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央企靠擁有國有資產和對國家權力的壟斷，不僅占據著國家的土地、資產、機器和裝備，而且占據國家對產品經營的壟斷權、定價權、進口權以及巨額利潤的分配權。”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博士生導師李成言教授認為，“由於監管製度的長期缺失，一些央企負責人的職務消費項目雜亂、支出隨意、管理失控。另外，央企負責人的職務消費，包括業務招待、差旅、公務用車配備和使用等，也普遍存在‘暗箱操作’的問題。”
記者調查發現，某些壟斷企業占據了巨量的社會資源，維持的卻是一份低效率。某自來水廠因不斷虧損準備提高水價，可是，該水廠的“老總”卻領著20萬元的年薪。高工資、高福利加上公款吃喝、出國旅遊、公車私用等等統統計入成本，這樣成本自然就往上躥了。於是，虧損-提價-再虧損-再提價，某些壟斷企業就這樣進入一個可怕的“旋渦”。
“有的央企負責人‘薪酬向上攀，貢獻向下比’。”北京一位公務員認為，不應該“隻比薪水，不比水平”，以外國企業、非公有企業作參照係，變著法子製定自己的“高薪”政策，卻不看人家的經濟效益、先進的管理技術和管理理念。
全民的錢要全民用
有研究顯示，我國目前基尼係數為0.46，收入分配已相當不均，對此，壟斷央企難辭其咎。
“收入分配不公的原因很多，但壟斷造成的機會不平等無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電信、石油、金融等壟斷行業收入偏高直接拉大了全社會居民收入的差距。”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專家認為，“壟斷下的高工資和高福利，不利於社會和諧。”
解決這個問題，需要國資委代表全民履行出資人的職責。
“國資委應切實履行國有資產出資人的權利和義務，對國有資產進行全程監管，不斷完善管理製度，采取得力措施對壟斷央企的高額利潤進行收繳和平衡，以此充實國庫，用於基礎設施建設及國家經濟體製改革，將央企一家之私轉化為全社會的福利。”北京中盛律師事務所杜立元律師認為，“監管不嚴，會導致國有資產流失，滋生腐敗，導致收入差距過大，激化社會矛盾，不利於社會和諧穩定發展。”
“在國家尚未建立國有資本收益收繳製度的情況下，企業擁有國有資本收益自由支配權。”國資委研究中心副主任彭建國指出，“效益好的企業職工收入不斷膨脹，而困難企業的職工卻收入下降，由此產生了企業內部分配秩序混亂的弊端，導致社會分配不公，並積重難返。”
更為重要的是，壟斷央企高利潤和高福利容易產生兩個經濟代價：一是投資回報率低，生產效率低下。如煉化項目，越虧損越生產越投資，導致投資粗放增長。於是企業虧損了，國家來買單補貼；企業盈利了，企業就發放高工資和高福利。
有專家指出，早在十六大報告中，我國就提出製定法律法規，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別代表國家履行出資人職責，享有所有者權益，權利、義務和責任相統一，管資產和管人、管事相結合的國有資產管理體製。但在實際操作中，相應的決策仍嫌緩慢。
代表國家履行出資人職責的國資委，近三年來不斷出台國有資產管理政策。2003年、2004年，國資委先後出台了《中央企業負責人經營業績考核暫行辦法》《中央企業經濟責任審計管理暫行辦法》《中央企業內部審計管理暫行辦法》等文件。2006年6月22日，國資委又公布《關於規範中央企業負責人職務消費的指導意見》，要求央企在2006年底前把規範職務消費的製度規章建立起來，從2007年起嚴格實施。
但是，“國資委最大的權沒有落實，就是收益權。”2005年底，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在新聞發布會上指出，“因為出資人最重要的權是收益權。”
據悉，財政部和國資委已達成一致，由財政部負責編製總的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國資委負責編製166戶中央企業國有資本經營預算。
“這將使得央企將不再能獨享一年6000多億元的利潤，而要開始向國家這個出資人上繳收益。”彭建國認為，“獨立編製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有利於分離政府作為公共管理者和作為國有資產所有者的兩種職能。”
同時，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財政部近期發出通知，要求對工資增長過快、工資水平過高的企業，從嚴審核其掛鉤經濟效益基數、工資總額基數，將其浮動比例由0.75下調至0.6以下，並嚴格執行新增效益工資分檔計提辦法。這一通知被媒體稱為“限薪令”。
實際上，各種改革措施在很早就有人提出，但落實甚微。
業內專家稱，不少壟斷企業不僅堅決否認自己的壟斷性，而且還抱怨虧損巨大，向國家要優惠政策或財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