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今天這校園晨光讓我感到光怪陸離，感到充滿欺詐和險機。氣溫很低，盡管我已經像有經驗的犯人那樣將幾乎所有衣裳穿在身上，可還是冷得不行。校園裏人影幢幢，有的在晨練，有的走向食堂吃飯，一切俱與往常無異。朦朧晨光中沒人注意到我和跟在後麵的範、孟。我一路向大辦走去，就像我在為範、孟兩人帶路。從宿舍到大辦大約有四五分鍾路程，雖短卻是我人生旅途具有標誌性意義的路程。什麼叫窮途末路？這就是。也許那時我的精神已經麻痹，整個人已變成了無魂無魄的行屍走肉。快到大辦樓前時我兀地感到了緊張，是緊張不是恐慌。我看見有幾輛轎車停在空地上，周圍走動著許多穿棉大衣的人，我認出他們是學校保衛處的，在批判我的大會上他們曾扮演“激奮的學生”卡過我的脖子。昏暗中我認不出他們的臉卻能認出他們膨脹著強蠻的形態。現在他們已用不著扮演什麼了，已堂而皇之進入自己的角色。他們向我包抄圍攏。這就是周文祥，範宜春說。一束手電的強光就刺在我的臉上，我感到眼前一片光明。後來手電光熄了。交給我們，一個粗嗓門說。範、孟兩人立刻轉身走了。校園晨光下他們走得飛快，就像叫鬼咬了腳跟。
我被保衛人員帶進二樓一個房間裏，他們把我推進房間便在外麵把門關上。屋裏亮著燈，我看見一個人趴在桌上寫著什麼，眼光相碰我們都認出了對方。反右鬥爭使我們這樣本來默默無聞的人都小有名氣了，走到哪兒都會有人對你指指戳戳。我知道他是動力係的助教黃斌。學校右派泛濫成災，情況又各異，我不知道他是怎樣成了右派的。可我知道他是老師，成了右派我也沒忘記師道尊嚴，我叫一聲黃老師。他點一下頭沒說什麼，似乎不願與我說話。禍從口出這一被印證的真理使每個人都對別人大加防範。我也住口不言。屋裏很靜，靜得惟聽見電流燒燈絲的噝噝聲。不久我聽到走廊上的腳步聲。一會兒門被推開，進來的是校辦秘書潘林。潘是校編委，我和他認識，我斷定那張“有事到大學辦公室一談”的字條是出自他手。而看見我他並不打算和我“一談”，而是用平淡口氣問句：周文祥最近考慮過自己的問題沒有？我說一直在考慮。他說桌上有筆有紙，寫一份思想彙報。我心裏納悶，咋天不亮就把我弄到這兒寫思想彙報呢？我說我前天剛把一份思想彙報交給係黨總支了。潘林有些不耐煩地說，叫你寫你就寫，這份彙報材料是學校要的。我知道隻有寫了。這時我已看穿了他的“西洋景”，寫彙報是假，把我安撫住是真。
果然，我剛在紙上寫了一個“思想彙報”的題目，走廊上又響起了腳步聲，很重很淩亂，是皮靴在水泥地上發出的鏗鏘聲。我的心往上一提。門被推開，擁進三個穿藍棉製服的警察，潘林對著我把手一揮說：這就是周文祥。一句話又完成了一次交接。兩個警察走到我跟前一個扭了我的胳膊，一個從文件包裏掏出逮捕證，向我宣讀因現行反革命罪被北京市人民檢察院批準逮捕。雖然這時我已經對逮捕有足夠心理準備，可一聽罪名我的頭就轟地一聲炸響，反革命分子是人人懼怕的罪名，能招致殺身之禍。惶惶中我竟然不知手銬是什麼時候銬上了我的手腕。
緊接著便是搜身。一個警察將我胸前的校徽一把揪下一揚手丟在桌上。校徽在桌上彈了幾彈掉到地上。看著躺在地上的校徽，我悲從中來。我意識到學生生活將一去不複返了，盡管這與逮捕判刑相比實在算不上什麼，可我還是感到無比的悲傷和痛心。他們又將我裏裏外外亂摸一氣。摸出的學生證、借書證、記分冊、指甲鉗、零錢及飯菜票等胡亂丟在桌子上。最後又抽下我的腰帶，同樣丟在桌子上。他們做這些“老本行”事情時顯得十分的熟練，三下兩下就完。搜查完畢兩個警察命令我向外走。盡管我手提褲子十分的狼狽，可我沒忘記和黃斌老師告別。但黃垂著頭，不肯響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