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領導子女做官的概率仍遠高於其他階層。”中國人民大學政治學係張鳴教授認為，“社會中仍存在官本位、家族製這兩種從封建時代留下來的傳統，易讓幹部選拔升遷蒙上特權陰影。”
“現實中確有權貴子弟未經基層曆練，卻能憑借關係得以升遷。”汪玉凱說，“這導致公眾對政府缺乏信任，由此產生逆反心理和抵觸情緒，再加之買官賣官現象的存在，導致公眾對年輕幹部升遷產生猜想。”
“如果競爭環境公平合理，我不會在意他人的家庭背景。”北京市直屬機關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年輕公務員向記者坦言，“法律沒有規定領導的子女、秘書、親戚朋友就不能做官，隻要憑本事，我認為無可非議。”
他的觀點在受訪者中頗具代表性。公眾質疑年輕幹部的升遷，本質是對公權力“內部福利化”的焦慮，更是擔憂“年輕化”成為某些人“洗官”的通行證。
疏導“草根精英”上升通道
在多位受訪專家看來，如果權力沒有得到硬性製度的約束，“草根精英”上升的通道會被製度以外的因素非正常阻塞，這樣，不但會使政府公信力喪失，更會導致各個社會階層對政權的信任危機，嚴重的會影響社會和諧穩定。
“有些地方的幹部選拔，具有高度的密閉性和排斥性；由於權力潛規則的滲透，使一些有真才實學的人得不到正常提升，而一些人靠製度外的條件得到了不規範提升。”胡仙芝認為，“靠關係、背景、裙帶及金錢，這些與平民階層相距甚遠。這樣平民中的一些實力精英就得不到合適的上升流動和空間。其後果是，社會階層之間的流動將會更艱難，對沒有背景的公務員也會產生阻止效應，易激起社會的仇官心理。”
“在官本位的社會氛圍中，擁有特權者占有最多的資源。”張鳴認為，“有些人職務升到一定級別後，本身就具有影響其他幹部進入和選拔的能力，易讓自己的子女、秘書、親戚朋友等‘圈內人’，在自己退休前盡可能快地升到一定級別。”
記者調查發現，權貴擠占“草根精英”上升空間並非個別現象。尤其在一些經濟欠發達地區，由於官場職位稀缺，競爭人數眾多，當地權貴子弟往往能通過各種關係，被選拔到比較重要的崗位。
“平等權是現代社會公民的一項基本人權。”中央黨校政法部林教授認為，“相比之下，我國公務領域裙帶關係現象還存在一些問題，其弊端正在一一顯現。從法律意義來講，這不僅與現代憲法精神背道而馳，而且也是對社會主義國家性質的一種背離。”
據了解，近年來有些地方或部門很重視從基層選拔人才，並注意從“草根”中間遴選領導幹部。如2010年四川省幹部選拔重點麵向鄉鎮黨委書記、災後恢複重建一線、非定向預推出的後備人選以及優秀回鄉創業農民工、大學生村幹部中定向公選一批縣、鄉兩級領導幹部。
從2010年3月底起，廣西實施“廣西公開選拔、選聘幹部千人計劃”，總人數達到1112名，其中包括麵向基層公開選拔領導幹部和考錄鄉鎮機關公務員，麵向社會公開選聘城區、街道黨建工作組織員等。
“政府對人才的吸納，在某種意義上來講也就是對民意的吸納。”胡仙芝說，“從基層吸納精英，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所必須做到的，必須要以製度為保障。隻有這樣，才能真正凝聚民心、表達民意、信服民眾，從而維護社會的和諧和國家穩定，保證社會的良性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