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於昭陵北闕的六駿浮雕完整地展現了唐代雕刻藝術的最高成就。貞觀十年（636年），李世民命匠師將在開國戰爭中乘騎過的六匹駿馬製成石屏式浮雕，並親自撰詞，歐陽詢書寫，嵌於北闕下，史稱“昭陵六駿”。六駿原來次序為：東側為颯露紫、拳毛★、白蹄烏；西側為特勒驃、青騅、什伐赤，分別呈侍立、徐行、奔馳等姿態，立體感極強。其中颯露紫刻畫了戰馬為矢所中，勇士丘行恭為其拔箭的情形。丘行恭鎮定沉著，做拔箭前屏息停滯狀，戰馬肩頸高聳，身體後傾，強忍劇痛溫馴地配合，生動地展現了主從間的密切關係。可惜此浮雕連同拳毛★一並於1914年被盜賣出國，國人隻得於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博物館去一睹其風姿。
乾陵為唐高宗李治與武則天的合葬墓，盡管其內外兩重城的宏偉建築早已塌毀，但保存完整設計精美的神道石刻至今仍具珍貴的藝術價值。陵前石刻至南朝已初成規製：石獸於前，石柱其後，石碑殿後，六件石刻呈對稱布局。至唐乾陵始以石人石馬列於神道兩側：方城四門外均有石獅一對，玄武門另有石馬一對，朱雀門另石人一對。神道自南而北有：華表一對，翼馬1對，朱雀一對，石馬五對（各有奚官一人）、石臣十對，外族酋長六十。氣勢雄偉的神道儀仗自此形成定製，此後的十六座唐陵紛紛仿效，陵前石刻藝術漸漸發展至佳境。
寺廟和石窟雕塑
隋唐時期為宗教藝術的全盛時代，佛寺建築遍布全國，據時人統計，多達四千餘所。但因中國古代建築的基本形式皆為框架式木結構，經曆上千年的滄桑歲月與無數次的戰火兵燹，絕大多數建築已經毀壞無存。20世紀初幾位日本學者，甚至公開宣稱，“要看唐製木構建築，隻有到大日本帝國的奈良或京都去開開眼界。”這一狂妄臆斷終於在七七事變前夕被梁思成、林徽因夫婦所推翻。山西五台山佛光寺的發現證實了這對建築學家所持的“國內殿宇必有唐構”的信念。
這座千年古刹建於唐大中十一年（857年），高踞山腰，後世翻修較少，較好地保存了原貌。此殿“鬥拱雄大，出簷深遠”（梁思成語），為典型的唐代建築。殿內外柱上有宏大的鬥拱承托上部梁架和平緩起翹的屋簷。殿前基址較高，為梯田式，有片石砌築，其上築以台基。正殿向麵闊七間，進深四間，單簷四阿頂形製。殿內建一偌大佛壇，正中置有三座主佛，二十餘尊侍者、力神環而立之，猶如一眾仙之林。此殿雄渾壯麗，穩健巍峨，為現存唐代木結構建築的代表。
隋唐為佛教發展的鼎盛時期，盡管唐朝統治者因與道教創始人李耳同姓，特別推崇道教，然而佛教在當時宗教信仰領域中的支柱性地位也未曾撼動。隨著社會生活日益安定與富足，痛苦與呻吟漸為樂觀與希望所代替，人們對宗教的狂熱崇拜也漸化為對美好生活的願景，因而佛教形象的世俗化成為隋唐石窟的重要特色。隋唐石窟遍布全國，其中以甘肅、河南、四川等地最具代表性。
隋唐時期是莫高窟藝術的鼎盛時期，敦煌莫高窟現存492窟，其中隋窟70，唐窟238，占近五分之三強。隋與初唐時期的石窟多承襲北朝末的“支提窟”形製：中央立四方龕柱，柱前及左右各鑿一佛龕；後期石窟則發展成新殿堂式：多數呈方形覆鬥狀頂，後壁鑿出佛龕，所有佛像集中置於龕中，猶如一小殿堂，故而得名。
莫高窟彩塑技藝至唐朝發展至高峰，濃厚的生活氣息，豐富的動作表情，將藝術美與現實美成功地結合在一起。塑像組群通常為一主佛、二羅漢、二菩薩、二供養天、二天王、二力士，還有被踩在天王腳下的小鬼。主佛為組群核心，多體態豐腴，麵慈目祥；羅漢有二：因規製較少，故形象多變，個性更為鮮明，老者迦葉或豁達博識或持重老成，少者阿難或神氣通達或天真聰穎；菩薩多以少女形象出現，頭梳高髻，袒胸露臂，雖嫵媚豔麗，卻高高在上，不容褻瀆；孔武有力的天王與不怒而威的力士展現出一種強力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