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是一個政治分裂強權割據的混亂時代，這樣的時代背景為思想界掙脫舊有束縛，接受外來文化洗禮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契機。自然之風大行其道，佛教藝術絢爛奪目，各種思潮蔚然興起，又一個百家爭鳴的年代悄然來到。
寺廟和園林建築
漢末以來，政權更迭頻繁，舊都城屢廢屢興，新都城相繼湧現，經曆了一輪又一輪的大興土木，嶄新的城市布局逐漸成形。
以曹魏鄴城（今在河北）為代表。這座東西長、南北窄的城市周長約12公裏，規模不足稱道。然其重要之處在於其布局：宮城與衙署集中於城市北部，南部為居民裏，將兩大區域規整劃分開來的界限則是一貫穿東西城門的大道。這種北宮南市、東西幹道的城市布局，為後代都城所吸納沿用。
東晉建康（今南京）的獨特之處不在於前承舊製，而是在其城市布局規劃中充分利用天然地形，東連鍾山，西依丘陵，北接玄武湖，城外的南西兩麵還有秦淮河環繞，既結合了政治防禦的需要，又考慮了閑暇遊覽的怡情，此番良苦用心，六朝統治者皆鍾情於此寶地也是常理中事了。
園林建築亦有長足發展，依山傍水，鑿池種樹，人工雕琢融於自然風景之中，充分展現中國傳統文化“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皇家權貴興建起大量苑囿以凸現其位高權重；自西漢董仲舒首開先河以來，造苑之風亦在士人中興起，與皇室園林華麗奢靡不同，士人造苑僅為追求一份恬靜淡然的雅致。
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的動亂，玄學的興起，士大夫為逃避現實，或寄情於山水，多在營建私家園林中找到安慰。這一時期不僅治園之風極盛，而且立寺成風。古籍《洛陽伽藍記》提到洛陽一帶有60多座寺廟，寺寺有園林。
寺廟、塔林和石窟建築公元1世紀以來，佛教東進序曲展開，而視覺形象是其最有力的宣傳工具，隨著佛教在中國廣泛的傳播，佛教藝術得到完善發展。寺廟、塔林和石窟成為極具時代特征的建築形式，“南朝四百八十寺”，足見至南朝時期佛教建築已經發展至何等規模。
早期佛寺以方形重閣式木構佛塔位於中央，供信徒膜拜；周圍建有仿大型宅第式的僧房講堂，供僧人修習居住。隨著佛教的日益興盛，佛殿開始出現，各式彩繪塑像安放其中普度眾生，芸芸眾生來此燒香許願，發展為塔寺並重的格局。
據《洛陽伽藍記》稱，在北魏時期洛陽四十多所佛寺中，以永寧寺規模最大。寺院平麵呈方形，四麵開門，圍繞佛塔的僧房樓觀多達上千餘間；位於中心的九層佛塔高九十丈，為常見的方形木結構樓閣法式，塔有四麵，每麵皆開三門六窗，高聳入雲，為當時佛教建築的傑出代表。可惜該寺在北魏末年被焚之一炬，僅留下三層方形塔基來印證當年的文獻記述。
洛陽石窟寺的修建始於公元4世紀，5～8世紀為其鼎盛時期，為朝廷讚助及信眾自發興建。石窟多依山而鑿，與寺院建築本為一體。但中國傳統建築大多以木結構為主，易毀於戰火與風沙，而石窟憑借著特殊建材經曆百年滄桑留存至今，簡稱做石窟，故而今天僅能見識石窟風采，若想一睹寺院原貌隻能到文獻中尋覓。
敦煌石窟群包括莫高窟、西千佛洞、安西榆林窟、東千佛洞肅北五個廟石窟，當中尤以建窟最早、規模最大的莫高窟盛名遠播。曆經十一朝上千餘年開鑿而成的莫高窟，至今尚存洞窟492個，彩塑兩千餘座，壁畫四萬五千餘平方米。早期窟型分為毗訶羅窟和支提窟兩種，前者型製簡單，正麵開一大龕塑像，左右兩邊開鑿小窟供僧人修行；後者略為複雜，平麵呈長方形，分前室與正室，前室有人字屋頂，正室中心塔柱四麵開龕塑像。
令後世印象最為深刻的是莫高窟中那一幅幅美輪美奐的壁畫。早期壁畫形式較為隨意粗獷，後期則構圖較為嚴謹，飛天伎樂與佛教故事成為主要題材。第254窟中北魏時期的薩那太子本生壁畫描述了一則勸人舍己救人的本生故事。此畫在構圖上匠心獨運，分為幾個連續場麵，以連環畫的形式由上至下再回轉至中心將整個故事銜接在一起：佛的前身薩那太子跟隨兄長進山打獵，途中看到帶著七隻小虎的母虎，一家子早已餓得奄奄一息，薩那主動舍身救虎，悲痛不已的家人為其修塔紀念。在一片悲壯氣氛中，佛法大義得到弘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