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佛教成為北魏的國教之際，雲岡石窟開始由皇室直接讚助修建。轟轟烈烈的造像運動自和平元年（460年）開始直至孝文帝遷都洛陽（494年），持續了數十年的時間，期間留下的五萬餘座造像令後世歎為觀止。
作為早期代表的“曇曜五窟”即今雲岡第16至20窟，以規模宏大著稱於世。開鑿於和平元年的五窟造像，五窟平麵皆呈馬蹄形，進深不大，以突顯主尊形象的高大雄偉。其主尊以太祖拓跋、太宗拓跋嗣、世祖拓跋燾、高宗拓跋、高祖元宏為原型，迎合了當時流行的“皇帝即是當今如來”的皇權神化論。
中期造像不再以給皇室祈福為目的，主要為信徒塑造膜拜與禮觀對象。窟形也由前期的馬蹄形演變為方形殿堂式和塔廟式兩種布局，為宣揚豐富的佛教題材提供了足夠的空間。同時不再以單一的大型神佛為刻畫對象，出現了供養人、苦修者、護法等雕塑形象，規製也有所縮小，雕琢技法細致入微，注重於刻畫塑像的內心世界。
當時人們對佛教的熱情並未受到遷都的影響，都至洛陽後，皇室繼續讚助在洛陽開鑿了龍門石窟，使虔誠之心得以延續。北魏之後，東魏、西魏、北齊和隋唐曆代統治者亦繼續造像運動，最終塑造了繼雲岡之後的又一龐大石窟群，至今尚存洞窟2100多個，塑像十萬餘座。
北魏龍門石窟以古陽洞、賓陽洞及蓮花洞為代表。古陽洞為龍門石窟群中開鑿最早、皇室出資造像最為集中之地，洞中鐫刻的各篇造像銘文蒼勁有力、個性鮮明，為研究書法史的珍貴資料，著名的“龍門二十品”有十九品皆出自該洞。
賓陽洞有北魏龍門石窟中規模最為宏大、布局最為統一的雕塑壁畫。該洞分為南、北、中三洞，因工程浩大，前兩洞的修建至唐代才完成，北魏完工的僅中洞而已。隨著北魏漢化改革的推進，佛教廟堂的儀範滲入至石窟造像中。中洞進深11米，寬11.1米，高9.3米，著厚重冕服的釋迦牟尼坐於中心，麵目慈祥；兩側分別站立一弟子一菩薩，虔誠和善；坐佛前兩頭石獅，昂首而立；洞口兩側各立一金剛力士，怒目而視。穹形窟頂中央雕有重瓣蓮花，四周圍繞飛天伎人；前壁浮雕由上至下共為四層：維摩文殊、須達太子及薩那太子本生、帝後供養、十神王；地麵為蓮花圖案的走道。一切布局皆以主尊為主題鋪開，充分顯示出佛教石窟藝術已至成熟境界。
蓮花洞在北魏晚期時開鑿，主體造像仍為立於蓮座之上的主尊及身旁的弟子與脅侍菩薩。但洞內最精彩之處不在主尊，卻是窟頂的蓮花藻井，一圈忍冬圖案為蓮花基座，中心蓮蓬微微凸起，雙層蓮瓣優雅怒放，逼真之餘仍具裝飾效果，充分展現出精湛的雕刻技巧，該洞以蓮花為名可謂是名副其實。
陶瓷美術的發展
瓷器早在殷商時代就已出現，進入魏晉以來，燒製技術進一步發展。尤其是青瓷的燒造技術日益成熟，逐漸成為日常生活的主要用品。河北景縣封氏墓出土的青瓷蓮花尊，胎質致密，釉色盈潤，通體以蓮花為造型，器蓋用蓮瓣作雕飾，器身亦用多重仰、俯蓮瓣作表麵堆雕。蓮花為佛國淨土的象征，在佛界中被尊為“聖物”，以蓮花為造型的瓷器在當時極為盛行，足見佛教的影響之巨。
白瓷的燒製成功可謂這一時期瓷器領域的又一重要成就。細薄而滋潤的釉層通體呈乳白色，因此得名白瓷。其與青瓷製作工藝類似，不同之處僅在於原料中含鐵量的差異，故呈現出不同釉色。自南北朝始，瓷器便發展為青瓷與白瓷兩大係統。隨著白瓷製作工藝的日益精進，開始出現釉上掛彩的技術，反映出單色釉至彩色釉的過渡趨勢，為之後唐三彩的製作奠定了基礎。
繪畫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繪畫，一方麵繼續承擔起前代“成教化，助人倫”的社會功用，另一方麵，文人士大夫開始步入畫壇，對人物肖像細致入微的刻畫成為該時期繪畫領域的重要特色。同時，文人畫家的出現，在很大程度上拓寬了繪畫的表現領域，山水畫與花鳥畫這中國畫的兩大傳統畫種也隨之應運而生。專業畫論的問世也迎合了繪畫開始逐漸獨立成為重要藝術門類的時代趨勢。
魏晉南北朝時期最具代表的畫家非顧愷之（345-407年）莫屬，時人以“才絕、畫絕、癡絕”來形容他的舉世無雙，其中繪畫成就最為突出。其畫作緊勁連綿，筆跡周密，開創“密體”一派；運用均勻細膩的線條塑造人物形象，猶如“春蠶吐絲”，將戰國以來的“高古遊絲描”發展到極致。顧愷之的出現標誌著中國繪畫就此脫離漢代繪畫的稚嫩時代進入成熟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