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他而言，就他的政治行為而言，他代表他的群體，這沒有錯，而任何主義如果是一種畫餅充饑、徒有虛名的不實之詞時，他的人民都會對他進行革命（包括改良和改革）；就引爆他命運導火索的兩首詩歌而言，他是再純粹不過的詩人，在奴顏和頤指之間選擇的是魯直笨拙、中途翻船的中間道路，並且學不來那些聰明狡獪、足以“片葉不沾身”的中庸道路，正直、率真、曠達和抱負那種胸次，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達到的。胸次大則從心為上，胸次小則從眼為下，從心和從眼出來的東西應該是不一樣的，而在中國古代詩歌史上，能夠像他那樣完美地將性情和詩品高度融合的詩人真是少之又少啊。一個詩人，能做到這樣，已經不錯了。
除開才華大小，與詩仙李白的汪洋肆意、狂傲不羈的詩風相比，他似乎多了點深邃與沉穩的氣度；與詩聖杜甫的憂鬱悲苦相比，他則多了些豁達與樂觀的精神。請看：“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勝春朝。
晴空一鶴排雲上，便引詩情到碧霄。”（《秋詞》）沒有高節和雅量，怎能寫出如此卓絕、勢壓群雄的詩章？那篇隻有八十一個字的《陋室銘》，自是一世翰墨英雄，竟至幾乎一夜間傳誦四方。可以斷言，從古至今沒有哪個作家和詩人能夠做到這一點。隻有他——劉禹錫，達到了這樣的高度，而劉禹錫隻有一個。
後來因為腳疾，他才改任太子賓客。六年後，他就離開了人世。
算一算，從三十五歲到五十五歲是二十年，一生中最美好和才具最成熟的年華都是在貶謫中度過的。他自己也說“巴山楚水淒涼地，二十三年棄置身”。實在是苦到了一定程度。
到底友誼還是雙向並且同等重量級的好——是這樣的友誼：在柳宗元油盡燈枯、客死柳州任上後，他代替他，把他沒有活的歲月加倍地活了出來——他花畢生之力，整理柳宗元的遺作，然後又排除萬難，全力籌資刊印，使其得以問世，並將柳宗元的一個兒子認在膝下，撫養長大。可以說，沒有他，也就沒有柳宗元文集的刊行於世。《江雪》、《漁翁》、《捕蛇者說》、《三戒》、《天對》、《封建論》等經典美文，可能也會如流星一般消逝在遠古的天空，不為世人所見，無法被今人所吟詠和傳唱，可能也就沒有幾個人知道曆史上有位柳宗元……世間如果真有這樣的朋友：戰友、親人、父親、兒子和部分的愛人……唔，簡直值得為他（她）死上一回。
一定有過那樣的時刻吧？歡愉的時刻，毫無掛礙的時刻？在一個“山桃紅花滿上頭”的季節，兩個朋友，如同兩個月亮，彼此照著，醉眼相待，暗暗較量誰先伏桌而眠，也有開懷的朗聲大笑，以及低聲的行吟。當然，還有小路石頭上的沉默無語，對坐讀書……從兩人偶爾相互之間的題贈中，也可以得知他和柳宗元友誼的深厚，其中他們在衡陽分別、三唱三和的情景，最為淒涼和讓人動容——柳宗元在離別的船上作《重別夢得》而感慨萬千，聲音幹燥：“二十年來萬事同，今朝歧路忽西東。皇恩若許歸田去，晚歲當為臨舍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