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日前暗訪了北京一些比較知名的經濟適用房小區，其中有機關單位變相“集資”或“團購”房。看到一輛輛私家車擠滿了所有能停車的地方。什麼奧迪、桑塔納、捷達、現代……其中不乏各種名車。難怪有人戲謔：“經濟適用房住進了大款，羊群裏出了駱駝。”
“集資建房變味的原因很複雜，主要還是因為住房貨幣化政策不到位，機關單位人員工資收入與商品房價差距過大。”北京市房管局的一位工作人員分析認為，“1998年國務院一聲禁令，在全國範圍內停止住房實物分配，當時提出要逐步實行住房分配貨幣化。但是，停止住房實物分配後，機關單位收入並沒有相應提高。”
“同時，各地各部門由於多種原因，住房貨幣化補貼亦未能到位或各部門分發數額懸殊。此背景下，準福利性質的分房在各地逐漸抬頭。一些機關單位在市場化的外衣下繼續建房和購房，並且按照較低的價格出售給本單位工作人員。”
“濟困”光環下的利益糾葛
記者發現，196號文件對黨政機關集資建房念的“緊箍咒”，已經在社會上引發了更大層麵的爭議。
“現在取消集資建房，首要的目的就是要取消權力在集體和福利的名義下進行腐敗，保障商品房市場的公平有序。”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生導師李成言教授認為，“現在把這些權力部門的住房納入市場化運作中，就是促使相關單位與房市感同身受，從而切實落實住房保障製度。”
“一個健康的市場環境，必須剔除權力對社會資源的強占與濫用，隻有在權利公平的背景下，才能去訴求市場的理性。”北京石油化工學院人文社科學院楊鍾紅副教授認為，隻有剔除了權力尋租，政府一次次對房地產市場的調控，才不會陷入到與“影子”的博弈之中。
“取消黨政機關集資建房，使國家公務員與其他階層的人們處於一個平等的地位上，應該說是建設和諧社會、遏製權力腐敗的一項重大舉措。”北京市民楊崇建認為，“這樣可以讓廣大公務員與人民群眾一樣，同時進入市場經濟，真正體會買房難、購房不易的滋味，對於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密切政府與人民的關係，促進社會的穩定和化解各種矛盾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大好事。”
“住房難對公務員來說是新問題，可對企業的工人、工程技術人員、下崗職工來說，已經是老得不能再老、難得不能再難的問題，既然是市場經濟就大家都進市場，隻有這樣才能體現社會公平。”北京市民王安平說，應該給公務員符合當地標準的住房公積金，讓他們與普通民眾一樣“共苦”，這樣他們才能真正體察民眾的疾苦，為人民做事。
“房價那麼高，公務員工資那麼低，現在連集資房都沒了！怎麼過日子？單位集資建房取消了，卻沒有相應地提高職工工資。我們機關一些有能力的年輕人迫於買房壓力，正準備跳槽到工資高的外企。”北京剛參加工作的張先生抱怨道，“叫停集資建房，真正受到影響的是那些剛參加工作的年輕公務員，那些頭頭腦腦，哪個沒有一套兩套房？！”
“如果真是給困難職工解決住房了，我們也沒意見。可這些年，那些握有權力的政府部門人員房子越換越大，房子越占越多，有的一人就有好幾套房子。”王華是一名剛進機關工作的大學生，現在與朋友租住在南三環附近，他說，“既然黨政機關集資建房不合理，那就應該嚴格清理以前的集資建房。過去已經集資建房的，也應該清算建房費用，這才是真正的公平體現。”
“停止集資建房，首先是一個公平問題。”楊華2003年大學畢業，後來成了個體私營企業老板，他認為，“國家出台這些政策時，更要考慮的是製止突飛猛進的房價，最終才會對社會的穩定起有效作用。”
禁令會否導致新的“權力尋租”
有不少人認為，196號令的出台，實際是利用中央的調控之手，進行完善住房保障製度改革的一個起點。
但記者調查發現，196號文出台之後，也有些人產生了這樣一種擔憂，那就是現在商品房價與當前公務員的收入反差很大，會不會導致握有實權的公務員開始新一輪的“權力尋租”？
“黨政機關集資建房實為權力配置資源，‘叫停’目標能否實現的關鍵是能否有效製約公共權力的運行。”李成言認為，與當前房價相比，大多數公務員收入不高，如果不從住房上給予保障，必然會有不善罷甘休者讓集資建房喬裝打扮、換個花樣再來，所以，必須警惕“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事情發生。
在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一份關於公務員住房的調查報告裏，同樣也能看到這樣的擔憂：“如果處理不好公務員階層與其他社會階層的利益和地位關係，與社會其他行業有太大落差，基於人的基本心理，掌握一定權力的公務員階層，就會利用手中的權力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進行‘權力尋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