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權力沒有得到硬性製度的約束，“草根精英”上升的通道被製度以外的因素非正常阻塞，將會直接威脅到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2009年年底，在全國組織部長學習貫徹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精神培訓班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中組部部長李源潮指出，幹部隊伍年輕化不是“低齡化”，不能將任職年齡層層遞減。
“幹部年輕化的核心與前提是德才兼備、以德為先。”中國行政體製改革研究會秘書長、國家行政學院汪玉凱教授接受記者采訪時認為，“把幹部年輕化理解為年齡‘一刀切’，是對中央用人原則和方針的一種誤讀。”
事實上，幹部年輕化政策經過多年的不斷探索與發展，已成為我國幹部隊伍建設的重要內容。但記者調查發現，在有些地方，幹部年輕化政策在執行過程中還存在一些偏差，尤其是領導幹部過度年輕化的問題，已引發了公眾強烈關注，有些甚至被指因有背景而得到升遷。
可是，每一次官方相應被動的回應，並未完全打消公眾疑慮，有些反而使真相更加撲朔迷離。
多位受訪專家認為，公眾質疑某些年輕幹部升遷，除折射出現實中普遍存在“仇官”心理外，其深層次的問題是，我國幹部選拔製度中還有明顯缺陷，有的還在一定程度上違背了公共利益分配的公平原則。
背景的“習慣性猜想”
2010年2月初，山東省新泰市提拔7名副局級幹部，7人中有6人都是“80後”，其中最年輕的僅23歲，參加工作的年限才2年多。消息一出，輿論嘩然，公眾質疑這些年輕幹部有家庭背景。
類似的事件還有，2008年3月，28歲的張輝擔任共青團山東省委副書記、黨組成員，成為“中國最年輕廳官”；2009年1月，25歲的孫靚靚成為江蘇省泰州團市委副書記；2009年6月，29歲的周森鋒以全票當選湖北省宜城市市長，等等。
從以往報道的情況來看，公眾的質疑有先例可循。據報道，2009年，河南省固始縣在一次全縣正科級幹部和縣局級幹部選拔中，12名鄉長人選基本都是當地官員子弟，被視為“子承父業”的官場潛規則樣本。再如，2008年5月初，遼寧省本溪市雙推雙考的4名團市委書記、副書記人選中，有3人的父母是該市的主要領導。
公眾質疑年輕幹部的升遷，大部分並沒有真憑實據，而是屬於習慣性猜想。因此，他們會盡可能地“人肉搜索”這些年輕幹部的家庭出身、社會關係、教育背景，等等，以期通過對蛛絲馬跡的發現，來驗證自己的判斷。
迫於輿論壓力，所在地官方一般也會作出辯解性的回應，但內容幾乎千篇一律——程序是透明的，操作是公正的，報名者是符合條件的。而當事人對此也多采取沉默態度，更是越激發了公眾的“合理聯想”。
多位受訪專家認為，年輕幹部的升遷之所以會屢次引來公眾質疑，原因有二：一是這種事情較少，本身具有新聞價值，易引起關注；二是幹部選拔過程仍不夠公開透明，有關部門的事後解釋也多語焉不詳，所以公眾對年輕幹部的提拔，往往會有各種猜測以致產生誤判。
“目前公務員報考競爭激烈，而要在公務員集體的競爭中凸顯出來就更需要有很強的實力和很好的機遇。”國家行政學院研究員、全國政策科學研究會副秘書長胡仙芝博士指出，“一個年輕人沒幹幾年就擔任領導職務，易引起公眾猜疑。再加上現有幹部選拔機製還不健全，缺乏足夠的透明度，公眾對年輕幹部如何成功升遷的過程了解不多，更易引發公眾的好奇心。”
記者調查發現，公眾質疑年輕幹部升遷，還與我國曆代官場生態有關。在我國，官場上曆來注重論資排輩，在大多數人看來，如果一個人沒有足夠的官場經曆或讓人折服的水平和能力，在很年輕時就官運亨通，那隻有兩種可能，要麼是“朝中有人”，要麼是存在錢權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