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生在一個詩歌生長得最好的時代，屬於那個時代最好的詩人裏頭的一個，從他的口中傳出來的吟哦平白、深情，承襲了民間竹枝詞（那些完全不拐彎抹角的竹枝詞啊，曆經了風雨的洗刷砍斫，已經臻於天籟）的大好處，至今為我們所癡迷。他跟他們寫的幾乎一樣——唉，因為幾乎一樣，才說他好呐。去翻最原始的竹枝詞吧，怕你會轉頭說他不好。因為也就是個“幾乎”，並不真“一樣”。要一樣很難的。
但已經很好了。
從始至終，他也像詩歌一樣活著，他走過的道路沒有人走過——他因詩而兩度遭逢不幸，幾乎被命運劈頭蓋麵毒打了一生——好在有天下最忠誠的朋友可以作為藥片，在必要時大把大把地吞下，緩解一下疼痛。
第一次躲閃不及的“毒打”，來自“永貞革新”，那是一次銳意改革而未竟的行動，他和其他的七個人同時被貶往不同的邊疆。當時有著相同遭遇的還有他的朋友柳宗元。而在那次革新失敗不久、他短期被貶初回長安時，不該雪上加霜地寫下了《遊玄都觀》：
紫陌紅塵拂麵來，無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觀裏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後栽。
其實，如果他隻讚歎著眼前五色的花與整片樹木的海也就罷了，也就沒有了後來半生的顛沛流離，然而這首詩絕非那麼簡單，讓他獲得了一個“詩語譏忿”的罪名——他也不是沒有那一層意思——那一刻，他心動性起，行為舉止都隨心意起伏張合，一副軀殼，如受役馬奔停……他多麼貪婪地緊盯著那一切並大聲唱出，任憑思緒和感受肆意橫流也不去攔截，仿佛已經知曉不能再真正地回來這裏，回來廝守他的故鄉。
皇帝很生氣，一怒之下，再次下令將他貶到播州。播州在今天的黔北遵義一帶，山高穀深，當時尚未開發，是“瘴癘之地”，人在那裏很難生存。當時他的母親年事已高，如果跟去，一定無法承受苦難，而如不跟去，那麼她則必將再沒有和兒子相見的可能。韓愈的《柳子厚墓誌銘》中有記載：他與柳宗元於元和十年同被召回京城，不但未被起用反而再度遭貶，柳宗元得知自己被貶至柳州，而他則遠謫播州時，不禁大哭起來：“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於是，他立即“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前一句說的自然是柳宗元，後麵半句則說的是：柳宗元上條陳的同時，官員裴度也向皇帝求情：“播州極遠，猿猱穴所宅，禹錫母八十餘，不能往，當與其子死訣，恐傷陛下孝治，請稍內遷。”
於是他被改去了相對安穩一點的連州。
假設當時沒有柳宗元和裴度，或者他們對這件事毫不知情，他恐怕隻有帶著高堂老母去播州受苦了。曆史上這“一句半”記錄的卻是萬言難具的深摯友誼。
一首詩換來十四年的貶謫，代價不可謂不慘重至極。
十四年後，也就是文宗大和元年春天，他回到洛陽，當時已五十五歲。隻是他依然率真無忌，居然又一時衝動或一時高興，筆歌墨舞，《再遊玄都觀》爆綻毫端：“百畝中庭半是苔，桃花淨盡菜花開。
種花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於是，曆史極端戲劇化地重演了這一幕：從那一年開始，他又被外放、外放、外放，曆任蘇州、汝州、同州刺史，漂泊到死。
我並不認為他的所為有“二百五”之嫌——有文人自恃不假。不是沒有人對他言必造次：如同莊子筆下的鵪鶉麻雀，滿足於在樹叢中飛翔（“槍榆枋而後止”），卻還嘲笑高飛的大鵬，認為人家是沒事找事，自討苦吃。唔，一隻與秋霜爭嚴的鳴蟬，當然無人信高潔。從古至今，都有一個問題困擾著人們，即使你我也不例外，即：詩人何為？我們知道，其實大家常常被放置在了一個尷尬的位置——你卑微或光榮，都概莫能外，你就在那個區間裏，突不破，打不開，動彈不得。