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銅被製成各種器皿，它是烹煮器，盛黍稷食器、酒器、盥洗器；也是宗教祭祠用的禮器、樂器和象征權力的重器。青銅器還把鑄造工藝、雕刻，書法和繪畫集於一身。最著名的青銅器是鼎，本是用以煮飯和煮肉的，後被專門用於典禮和祭祠，成為國家政權的象征。
夏代至殷商前期是青銅器濫觴期。夏朝時，各地納貢的物件中就包含銅，夏朝廷用銅鑄為鼎，刻以各種物象，以使百姓知鬼神，避禍凶。商代中期到周初是青銅器發展的鼎盛期。商代的青銅器通身紋飾，裝飾繁縟華麗，充滿原始的神秘威嚴感。西周的青銅器形體凝重結實，紋飾以幾何紋為主，無論是器形，文字都脫離殷商富麗豪華，而趨質樸。西周中期到春秋戰國末年，器形更加簡陋，紋飾刻畫淺細，由粗紋幾何圖形變為工整的細花，紋樣多為現實世界中的動物，銘文漸長，並多為韻文，排列對稱，也重視字的排列構圖格局。戰國末期以後，器形更為簡陋，花紋幾至全廢，銘文常是後來刻入，而非鑄入，這表明青銅器已從上層社會的專用品，漸為適用於百姓生活的日用品。戰國時期的青銅器器形輕巧，紋飾別致。
青銅器為銅錫合金，表麵光澤明亮，具有硬度高、熔點低和韌度強等優點。多用作樂器、兵器及禮器，主要服務於祭祀與殉葬儀式，並滿足上層階級的日常所需。夏代為青銅時代初期，鑄造工藝不高，青銅器種類較少，質地較薄，紋飾較少。
商代青銅器由成熟發展至鼎盛，器形繁多，紋飾華麗，形製龐大，氣勢恢弘。河南安陽武官村出土的“司母戊”大方鼎高133厘米，寬78厘米，重達875公斤，形製之巨，為青銅器之首。此鼎造型大氣磅礴，為長方形，鼎身四周雕以龍紋裝飾帶；兩側鼎耳鑄雙虎相向；四隻鼎足外側也飾有獸麵紋樣。鑄造時，先將身、耳、足單鑄，再將各部分合鑄為一體，其流程之繁雜，足見鑄造工藝的發達。
一批出土於四川廣漢三星堆的大型青銅鑄像，除沿襲與中原青銅器基本一致的裝飾外，還保持著濃厚的地方特色。其中一件高60厘米、寬134厘米的特大青銅麵具極其罕見，製作者用簡潔的線條勾畫出五官，運用誇張的手法配以圓突的縱目、鷹鉤鼻、大闊嘴、招風耳，塑造出詭譎的形象。另一件大型青銅立人像也相當值得關注，該銅像身高約170厘米，赤足立於約90厘米的方座上，神態肅穆，粗眉、縱目、挺鼻、闊嘴，雙耳呈勾雲狀。體態瘦削，戴冠，身著後有燕尾的長袍，雙手置於前，手握成環圈狀，上下斜對相承，似握有兵器或權杖。
有別於商朝以瑰麗為美的時代，西周青銅器開始過渡至崇尚洗練簡樸的年代，直至中後期，幾何紋逐漸取代前期的獸麵紋成為主要的紋飾圖案。清道光年間出土於陝西扶風的大克鼎屬暴虐成性的周厲王之物，鼎高83厘米，重201公斤，鼎耳光潔無飾，鼎身以竊曲紋裝飾，造型裝飾相較於前期樸素了許多。
書法
中國文字最晚在商朝時已出現，主要是甲骨上的“卜辭”與青銅器物中的“銘文”，其形製美觀結構勻稱，已屬於成熟期的文字，具有一定的藝術價值。
1889年王懿榮的發現讓一直被誤用作藥材的甲骨終於得以身世大白，那些古怪的符號實際是商王室占卜時的“卜辭”。其字多作長方，筆畫纖細，以直線居多，也有略帶曲筆，有用朱筆寫後再用利具契刻，也有先刻出文字後再塗色。盡管這僅是書法藝術的發端，但已經展現出多種，有的遒勁有力，有的工整秀麗，有的端莊凝重，有的簡約奔放，富有變化。
西周青銅器的藝術魅力相較於商遜色不少，然而內壁的大量銘文足使其在書法藝術史上占據一席之地。自商中晚期起，便開始出現少量銅器銘文，被稱為金文，因大多刻於鍾、鼎之上又作“鍾鼎文”，直至西周發展成熟。製作時，先將文字寫於軟坯上製成模塊後再加以鑄造，借此可保留更多筆意，與契刻而成的甲骨文相比筆法潤暢許多。
前文介紹的大克鼎其內刻銘文原有陰線方格，於界格內填字，則布局疏密有致，勻稱工整，體現出文字書寫日益規範化的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