關部門從立法上適應了新形勢，才能更有效地打擊這類腐敗行為。”
“不應將非物質賄賂排除在刑法打擊之外，以免被犯罪嫌疑人鑽了法律的空子，以‘道德品質’‘生活作風’問題為由，利用黨紀、政紀處分來規避法律的懲處。”國家行政學院研究員、全國政策科學研究會副秘書長胡仙芝博士接受記者采訪時認為。
“非物質賄賂犯罪未納入刑法調整範圍，不僅阻礙了司法機關對賄賂罪的懲治與防範，不利於懲治遏製賄賂犯罪和反腐敗，而且極大地延緩了我國反腐敗的國際化進程。”胡仙芝說，“但現實中，如何對非物質賄賂進行清晰的界定，著實是難之又難的實踐難題。”
依法懲處非物質賄賂
記者調查發現，摒棄賄賂犯罪對象僅限於“物質利益”的觀念，將賄賂對象向某些非物質利益延伸，既符合我國當前的實際情況，也符合各國立法、司法和法學理論的共同發展趨勢。
“把非物質利益納入賄賂犯罪的交易內容，可有效遏製賄賂犯罪，又與《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相銜接。”胡仙芝說，“目前將刑法中賄賂犯罪的對象‘財物’擴至‘利益’，雖然法律適用中會出現一些困難，但可借鑒國內外合理的立法模式，彌補我國關於賄賂犯罪的立法缺陷。”
“對腐敗的定義要寬泛些，這符合我國刑法修改的趨勢和國際標準。”北京理工大學胡星鬥教授認為，在非物質賄賂裏，尤其要增加賄賂罪的名目，詳細界定“性賄賂罪”，這對於打擊日益嚴重的“性賄賂”現象將發揮重要作用。
據介紹，很多國家或地區在法律上，都將賄賂範圍突破了財物的界定。比如日本一法院判定，異性間的性交也可能成為賄賂罪的目的物，奠定了“性賄賂”在司法實踐中的運用。又如德國刑法典將受賄對象規定為“利益”，當然包括非物質性利益；意大利刑法典規定為金錢或其他利益；波蘭規定為“財產或個人利益”；羅馬尼亞刑法典規定為金錢、有價物、其他利益；加拿大、奧地利刑法典均將非物質性利益作為賄賂犯罪的內容。
“擴大賄賂的範圍，有利於打擊利用職務便利獲得財物以外的不正當利益的腐敗行為。”李成言認為，“將非物質賄賂納入刑法調整範圍，在刑法中要明確規定非物質賄賂行為構成犯罪，同時要明確查處機關、認定標準。對可轉化的和已經轉化為物質利益的非物質利益，能追繳的要堅決依法追繳。”
“如果賄賂罪的客觀對象包括‘非物質性利益’，也存在諸如非物質利益範圍如何確定，司法機關如何調查取證，以及如何確定數額和如何量刑等等具體問題。”王小明說，“在界定賄賂罪的對象範圍時，應考慮司法上的可操作性、可行性等因素，但根本上還是要看行為的社會危害性。”
王小明還指出：“既然懲處非物質賄賂成為共識，就應借鑒他國和地區成功的經驗，結合我國具體國情，盡早修訂刑法、完善司法解釋，嚴密法網，讓非物質賄賂犯罪無所遁形。”
當前，為加大對行賄受賄犯罪的打擊力度，有關立法機關應及時檢討賄賂犯罪的法律條文，將行賄受賄罪的內容擴大到物質利益和非物質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