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後世奉為“畫聖”的吳道子的主要成就集中於宗教壁畫。據記載，僅兩京寺觀壁畫即有三百餘堵，千佛形象，“奇蹤異狀，無有同者”（《曆代名畫記》），可惜今日真跡無存，所傳畫作皆係後人仿作，不無遺憾。
吳道子早年曾從張旭、賀知章習書法，紮實的書法功底造就了其高超的線描技巧，創造出了頓挫多變的蘭葉描技法。吳運用遒勁奔放的線條將佛像式樣塑造為“高側深斜，卷褶飄帶之勢”，達到“天衣飛揚，滿壁飛動”的效果，富有強烈的運動感，被稱為“吳帶當風”，一種新興的更為成熟的佛教美術樣式——吳家樣就此誕生。
然藝術地位之高如“畫聖”者，卻仍擺脫不了同行相輕甚至相殘的命運。據《酉陽雜俎》續集卷六《寺塔記》記載，與吳同時代的有位畫工名作皇甫軫，名氣雖不如吳（吳後入宮成為玄宗的專門的禦用畫師，名氣大增），但技藝卻同吳不相上下。在宣城坊靜域寺的西廊萬壽菩薩門裏南壁，有皇甫軫所畫鬼神及雕，形若脫壁，呼之欲出。為保住其現有地位，吳不惜花重金雇用刺客殺害了皇甫軫，足見當時行業競爭的激烈程度並不亞於今日，而畫聖的心胸於聖人而言相去甚遠矣。
早在戰國、西漢，帛畫上就已開始以婦女為描畫對象，發展至南北朝時期，仕女繪畫多以宗教祈福與政治鑒戒為主要目的，直至唐代仕女繪畫開始跨越前朝局限，進入描繪世俗生活的寬泛領域。傑出的仕女畫家首推張萱與周。
自小生長於盛世長安的張萱，其繪畫作品多是當時上層社會現實生活的真實寫照。可惜張萱並無畫作傳世，今存《虢國夫人遊春圖》與《搗練圖》均為宋徽宗趙佶摹本。
《虢國夫人遊春圖》描繪的是玄宗寵妃楊玉環的三姐虢國夫人及眷屬騎馬郊遊的情景。畫麵沒有背景，依賴馬的跑動與色彩的運用襯托出春天的氣息，著力於畫中人物輕鬆自得歡快情緒的刻畫。此種畫法亦在時仕女畫家中頗為盛行。八匹裝備華麗的駿馬踩著輕快的步伐分列畫麵前中後三部，三騎居前為女導官，中間兩騎並行為虢國夫人與秦國夫人，緊隨二夫人之後又並排三騎，中者乳母神情緊張，懷抱幼兒，左右二侍女從旁照顧。
周初從張萱，“後則小異”，創造出“以豐厚為體”的“周家樣”，成為後世人物畫之典範，與北朝“曹（仲達）家樣”、南朝“張（僧繇）家樣”、盛唐“吳（道子）家樣”並稱“四家樣”。據《宣和畫譜》記載，貞元年末，有新羅人在江淮地區高價收購周數十卷畫作，足見其聲名之盛，遠至國外。
現藏於遼寧省博物館的《簪花仕女圖》傳為周所作，表現的是宮廷婦女閑適無聊的生活。畫中除一執扇宮女外，其餘五貴婦皆髻發高聳，髻簪鮮花，肌膚雪白，淡掃蛾眉，長裙曳地，薄羅透體。畫家運用勁簡的線條、豔麗的設色與柔和的暈染將人物的形態與神色刻畫得細致入微。有的閑庭信步，有的采花賞花，有的觀鶴戲犬，雖生活閑逸卻難掩鬱色。值得關注的是畫中仕女均雍容富態，與六朝時期的“秀骨清相”大相徑庭，分別代表了兩種迥異的審美標準。
除仕女畫外，周的宗教畫亦頗有建樹。為突出對象的聖潔，周還獨創性地將觀音畫於水月清幽的景致中，創造出華麗的“水月觀音像”，成為曆代沿用的式樣。難能可貴的是，在此等盛名之下，周仍能保持謙虛好學的心態。《唐朝名畫錄》記載，唐德宗曾詔令周為章敬寺繪製神像，落筆之日，“都人士庶觀者以萬數”，眾人紛紛在旁議論，褒貶不一，周皆從善如流，邊畫邊改，一個月後，“是非語絕，無不歎其神妙”。
花鳥畫發展至隋唐時代有了顯著的進步，開始成為獨立畫科，出現了薛稷、殷仲容、邊鸞等花鳥畫名家。隋代花鳥畫盡管成就不大，但亦為唐代花鳥畫的盛行奠定了基礎。唐代花鳥畫多以皇室喜愛的珍奇花鳥為描畫對象，畫於屏風與團扇上用作點綴及裝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