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前代繪畫重動態刻畫不同，顧愷之的人物畫將神情傳達作為藝術追求目標，尤其是對眼神的描繪可謂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東晉興寧年間（363－365年），南京修建瓦官寺，囊中羞澀的顧愷之認捐了百萬錢，時人皆以為戲言。結果顧愷之花一月之工在寺中一牆繪製一摩詰像，點睛之際，顧要求第一日前來觀看者需施舍十萬，第二日前來者需五萬，兩日過後則自行隨意。開光當日，那摩詰像竟“光照一寺”，沐浴佛光的眾觀者紛紛解囊，“俄而得百萬”。
《洛神賦圖》為顧愷之傑出代表作之一，用連環畫的長卷形式展現了曹魏詩人曹植《洛神賦》中的哀傷情思。值得一提的是，畫中人物的感情不是依循通常的麵部表情來展現，而是通過人物之間的相互關係來隱晦顯露，充分體現了顧所倡導的“悟對通神”繪畫理念。此外，畫中作為襯景的自然景致描畫可視作山水畫的雛形。
宗炳（375－443年）所著的《畫山水序》為中國第一篇山水畫理論文章，文中談及山水畫有“暢神”之功，可淨化心靈，為仁智之樂；進行創作時應強調“神思”，著眼於想象，以營造意境為上；同時文中還論述了如何在有限的空間裏畫出廣闊的山水景物：“今張絹素以遠映，則昆閬之形，可圍於方寸之內，豎畫三寸，當千仞之高，橫墨數尺，體百裏之迥。”首次提出了初步的透視原則，促進山水畫向縱深方向發展。
南齊謝赫的《畫品》（《古畫品錄》）則是一部較為係統完整的繪畫理論專著，於後世影響最為深遠的是“六法論”。六法分別是指：氣韻生動、骨法用筆、應物象形、隨類賦彩、經營位置、傳移摹寫。氣韻生動為首要，將展現個人精神麵貌視為最高藝術追求；骨法用筆是指下筆有力以反映人物外部特征；應物象形指以物象的自然特征為應照對象；隨類賦彩指依據對象特征施以色彩；經營位置指畫麵布局恰當，此為繪畫成功與否之關鍵；傳移摹寫指繪畫臨摹。“六法論”後來逐漸發展成為一千五百年來品評繪畫的最高準則。而隨著《畫品》一書的問世，藝術批評作為一新門類就此誕生。
書法
“晉”為中國書法史上最受人稱道的年代，期間各種書體均已出現，先秦的實用之風已為摒棄，書法成為展現個人魅力的理想載體，各式書法在這個年代熠熠生輝。魏鍾繇被後世譽為“楷書之祖”，代表作《宣和書譜》被奉為“正書之祖”；衛與索靖的章草頗具新意；陸機的《平複帖》體現今草書意趣。
兩晉書法史上集大成者當屬王羲之父子。王羲之變章草為今草，創造出自然連貫的新書體；變革楷書，擺脫隸書影響趨於成熟，開啟了唐代草、行、楷一代新風，後世奉其為“書聖”。
東晉永和九年（353年），王羲之與友人於會稽山陰蘭亭行“修禊”盛會，《蘭亭序》為此次雅集序文，無論文思還是書藝皆為一時之妙，體現出晉人風骨。該文為行草書代表作，用筆頓挫分明，神融筆暢，疏密相間，筆斷意連，變化多端，可謂“一行眾象，萬字皆別”，通篇20個“之”字各具形態，無一相同。這篇千古佳作後為李世民輾轉尋獲，可惜的是，這位帝王想永世占據絕世墨寶，死前囑咐後人將《蘭亭序》陪葬於昭陵，自此真跡永絕於人間。所幸《蘭亭序》沒入昭陵前曾有馮承素、虞世南、褚遂良等人的摹本，中以“神龍本”最佳；另還有諸多石刻拓本，中以“定武本”最精。今人隻能於這些流傳於人間的摹、拓本中一窺其麵目。
王羲之第七子王獻之自幼采各家之長，兼精諸體，尤以行、草著稱於世。行草書《鴨頭丸》帖共兩行十五字，行筆飄逸，婉轉自然，枯濕交替，圓潤流暢。通篇一氣旋折，將小王散朗多姿的體現得淋漓盡致。王氏父子分別代表了古質與新妍兩大不同書風，但同時亦代表了個性化的視覺藝術開始邁入全新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