緩解“公正焦慮症”的路徑
“如何選人、用人、管人，已成為我國當前幹部隊伍建設的一個核心問題。”汪玉凱認為，“目前我國官場上要解決兩個大問題，一是不能廣泛地選人用人，不能公平透明地選拔幹部。二是一些買官賣官現象時有發生。這兩者交織在一起，嚴重扭曲惡化了我國官場生態，也毒化了整個社會風氣。”
“這就要對我國選人用人思路進行排查，做到對症下藥。”汪玉凱建議，“一方麵，應進一步拓寬選拔幹部的範圍、讓公眾有較多的話語權，做到多數人選人，進一步增加選拔幹部的民意基礎。不管是不是權貴子弟，隻要是人才，就有平等的晉升機會。另一方麵，對幹部選拔中弄虛作假者，特別對買官賣官者，一旦發現要給予嚴厲查處，以儆效尤。”
在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李成言教授看來，要緩解公眾在選拔幹部方麵存在的“公正焦慮症”，還應改變公務員一考定終生的局麵，盡快建立和完善公務員退出機製，尤其要探索領導幹部任期“單方退出”機製和退出製度。
“作為一個健康、充滿生機的國家，必須要保障政權可以不斷從平民中吸納優秀人才，保證製度的效率。同時，要給平民留個上升的渠道，從而保障社會的穩定。”張鳴認為，“現在高考招生的一些經驗和做法，或可供幹部選拔借鑒。比如建立一套全國性的幹部選拔考試製度，統一時間、統一出題、統一開考，可避免有些地方在選拔幹部方麵搞暗箱操作。”
“隻有每個人都能在一個起跑線上競爭，才能保障幹部選拔製度的公平。”胡仙芝認為，“要在製度上保障‘草根精英’有上升的渠道，唯一的辦法就是要確立一個程序公開、操作透明、公平公正的幹部選拔製度，並嚴格執行。在選拔幹部中，尤其要公開幹部的相關情況，比如幹部的家庭背景、個人經曆、家庭財產、社會關係，等等。同時，要建立來自基層一線黨政領導幹部培養選拔鏈，並且製度必須要保障有一定比例的平民子弟能得到晉升。”
從世界各國來看，為了保證公民的機會平等，都普遍在法律中禁止政府機構中的裙帶關係以及官員為親屬開後門，建立官員回避製度。比如美國聯邦法律就禁止聯邦官員雇用任命、推薦或提升自己的親屬到該官員所控製的任何機構或部門工作。波蘭《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法》規定：“國家機關職員本人與其配偶、直係親屬或旁係近親如在職務上構成上下級隸屬關係，則他們不能在同一機關任職。”不僅如此，在公務人員的聘用及其晉升上，許多國家也明文禁止對官員子女特殊照顧，並對違規者有嚴厲的懲處措施。
“進一步加強年輕幹部選拔任用過程的公開化和透明化，自覺主動接受民眾監督，也唯有如此，走上領導崗位的年輕幹部，才能真正樹立威信，更好地開展工作。”南開大學齊善鴻教授接受記者采訪時坦言。
同時，齊善鴻教授還建議：“以前有些年輕幹部的選拔，並沒有存在違規行為，但卻在公眾中產生了不少誤解，有些是政府在回應公眾質疑的方式上存在問題，不但沒有澄清事實真相，反而更加重了公眾的疑慮。在信息化時代，政府要很好地學會通過媒體來和公眾打交道。”
“可利用網絡，建立起一個具有宣傳、互動等多功能的網絡溝通平台。”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與傳播研究所所長尹韻公研究員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可利用網絡溝通平台係統、全麵、專業、及時地宣傳幹部選拔任用工作、黨整治用人上不正之風的成效、接受選人用人方麵的群眾建議。依法利用網絡來向公眾公示年輕幹部選拔任用的程序和內容，有針對性地、有策略地公示任免原因，不斷提升選人用人公信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