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銅器的鑄造乃是當時金屬工藝製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銅鏡的製作不論造型、題材還是紋樣，都一改前朝拘謹呆板之風，趨向於活潑明快。洛陽出土的花鳥人物螺鈿鏡是一件精美絕倫的工藝鏡，呈圓形，起樣及製作均十分精細，皓月當空，怒放的花樹下兩位逸士席地而坐，一人彈撥，一人端坐執杯，蓮花、舞鶴、鸞鳥環繞其間，烘托出一派祥和恬靜的田園氣氛。
陝西富縣文化館所藏的貞觀三年銅鍾，為現存最早的唐鍾。此鍾呈青綠色，通高1.56米，鍾口周長4米，重達3000餘斤。鍾表紋飾分為三層，下層為壯碩矯健的青龍與白虎；中層為分別做振翅、起飛、翱翔三種姿態的朱雀；上層為姿態優雅的三方飛天，皆做升天飛舞狀，分別為托缽者、持蓮花者及托寶珠者，祥雲繚繞，裙帶飄揚，極具觀賞價值。
紡織業為唐代最大的手工業部門，光是負責楊貴妃服飾製作的織繡工就達700餘人。唐初時，主要以河北、河南、山東為中心，河南的一家作坊綾機就有500張。安史之亂後，江東地區也開始發展起來，紡織業開始在全國範圍內呈蓬勃興盛之勢。
由於織法和紋樣不同，絲織品種類繁多，宋州的（河南商丘）絹、亳州（安徽亳縣）的紗、越州（浙江越州）的綾和益州（四川成都）的錦在當時赫赫有名。絹是用絲線平織而成，其絲厚而疏，以染色來裝飾；亳州所產輕紗“舉之若無，裁以為衣，真若煙霧”，技法秘而不宣；越州的綾用青白兩色絲織成，白居易寫下“異形奇文相隱映，轉側看花花不定”的佳文來讚其美妙；錦為多色多重織，質地較為厚重，紡織費時費力，因成品異常華貴精美，自三國始在蜀地盛行。
織錦在唐代有了長足進展，新創緯錦織法，與先前的經錦相比，織法更為複雜，但織出的藝術品色彩更為豐富絢麗，圖案更為華麗多姿。位於絲綢之路上的新疆吐魯番地區出土了大量緯錦，色彩清晰明快且層次分明，構圖繁複，紋樣以對禽對獸紋居多。這種紋飾原出於波斯薩珊王朝，傳入後受民眾喜愛，後經被封為陵陽公的益州大行台檢校修造竇師綸改善，成為一種廣泛流行的題材形式——“陵陽公樣”。
繪畫
隋代國祚雖短，但曾出現邁向發展高峰之跡象。盡管大多沿襲六朝傳統，但大有融合南北畫風之勢，南北畫家精英彙聚一堂，展子虔、楊子華、楊契丹、田僧亮、閻毗等名家紛紛各展所長，在這個承上啟下的年代裏，奏響了唐朝繪畫燦爛發展的序曲。
唐代繪畫在繼承前朝優秀傳統的基礎上，廣泛吸取外來藝術養分，題材、形式、以及技巧方麵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嶄新麵貌，中國繪畫開始步入成熟時期。隨著貴族階層對藝術需求的不斷增長，繪畫的題材與表現形式也不斷豐富，將繪畫按照題材來分科發展到非常細致的地步，可具體分為人物、山水、肖像、仕女等。
人物畫以閻立本（600-673年）與吳道子（約689-758年）最具代表。閻立本出身貴族，其父閻毗曾任隋代少監，兄閻立德為唐初工部尚書，兩人皆是才華橫溢的畫家和建築家。閻立本繼兄任工部尚書一職，後官至右相。承繼家學的閻立本的繪畫題材同其生活環境與政治身份密不可分，多取材於皇室人物及宮廷生活，頌揚初唐政治事業。
《曆代帝王圖》現藏於美國波士頓博物館，相傳為閻立本所作，為兩漢至隋的十三位帝王像。作者筆下的人物形象或立或坐，各有褒貶，通過對人物外貌特征細致入微的刻畫，形象地揭示出各帝王鮮明的氣質特點。前漢昭帝劉弗陵從容沉著，既能守業又能開疆；漢光武帝劉秀，身材魁梧，眉宇舒展，嘴角含笑，具有開國之君的風範；魏文帝曹丕，口角緊閉，眼神逼人，雖有開國君王的霸氣，卻飛揚跋扈，不可一世；蜀王劉備，雙眉緊鎖，似有鬱鬱心事堆積在胸卻不得發；吳王孫權，溫文爾雅，氣宇非凡；晉武帝司馬炎，緊盯前方，氣勢逼人；北周武帝宇文邕，粗獷彪悍，眼神發直，幹練而有所作為；隋文帝楊堅，身材細長，眼神遊離，富有謀略；隋煬帝楊廣，麵容虛浮，兩眼無神，荒淫昏庸；陳文帝陳文采飛揚，富有才識；陳後主陳叔寶委靡不振，軟弱無能。這些畫像鮮明地表達出唐初統治集團對這些曆史人物的褒貶揚抑，以供後人鑒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